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子：起因一位受害人向警方報案被“詐騙”（嫌犯羈押中）。公安局立案並報送檢察院。檢察院卻不予認定公訴，又不具體解釋。該受害人存疑，手上有證據：1、公訴檢察官與嫌犯代理律師在微信朋友圈“親密語言”互動（微信截圖）。2、嫌犯從看守所帶信找“人”疏通，與要找關係人2015年一場飯局，座上賓李紀周（賴昌星案涉案最高級別中共官員，時任公安部副部長，被判“死緩”）、（信件影印、飯局照片）。受害人講述了這些。我同情受害人，也想知道原因，覺得先不去管案外因素怎樣，把案件法律事實弄明白。我要來受害人材料，搜索最高檢職能部門有政策研究室，前去造訪，未曾想被歸類“訪民”，體會了中共“維穩”是什麼。

2、正題：2016年6月12日（周日，端午節後上班日）上午9時，我來到最高檢，大門口武警把守，進入傳達室，窗戶內兩個年輕人，後來知道是武警。我禮貌遞上身份證，問我什麼事，見誰？我說去政策研究室，但表示不認識任何人，他們立刻“警覺”起來。一個年輕人出來，把我讓進旁邊一間房，問我到底什麼事情，給了我一個紙條，上面寫着事項、地址，讓我去信訪接待部門。我一再解釋我不是信訪，也不是當事人，給他說明事由，都沒用。只好按照紙條提示，緊忙趕去最高檢信訪接待處，很遠，在八寶山地鐵站。不過，白跑一趟，休息不辦公。

次日一早，我再到高檢信訪接待處時，有很多人排隊等候。都是外地來京上訪的，手裡拿着材料。進入大廳安檢前有一道關卡。我依然解釋不是上訪，不涉及我本人，就是找相關部門，就具體問題諮詢、溝通，我既不遞材料，也不是舉報。一個檢察院模樣幹部看我帶去的材料，在我沒有出示身份證情況下，示意安保允許我進入大廳，安檢後，存包（禁帶一切電子設備）。我排隊第89號。大廳很寬敞，等候叫號，只一個窗口接待，錄入上訪人身份信息，收上訪材料。曾來過的，答覆繼續等。就有人高聲不滿，很快被帶離大廳。執勤大部分都是保安。窗口處理很快，人也隨時疏散離開。輪到我，十秒不到。讓我出示身份證，我說不是上訪的，希望安排…，不提供身份證，免談，材料也不看，叫號下一位。有保安過來，示意我馬上離開。

離開信訪接待處，我重返高檢辦公地，再次進入傳達室。我身份已經很明確了，他們眼裡的“上訪者”。完全沒有了之前那一點點接待。我沒說幾句話，就有便衣（保安）進來把我帶離傳達室。我在外面繼續說明來意：1、我基於一件與檢察機關辦案有關卻不涉及我本人的事情，希望與職能部門聯繫、預約一個見面；2、我的行為不影響檢察院辦公，反而對檢察院工作有利。3、除“上訪”一種途徑，還有沒有其它渠道約見？前兩點白說，後一點，他們都讓我“找人”。我當然清楚“找人”辦事。我一開始就嘗試誰都不認識，以公民身份正常聯繫、約見。為什麼老百姓公事公辦，一定搭上“私人關係”呢？我一直都認為，面對政府，面對有權力官員辦事，托人情、找關係，就是給被找人提供“權力尋租”機會。貪官沒有一開始就拿人幾十萬、上百萬？不都從最初受託辦事“一條煙”、“兩瓶酒”，心安理得開始的麼？

3、歸納：其一，民眾與政府溝通和聯繫，所有被認為可能不利政府，都被歸於“信訪”。信訪就是上訪，意味什麼呢?就是“維穩”對象，社會不穩定一群人。一旦個人身份信息被錄入訪民信息庫，你就被“維穩機關”關注，給自己帶來不便和後果。其二，凡找人、疏通關係就能辦（擺平）的事情，沒有人走信訪渠道。換句話說，信訪都是找不到人，花不起錢，花錢也辦不到的，在權力社會最底層，或被打入最底層一群人。其三，警察、保安、信訪處所有工作人員，與前來信訪的“維穩對象”身處同一空間，立刻陷於相互對立、警惕、冷漠、不信任。我就想，換一種環境，兩個群體都在地鐵里，並不認識，怎麼可能形成如此對峙呢？

4，體會：我一直想，天安門廣場被一道道護欄圍隔。有沒有可能這些廣場圍隔被拆除掉呢？還天安門廣場一個自由、八達和活力四射的開放空間。同理，大陸“維穩”什麼時候可以不需要、成為多餘呢？至少，中共減弱“敵情”觀念，就像我這一次，原本就是想正常約見政府部門，卻“被上訪”，被“官民”對立。我切身體會和理解，好比一塊巨石在地上，勢能為零。離地一寸、一尺，隨着距離升高，勢能增加。倘若抬升到一座山頂上，滾落地面，勢不可擋。如此說，中共“維穩”不啻於蓄積一塊強大勢能的巨石，隨時都有可能落下滾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