习李新政是否能带领中国模式走向成功，尚待时间来证明。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新的领导班子在反腐方面似乎频繁有大动作，媒体也似乎比以前更大胆了一些。的确，政策的制定执行对反腐败至关重要， 但反腐只靠自上而下的打击就能够根治吗？笔者认为远远不够。如果只能靠政令领导反腐的话，中国的反腐还没有跳出历史上整肃吏治的怪圈。历史上励精图治的统治者官员虽说不多，但也并不鲜见。为什么反腐成果往往好景不长，奏效甚微，甚至劳而无功呢？

   腐败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呢？有人说，是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这话的确有道理。反腐的首要条件是“上梁”首先要正，如果统治者官员腐化，就不能怪民众仿而效之，因为官员凭借自己的权势占据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在先，怎么能责怪民众为自己的温饱贪恋些蝇头小利？ 大恶不惩，何以罚小恶？ 因此，领导者对根治官员腐败的决心是根治腐败的重要条件之一。

   但是，官员腐化的原因又是什么呢？首先，制约权力和制度的不完善是官员腐化最重要的原因。中国的官员制度仍旧带有旧吏治的封建专制缺陷，官员仍是对上层统治者负责，而上层统治者假设官员的高尚道德和“先进性”， 并没有建立监督约束机制。在封建君主制度下的中国吏治，读“圣贤书”的官吏们已经被假设具有， 或者至少以圣贤的高尚道德情操为榜样。其权力是由上级赋予，并对上级负责，民间的意见是没有正常的有力量的机构代表的。民告官通常被认为是犯上作乱，因此可以说只要上级不查办，其权力是不受任何约束的。因此，当腐败危及到政权时，很多时候已经是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了。

   尽管信奉共产主义的新中国的吏治尽管有很大改进，比如说对群众意见的重视和群众组织的建立。 但从本质上来说，共产党的“干部-群众”制度并没有脱离历史的“官-民”巢臼。“干群关系”和旧有的官民关系事实上是相似的。干部的道德高尚和先进性也是事先肯定的， 选拔任用也是由上级决定，对上级负责的。 只听说过对先进的共产党员进行学习， 没有听说过对先进的共产党员要实行权力约束的。 所以，官员代表的仍旧只是上级，而非人民的意见。只要上级的统治者事先通过“道德的高尚性”获得了统治的合法权（legitimacy），这种权力基本上是不受到任何有力的约束的。事实上，这和西周的道德统治， 以德配天没有本质的区别。 无论这种道德信仰是古代圣贤的学说，还是现代的先进的马列主义毛泽东学说。两者的共同点是：用意识形态的“先进性”获得了不受约束的统治的合法权。

   这种 自上而下的“道德统治”模式在其产生之日，就受到了老子的质疑。老庄的思想认为在道德已经衰落，礼崩乐坏的周朝，这种依德或仁义礼等治国的“道德模式”不仅是下策，而且往往被统治者利用，约束的仅仅是没有权力的人民， 而为大盗窃国提供了方便。依据老庄的思想，这种只针对下层有用的权力不均衡的道德统治好比把珠宝（天下）装在一个层层上锁（道德规范约束）的箱笼，并不能约束没有道德的统治者 （窃国者）， 反之，这种用拔高道德规规范的做法只能更有利于强盗和窃国者。窃国者所需要做的只是更方便地把这个带锁的箱笼一起拿走，因为没有人能阻止强权的破坏性力量。这也会正是老庄批评孔子儒家的要害所在。孔子的儒教的确是能约束人民，但却未能约束窃国的大盗（统治者），使得本为公器的天下成了盗拓的战利品。老子给出的答案是建议上层 回到人仁慈而滋生万物的“道”，避免“德”在人间的堕落。可老子的警示并没有阻止道德的堕落和人们对强权的向往。

   如此，曾经滋生养育了中华古老文明的道德，并没有能够逃避强权下腐败的滋生， 连绵的自下而上的农民起义都是在权力极度腐败，民不聊生的情况了起来推翻一个政府，但建立的新的政府往往会重蹈这种道德统治下的权力腐败的覆辙。这种分分合合的循环延续了千年。 这种命运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避免吗？

 如果能的话，旧的“道德治国”，榜样治国的模式必须改变。 但这也并不是说道德治国没有可取之处， 但只一味尊崇道德模式，学习而成为“先进”的统治者往往成为空谈，假话，是虚伪，是允许实际上的道德堕落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允许窃据高位的腐败官员作威作福而不作为。 因而，打破毫无约束力的道德治国必须对对官员的权力进行约束。

   然而，怎样约束官员的权力呢？首先制度是必须的，但一个良好的约束机制是建立在公民意识和公民共识上的，而不仅仅是简单的自上而下的政令。如果每一个公民都能从我做起，建立良好的制度，决不姑息腐败， 民心所向，贪官恐怕无处可逃。但人们往往看到的现象是，中国的教育制度不是教育人们成为有责任的有创造性的能够改变社会，解决社会问题的有责任的公民，而是教育人们如何服从权威，听从教导，做“拥护”党的政策的顺民。这样的道德政治下的教育模式扼杀了中国人的创造性和对社会的责任感。如果人民受不到国家的尊重，被当作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来“教导”的话，大多数人民永远不会对社会有责任感，人们所能做的只是为自己谋私利，因为国家并没有把人民当成有独立人格值得尊重，能对社会负责的“成年人”。 事实上， 许多国人并容忍对自己有利的“腐败”，营建自己的关系网为己谋福利，却指责别人腐败。因此，一个贪官倒下了，更多的贪官起来了。是什么样的土壤让中国产生了如此多的贪官？根除这个产生腐败的土壤，恐怕这才是反腐败的治根之本。

   笔者认为，根除腐败的土壤必须从公民教育入手。这种教育不是灌输道德和知识，唱道德高调让公民去牺牲奉献，把人民当成没有思想的愚众去欺骗，而是尊重每一个公民，鼓励公民的创造性去解决社会问题，教育公民从我做起，如何建立更好的社会制度，遵从并改善社会制度。这种公民教育必须要政府给予社会资源支持，在家庭和社会教育的配合下，使每个公民真正认为自己是有尊严有能力能够为改变社会贡献力量的一分子。 在这一点上，美国的公民教育做得很不错，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建立了完善的学前和公立教育制度和配套的社会教育设施。美国的公立学校必须保证师资和学生的比例，保证小班教学，使每个学生得到充分的关注，并提供大量的免费图书资源和社会资源。 美国的小学生学前班就学社会学，懂得自己是社会的一分子，自己怎样做才能帮助社区。而中国的教育对儿童教育投入关注太少，中国的儿童从小就习惯了被忽略，试想四五十个学生一班，初中毕业丝毫不懂儿童心理学的老师只要求孩子做乖孩子，守纪律，听话，根本谈不上尊重孩子对孩子进行公民教育。即使家庭教育关注到孩子的需求了，社会教育很快使孩子变得服从权威，怕老师的， 习惯被忽略而受不到尊重。这样的下一代如何成为有创造力有责任心的公民？这样的下一代如何会使明天的太阳更灿烂？这样的下一代如何能成为反腐败的希望和主力？

   因此，笔者建议，反腐败应当从娃娃抓起，公民教育应学前开始，使下一代成为受到充分尊重，负有社会责任的公民，而非听党的话，只会服从的顺民。国家应当对基础教育投入人力物力，建设完善教育制度和设施，改善师资， 这样，公民群策群力，以身作则，制度才能改善，国家才能发展，腐败才能得到很大程度上的遏制。仅仅靠自上而下的打击，或许能作用一时，却远非长久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