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中國百姓而言，看到貪官污吏被明正典刑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北宋丞相包拯千百年來之所以如此被中國百姓膜拜，很大一部分原因在於他的狗頭鍘，虎頭鍘和龍頭鍘執法如山，大快人心。時至今日，新聞聯播里貪官落馬的畫面依然很讓百姓受落。然而，從經濟學的角度，貪官人頭的多少並不能代表肅貪的成就，觀者在很多時候往往是空歡喜一場。

根據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的報告，“2008年1月至今年8月,全國檢察機關共立案偵查貪污賄賂犯罪案件151350件198781人,提起公訴167514人。人民法院判決有罪148931人,占已審結案件的99.9%。通過辦案為國家和集體挽回經濟損失377億元”。這裡需要特別注意的數據是“挽回經濟損失377億元”。這337億元占全國貪腐收入的比率到底有多大？根據國際反洗黑錢智庫全球金融誠信組織的研究報告，在2000至2011年間共有約3.75萬億美元的非法現金流流出中國，這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貪腐收入。中國現在外流的非法現金流對GDP的占比已經超過了10%。

337億元人民幣對於3.75萬億美元而言可以說是滄海一粟，因此從經濟收效上來看，這種傳統的“誅貪”的反腐方式可謂收效寥寥，雖則明正典刑的場面頗為壯觀和感人。其實要論“誅貪”之鐵血，歷史上無人可與朱元璋相比。有學者估算，在朱元璋執政的31年中，大約有10萬到15萬貪官人頭落地，這其中包括他的女婿。熟悉明史的人知道，朱元璋轟轟烈烈的反腐運動最後以失敗告終。“誅貪”難收奇效，那反腐的重點戰場應在何處？重點不在於貪官這個人，而在於他的資產。

貪官的資產主要以什麼形式存在？筆者通過閱讀貝恩公司和招商銀行聯合製作的中國富人研究報告，大致也可以摸出屬於“富人”群體的貪官對資產配置的喜好。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和影子銀行為貪官隱匿和漂白巨額財富提供了絕佳的管道，另外貪官還可直接或間接的通過中間人（即白手套）擁有公司的股份。其實近來一系列“房妹”、“房姐”、“房叔”、“房爺”事件的曝光，已經讓外界充分認識到了房地產市場洗錢的巨大威力。而影子銀行的生意近來做得風生水起，同樣也得益於貪腐官員財富的注入。與此同時劉志軍丁書苗案的告破又充分揭示出了貪官借白手套斂財的手法高超和規模之巨。

中國應該把反腐的主戰場從“誅貪”轉移到對貪官資產的再分配上來，一個最直接的辦法就是對資產徵稅，然後再用稅收來完善民生工程，這樣既可大大減少貪官的尋租收入，又可以鞏固中央的執政基礎，最大限度的降低貪腐行為對社會的危害。貪官定罪的過程往往很漫長，但資產稅卻是隨時可以徵收的，連對貪官定罪的前提都不需要，而且從經濟上來講，這樣做對貪腐既得利益集團的整體殺傷力也最大。

“十官九貪”的吏員隊伍，光靠監督根本就無法有效反腐，這就像用狙擊手部隊擔負重大戰役主要作戰任務一樣，目標打擊精準，但整體殺傷效果微乎其微。必須用經濟的辦法（資產稅等等）對貪腐官員集團實施大面積剪羊毛的打擊，大大減少貪腐官員的尋租收入和降低其負面外部效應。雖然資產稅一開徵，百姓也會波及，但鑑於中國的絕大部分財富正迅速集中於少數利益集團手中，百姓在資產稅中失去的將從更公平的財富再分配中得到更大補償。

只是這樣一來中國的財稅體制就必須徹底改革，因為中國連直接的財產稅都幾乎沒有。中國主要對勞動和消費行為徵稅，對財產和資本基本不徵稅。中國沒有遺產稅，沒有贈與稅，也沒有固定資產保有稅。作為擁有巨額財富的貪官在中國是很幸福的，財富可以不斷轉移，增值，並幾乎毫髮無損的傳給下一代。有時候往往一個貪官倒下了，但他的財富卻大體保全，這樣的反腐幾乎是沒有意義的。中國稅收沒有調節貧富之功能，無形中把貪官的社會破壞力放大了數倍。

對貪官資產收稅的關鍵在於通過大數據和雲計算技術建立全國性的資產紀錄大數據庫。因為貪官可以通過白手套和假的身份檔持有資產，因此可以仿效英國的電子護照，在身份證和戶口當中植入記錄指紋信息的電子芯片，這樣一來資產就和獨一無二的指紋對應起來，再加上數據挖掘技術，貪官的財產就無處遁形。考慮到官員財產公開制度的屢屢難產，這個大數據庫也可不公開，交由類似於美國聯邦調查局這樣的機構掌控。這樣一個大數據庫其殺傷力就像當年胡佛的秘密檔案一樣，成為懸在地方貪腐官員頭上的達摩克里斯神劍，有助於改善“政令不出中南海”的亂政局面，極大的加強中央集權的執行力。

在這方面美國的國稅局已經走到了前面，他們已經儲存了1.2Petabyte（即1015 ）字節的大數據。美國國稅局每年要徵收超過2萬億美元的稅，並且身兼幫助聯邦政府減少赤字的重任，大數據成為了他們最為倚重的技術手段。同樣的道理，大數據技術也可以在中國的反腐，吏治整頓，稅改，和鞏固中央集權的過程中發揮出巨大的作用。

國之魂在於庶民，國之魄在於廟堂。貪腐猖獗讓百姓集怨難平，民風乖戾；讓吏治糜爛，廟堂昏暗。貪腐盛行已然成了目前中國共產黨生死存亡的一大危機，然危與機並存。通過反腐來確立對貪官資產再分配的主導權，並通過大數據技術完善稅制，加強地方官員與中央執行力的統一，大大強化中央集權，為以後中央行政令和改革舉措推行於全國奠定堅實的基礎。貪腐官員只是巨額財富的暫時保管員，中央隨時可以稅制調節這些財富為民所用。如此一來，反腐可化腐朽為神奇，危機也變成機遇。誰說廉潔吏治只是華盛頓模式的專利，中國完全可以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廉潔之路，一切當從巧力反腐開始。資產稅和大數據是中國反腐的殺手鐧。

近年開展的中國經濟普查很有可能就是為建立全國性的資產紀錄大數據庫做準備！任志強之流反對房產稅和遺產稅司馬昭之心也可休矣！
作者：公民經濟學家吳迪

（原文發表於11月8日【聯合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