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暴襲事件發生後，不少評論員甚至是主流媒體都驚呼這是中國版的911，潛台詞似乎是中國也陷入了伊斯蘭聖戰的漩渦，美國受的苦，歐洲受的苦中國也在受，大家是一個戰壕里的難兄難弟了。筆者覺得這是十分危險十分愚蠢的作法，通過西方主流媒體對昆明暴襲事件所表現出來的雙重標準，國人應該十分清楚的認識到厚着臉皮扮作聖戰受害者去和歐美套近乎和拿熱臉蛋蹭冷屁股一樣是沒有意義的。聖戰就像瘟神，它的緣起是基督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的碰撞，細讀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一書，你會了解到，在美國霸權依然存在的時代，中華文明還不夠資格和伊斯蘭文明碰撞。在中華文明和伊斯蘭文明相安無事的年代，大喊自己是聖戰受害者去勾引瘟神，不是無知無畏，就是別有用心。以前都怕新疆問題國際化，筆者覺得這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新疆問題聖戰化，這才是昆明暴襲事件背後東突勢力最險惡的用心。
聖戰這個詞很時髦，但不要隨便招惹上身，就像在哈利波特的世界裡，不要輕易提起伏地魔一樣。要懂得聖戰的緣起，讀讀可蘭經和伊斯蘭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抗爭史是很有必要的。
聖戰的崛起和穆斯林兄弟會的崛起密不可分。穆兄會的訴求就是使伊斯蘭成為政治和社會的核心原則，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改善社會的道德和物質基礎，伊斯蘭文明才能在和基督教文明不斷碰撞的過程中不斷加強自身。最初的穆兄會認為漸進的社會改良是實現政教合一的純正伊斯蘭社會的最可靠途徑。到了1970年代中，許多激進的穆兄會分支開始放棄這種漸進改良的路線，謀求通過革命的暴力的方式推翻世俗政府，因為世俗政府的統治者們都是伊斯蘭的叛徒，所以推翻他們的革命就成為了捍衛伊斯蘭的聖戰。著名的薩達特遇刺事件就是這股聖戰革命的產物。
直到1990年代中期，聖戰革命的聚焦點都在於推翻中東地區的世俗化獨裁政權。這些顛覆的企圖絕大部分都以失敗告終，這迫使聖戰的領導者開始重新思考他們的戰略。聖戰領袖們意識到這些世俗化獨裁政權都有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支持，並且在積極和以色列和解，如果不斷絕美國對他們的支持和在中東地區的強大影響力，聖戰在伊斯蘭的誕生地就無法取得勝利，因此聖戰的首要目標就是打擊美國，迫使以美國為首的基督教國家勢力退出中東，徹底切斷世俗化獨裁政權和歐美之間的經援臍帶，孤立並消滅以色列。本.拉登審時度勢，在1996年發出了針對美國的聖戰宣言，基地組織成為投入這股新聖戰的中堅力量，拉登也從一個名氣不大的Mujahideen一躍成為全球聖戰領袖。
從伊斯蘭地緣政治的角度考慮，不在伊斯蘭的核心地帶中東終結以美國為首的基督教國家的壓迫，不孤立並消滅以色列，聖戰的目標--在全球範圍內建立政教合一的純正伊斯蘭社會，就無法實現。聖戰者的國家和種族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全球範圍內建立政教合一的純正伊斯蘭社會。聖戰必須是基督教文明霸權的終結者，為整個伊斯蘭服務，而不是成為某些民族獨立的工具。正是基於這個全球化聖戰的大考量，東突分子對基地組織的搖尾乞憐才成效寥寥，拉登畢生都沒有提過要把中國列入聖戰目標，特別是中國還是伊斯蘭大國巴基斯坦的鐵哥們，完全沒有必要為了東突的獨立訴求而犧牲中國對一個主要伊斯蘭國家的友誼。
東突分子是妾有情，基地組織是郎無意。昆明暴襲事件對聖戰模式的刻意模仿似乎是東突分子一次絕望的吶喊--請把我們看作是聖戰的一部分吧，請不要把我們僅僅看作分裂分子。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某些有識之士大喊，聖戰之火燒到了中國，這正中了東突分子的下懷。不怕新疆問題國際化，就怕新疆問題聖戰化呀。無端端招惹聖戰的瘟神，這不相當於為無路可走的東突分子雪中送炭嗎？昆明暴襲事件必須是分裂運動的一部分，和聖戰扯不上什麼關係，中華文明還不夠資格和伊斯蘭文明碰撞，中國是和伊斯蘭世界關係最友好的一個G20國家。
在中國，民族矛盾一旦引發悲劇，最直接的反應往往是仇恨--從五胡亂華中祭出殺胡令的冉閔，到同治回亂對漢人實行種族滅絕殺戮的白彥虎。昆明暴襲事件點燃了漢族對維吾爾族，乃至整個伊斯蘭的仇恨，這種仇恨其實早就潛伏在大漢情結的深處，如果任其滋生，後果難以設想。恐怖分子所做的一切無非都是為了製造民族仇恨，這麼簡單的一個圈套，為什麼要往裡跳？不知道有識之士有沒有意識到一旦中國成為國際伊斯蘭的敵人，就可以把美國從恐怖主義的重重包圍之下解放出來，中國將取而代之成為被釘在聖戰十字架上的耶穌。
中國斷斷不能鑽進東突分子的聖戰圈套。不管這次馬航MH370到底是不是東突劫持的，都只能是以分裂為訴求的恐怖活動，而絕非聖戰。
說到民族矛盾，馬來西亞當年的情形和中國相比也不逞多讓。作為一個伊斯蘭教，印度教，基督教多種宗教，多種民族和諧共處的大國，馬來有很多寶貴經驗值得中國學習。實現中國夢需要經濟的政治的信仰的平台，不同背景的馬來西亞人都有一個馬來西亞夢，我們也該給維族人一個觸手可及的中國夢，這樣才能把宏圖將新疆問題聖戰化的東突分子掃進歷史的垃圾堆，才能維護中國的和諧統一。
作者：公民經濟學家吳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