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討論中國政治的轉型，高伐林博特意轉來馮勝平先生宏文一篇，因此引來在下些微對公民社會的憧憬和設想。在此先謝過高伐林博和馮先生。 馮先生提到的“三民”：刁民，暴民，和順民，的確已經成為民主和社會進步的攔路虎。如何改變，且慢慢一一道來。 首先，刁民的指謂是高高在上的官老爺起的， 所以應當是在集權和專制的土壤中產生的。 舉一個例子，作為學生的筆者，多年前曾在和同學在中國某城市郊區農村小住，喜歡和一位非常憨厚慈祥的大爺聊天，覺得這位大爺直率老實，處處幫我們，非常可敬。閒聊之際，老大爺對這群城裡來的學生崽非常喜愛和信任，於是向我們盡情吐露心聲。老大爺說略帶着調侃說: “我對你們城裡人啊，有一個印象，就是你們真傻。” 我們當時楞了一下，思量這個這個沒受過教育老大爺，或許是什麼高不可測的隱士什麼的，就恭敬地問：“您說說城裡人怎麼個傻法。”老大爺吧嗒着煙袋，眯着眼睛笑：“你們城裡人連真假都分不清，你知道我們村里人很多人靠賣假蜂蜜假藥，把幾層樓都蓋起來了。”我們當時都傻了，老大爺接着正色告訴我們：“你們要學精一點哩，別相信那些假貨。”老大爺“純樸“得把村里人致富的秘密都告訴我們了，可這秘密讓我們這群城裡的傻蛋們再也笑不出來了。後來聽說那一帶農村以出彪悍的“刁民”著名，凡是路過的車輛，必須要納過路費，如敢硬闖，小孩大人石頭土塊都一起上，輕則砸壞幾塊窗玻璃，重則砸的人頭破血流。 這遭遇“刁民”事件，讓我實在費思索，我相信，正如我看到的，老大爺和村裡的人們有着所有人類善良的一面，我無論如何把那個老大爺純樸憨厚的樣子和賣假蜂蜜假藥的強行索要過路費砸窗玻璃的“刁民”連到一起。多年後我慢慢試圖學會理解他們，覺得似乎是恍然大悟了：無論是“刁民”還是“順民”，原非人民的本性啊，關鍵是什麼樣的體制，會滋生這種“刁民”呢？ 首先，貧窮是其原因之一，但也不完全是，更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等級特權社會，城鄉差別的不公平，讓面朝黃土背朝天的鄉下人看着城裡人幹部占盡了社會資源的好處，能覺得平等嗎？長期作為底層的草民賤民，見到官老爺就誠惶誠恐，被剝奪了人的尊嚴，怎麼能期望他們替那些比他們處境好許多的人着想呢？刁民原是等級社會和在官老爺們的淫威之下的產物啊，等級制度存在一天，社會不公存在一天，刁民就會存在，因為竊取社會資源的既得利益階層是大盜，而刁民只是小盜而已。期望良好的社會道德在一個“竊國者諸侯，竊鈎者誅”的不公平的權貴社會存在是不可能的。 其次，再說暴民，暴民是“刁民”的升級。長期受等級制度壓抑的“刁民”，在忍無可忍時，會認可暴力手段去推翻社會，無論是無組織的暴亂也罷，有組織的社會革命也罷，都認可對暴力的使用。而這種對暴力的使用如若使用不當，會產生暴民。文革的“造反有理，革命無罪”就是典型的暴民的“民主”。這暴民的革命是長期壓抑積澱的仇恨的總爆發。一方面它有它存在的道理，但另一方面它一旦祭出了暴力，就必須冒着不能控制暴力的危險。 更令人擔憂的是，“暴民”往往會盲從，往往落了個受極少數人利用的下場。母親曾經告訴我她親歷的一個文革批鬥會：在數千人的圍觀下，一個懷孕的婦女被迫站到高高的桌子上，檢討自己亂搞男女關係。事實上很多人心裡明白這是誣陷和公報私仇，可沒有一個人敢站出來，因為某個人只要吼一聲：把誰誰揪出來，台上就會多了一個挨批的倒霉蛋。 這暴民的力量終究會被某些人利用控制，成為反過來殘害人們的手段。 共產黨革命雖然一方面有着美好的理想，但另一方面擺脫不了等級社會受壓抑後“暴民”的產生，至於去利用這種“暴民”恐怖去實現政治權力之爭，就更為悲哀了，但文革就是這麼做的。 所有的統治者，大概都希望人民會是“順民”。所以中國千年來的等級社會的統治者們，無不想把刁民和暴民馴化成順民，道德的樊籠和刑法的嚴酷，恩威並施，總是權貴統治階層不希望放棄自己的等級特權， 因此想盡一切辦法去安撫或壓制刁民和暴民的反抗。 可那裡有壓迫，那裡就有反抗，無論統治權貴怎樣愚民和恐嚇人民，江山頻換，而日月依舊，這刁民和暴民的傳統就這樣在等級社會一代代傳下來，生生不息。 當然，也不能夠一棍子打倒所有的統治權貴，聰明的權貴精英們會希望以開明的“仁政”得到人民的認可，使順民載舟，而非覆舟。但這精明的權貴統治着首先不會有幾個，其次，其他虎視眈眈的外族們也會乘機入侵，因此這開明專制的時期一過，積弱的國家一不小心就會成了他人的刀俎上的肥肉，而且連這教化的“順民”也照單全收。久而久之，順民們也不去分辨究竟是那些權貴統治者的“順民”了，反正都是做順民奴才的命，不管他蒙元還是滿清，是中共還是美帝，有什麼分別？ 可是，有一天這“順民”做不下去了，難道只好再做回刁民暴民嗎？ 難道只有這幾條路來選嗎？ 難道沒有別的出路嗎？ 談到公民權力，大都會援引西方的天賦人權和政治契約論，西方基於宗教，相信人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因為是上帝給的，因此人人都有不可剝奪的權力，人民只不過把這個權力以契約的方式“讓渡”給政府，因此，作為統治者和政府，是必須為公民負責作為交換的。 不管緣出何處，這種公民社會的基礎都是權力平等意識。中國古代有沒有這種明確的公民意識，在下不敢妄言，因為那個年代的交通交流和現代無法可比， 但這平等的種子肯定是有，比如說老子是從另一個社會萬物平衡的角度認為陰陽的均衡和權力的動態平衡是健康的社會的基礎，因此警告統治者柔弱定會勝剛強，被壓迫低賤的柔弱的代表着新生和未來。老子說的這種平等是來自自然萬物的“道”，是一種動態的平衡的過程。 但可惜中國人漢唐以後都拿老子的政治思想去指導養生了，而在政治上，老子的影響過了宋代就完全被儒家取代了，禪佛教雖留下老子思想深深的印記，但都被精英們用來修身悟道忘我了，老子初朴的平等思想在政治上沒有留下任何痕跡。 言歸正傳，這公民社會是基於一個權力平等的信念，是統治者和人民權力之間的動態平衡，但首先要破除精英和權貴思想。 公民社會中，人民是有尊嚴的，有權力的，有能力的個體， 而非等待民主恩賜的“順民”，或着心懷怨恨的“刁民”，和鋌而走險的“暴民”。而這公民社會的共識的達成絕非幾天之功，不是精英民主的憲政夢就能豁然成真的。公民社會的共識是通過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學校教育，公共媒體的協商，等等一系列渠道達成的，是利用知識給人民賦權（empowerment）的過程，區別於順民的灌輸被動。這個公民社會西方花了幾代，甚至一百多年多才慢慢成熟。 奇怪的是， 有些中國的精英們做着民主的憲政夢，可唯獨不去碰這個貨真價實童叟無欺的西方民主的真諦；許多精英們憤懣於自己言論的不自由，但卻不去檢討自己比之於普通的人民，仍舊有着高分貝的發聲權；很多精英希望憑自己的認識來踐行西方民主之路，卻從來眼裡看不在人民在那裡。 究其原因，就是因為權貴特權社會的等級優越感蒙蔽了精英們的雙目，精英看到的只是自己的發言權受到統治者侵害，卻很難從普通民眾的角度去理解他們究竟需要什麼。 對於公民社會的呼籲，在所謂的左右路線之爭中從來沒有發聲的機會，在下願為不自量力的愚人，呼籲中國向真正的公民民主的平等社會轉變，呼籲精英們放棄意識形態的紛爭，致力於公民的賦權運動（Movement for Civil Empowerment）！讓每個人民成為自信有社會責任感，身體力行由己做起的公民，而非刁民，暴民和順民，方是中國民主運動的目標和開始。 以上觀點均為一己之見和感想，如有高見，還望賜教為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