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讨论中国政治的转型，高伐林博特意转来冯胜平先生宏文一篇，因此引来在下些微对公民社会的憧憬和设想。在此先谢过高伐林博和冯先生。

冯先生提到的“三民”：刁民，暴民，和顺民，的确已经成为民主和社会进步的拦路虎。如何改变，且慢慢一一道来。

首先，刁民的指谓是高高在上的官老爷起的， 所以应当是在集权和专制的土壤中产生的。 举一个例子，作为学生的笔者，多年前曾在和同学在中国某城市郊区农村小住，喜欢和一位非常憨厚慈祥的大爷聊天，觉得这位大爷直率老实，处处帮我们，非常可敬。闲聊之际，老大爷对这群城里来的学生崽非常喜爱和信任，于是向我们尽情吐露心声。老大爷说略带着调侃说: “我对你们城里人啊，有一个印象，就是你们真傻。” 我们当时楞了一下，思量这个这个没受过教育老大爷，或许是什么高不可测的隐士什么的，就恭敬地问：“您说说城里人怎么个傻法。”老大爷吧嗒着烟袋，眯着眼睛笑：“你们城里人连真假都分不清，你知道我们村里人很多人靠卖假蜂蜜假药，把几层楼都盖起来了。”我们当时都傻了，老大爷接着正色告诉我们：“你们要学精一点哩，别相信那些假货。”老大爷“纯朴“得把村里人致富的秘密都告诉我们了，可这秘密让我们这群城里的傻蛋们再也笑不出来了。后来听说那一带农村以出彪悍的“刁民”著名，凡是路过的车辆，必须要纳过路费，如敢硬闯，小孩大人石头土块都一起上，轻则砸坏几块窗玻璃，重则砸的人头破血流。

这遭遇“刁民”事件，让我实在费思索，我相信，正如我看到的，老大爷和村里的人们有着所有人类善良的一面，我无论如何把那个老大爷纯朴憨厚的样子和卖假蜂蜜假药的强行索要过路费砸窗玻璃的“刁民”连到一起。多年后我慢慢试图学会理解他们，觉得似乎是恍然大悟了：无论是“刁民”还是“顺民”，原非人民的本性啊，关键是什么样的体制，会滋生这种“刁民”呢？ 首先，贫穷是其原因之一，但也不完全是，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等级特权社会，城乡差别的不公平，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乡下人看着城里人干部占尽了社会资源的好处，能觉得平等吗？长期作为底层的草民贱民，见到官老爷就诚惶诚恐，被剥夺了人的尊严，怎么能期望他们替那些比他们处境好许多的人着想呢？刁民原是等级社会和在官老爷们的淫威之下的产物啊，等级制度存在一天，社会不公存在一天，刁民就会存在，因为窃取社会资源的既得利益阶层是大盗，而刁民只是小盗而已。期望良好的社会道德在一个“窃国者诸侯，窃钩者诛”的不公平的权贵社会存在是不可能的。    

其次，再说暴民，暴民是“刁民”的升级。长期受等级制度压抑的“刁民”，在忍无可忍时，会认可暴力手段去推翻社会，无论是无组织的暴乱也罢，有组织的社会革命也罢，都认可对暴力的使用。而这种对暴力的使用如若使用不当，会产生暴民。文革的“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就是典型的暴民的“民主”。这暴民的革命是长期压抑积淀的仇恨的总爆发。一方面它有它存在的道理，但另一方面它一旦祭出了暴力，就必须冒着不能控制暴力的危险。 更令人担忧的是，“暴民”往往会盲从，往往落了个受极少数人利用的下场。母亲曾经告诉我她亲历的一个文革批斗会：在数千人的围观下，一个怀孕的妇女被迫站到高高的桌子上，检讨自己乱搞男女关系。事实上很多人心里明白这是诬陷和公报私仇，可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因为某个人只要吼一声：把谁谁揪出来，台上就会多了一个挨批的倒霉蛋。 这暴民的力量终究会被某些人利用控制，成为反过来残害人们的手段。 共产党革命虽然一方面有着美好的理想，但另一方面摆脱不了等级社会受压抑后“暴民”的产生，至于去利用这种“暴民”恐怖去实现政治权力之争，就更为悲哀了，但文革就是这么做的。

所有的统治者，大概都希望人民会是“顺民”。所以中国千年来的等级社会的统治者们，无不想把刁民和暴民驯化成顺民，道德的樊笼和刑法的严酷，恩威并施，总是权贵统治阶层不希望放弃自己的等级特权， 因此想尽一切办法去安抚或压制刁民和暴民的反抗。 可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无论统治权贵怎样愚民和恐吓人民，江山频换，而日月依旧，这刁民和暴民的传统就这样在等级社会一代代传下来，生生不息。 当然，也不能够一棍子打倒所有的统治权贵，聪明的权贵精英们会希望以开明的“仁政”得到人民的认可，使顺民载舟，而非覆舟。但这精明的权贵统治着首先不会有几个，其次，其他虎视眈眈的外族们也会乘机入侵，因此这开明专制的时期一过，积弱的國家一不小心就会成了他人的刀俎上的肥肉，而且连这教化的“顺民”也照单全收。久而久之，顺民们也不去分辨究竟是那些权贵统治者的“顺民”了，反正都是做顺民奴才的命，不管他蒙元还是满清，是中共还是美帝，有什么分别？

可是，有一天这“顺民”做不下去了，难道只好再做回刁民暴民吗？ 难道只有这几条路来选吗？ 难道没有别的出路吗？

谈到公民权力，大都会援引西方的天赋人权和政治契约论，西方基于宗教，相信人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因为是上帝给的，因此人人都有不可剥夺的权力，人民只不过把这个权力以契约的方式“让渡”给政府，因此，作为统治者和政府，是必须为公民负责作为交换的。 不管缘出何处，这种公民社会的基础都是权力平等意识。中国古代有没有这种明确的公民意识，在下不敢妄言，因为那个年代的交通交流和现代无法可比， 但这平等的种子肯定是有，比如说老子是从另一个社会万物平衡的角度认为阴阳的均衡和权力的动态平衡是健康的社会的基础，因此警告统治者柔弱定会胜刚强，被压迫低贱的柔弱的代表着新生和未来。老子说的这种平等是来自自然万物的“道”，是一种动态的平衡的过程。 但可惜中国人汉唐以后都拿老子的政治思想去指导养生了，而在政治上，老子的影响过了宋代就完全被儒家取代了，禅佛教虽留下老子思想深深的印记，但都被精英们用来修身悟道忘我了，老子初朴的平等思想在政治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言归正传，这公民社会是基于一个权力平等的信念，是统治者和人民权力之间的动态平衡，但首先要破除精英和权贵思想。 公民社会中，人民是有尊严的，有权力的，有能力的个体， 而非等待民主恩赐的“顺民”，或着心怀怨恨的“刁民”，和铤而走险的“暴民”。而这公民社会的共识的达成绝非几天之功，不是精英民主的宪政梦就能豁然成真的。公民社会的共识是通过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公共媒体的协商，等等一系列渠道达成的，是利用知识给人民赋权（empowerment）的过程，区别于顺民的灌输被动。这个公民社会西方花了几代，甚至一百多年多才慢慢成熟。

奇怪的是， 有些中国的精英们做着民主的宪政梦，可唯独不去碰这个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西方民主的真谛；许多精英们愤懑于自己言论的不自由，但却不去检讨自己比之于普通的人民，仍旧有着高分贝的发声权；很多精英希望凭自己的认识来践行西方民主之路，却从来眼里看不在人民在那里。 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权贵特权社会的等级优越感蒙蔽了精英们的双目，精英看到的只是自己的发言权受到统治者侵害，却很难从普通民众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究竟需要什么。

对于公民社会的呼吁，在所谓的左右路线之争中从来没有发声的机会，在下愿为不自量力的愚人，呼吁中国向真正的公民民主的平等社会转变，呼吁精英们放弃意识形态的纷争，致力于公民的赋权运动（Movement for Civil Empowerment）！让每个人民成为自信有社会责任感，身体力行由己做起的公民，而非刁民，暴民和顺民，方是中国民主运动的目标和开始。

以上观点均为一己之见和感想，如有高见，还望赐教为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