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自由之路以外的自由之樹

       如果說基督教的一神論傳播了民主和自由的種子，那麼這顆種子是怎樣在美國這個蠻荒之地生根發芽，成為當今世界依靠的參天大樹，以至於言語粗俗、有性別歧視經歷、有排外和孤立主義傾向的川普當選美國總統會引起全世界的憂慮和不安？我想談談被排除在波士頓的自由之路之外的＂自由之樹”(Liberty tree)。

       經過七年艱苦的戰爭(French and Indian War/Seven Years’ War, 1854開始)，英國在美國戰場上戰勝了老對手法國，並於1863年雙方簽下了結束戰爭的《巴黎和議》，然而英國王室也為此在經濟上付出了慘重代價。為了減輕國內的壓力，英國政府於1765年通過了《印花稅法案》（Stamp Act）向美國殖民地上的人民徵稅來分擔他們的負擔。理由是戰爭是為了保護美國殖民地的人民免受法國人的欺負。

       根據《印花稅法案》，雖美國殖民地人民承擔的稅負還不到英國國內稅負的二十分之一。但是一來美國人沒有向英國政府交稅的傳統，二來認為在英國的國會裡沒有從美國選出來的民意代表。於是抗議的波士頓人民開始在位於華盛頓街（Washington Street）和以色克斯街（Essex Street）的交叉路口的一棵大榆樹下集會，並在樹上釘了一個＂自由之樹＂的牌子。

       1765年8月14日，抗議印花稅的＂自由之子＂們將在波士頓出生、受英國國王喬治三世任命來收稅的安德魯·奧利佛(Andrew Oliver)的模擬像懸掛在這棵著名的榆樹下。當晚，部分憤怒的抗議人士搗毀了他的家，迫使安德魯·奧利佛宣布辭職，和平的抗稅行動從此演變成了暴力對抗。

       自由之樹從此成為抗議集會的場所，也是波士頓人民爭取自由的象徵。

       1775年4月19日，在英軍突襲萊剋星屯(Lexington)和康克德鎮(Concord)，試圖抓獲抗議活動的領導人沙米爾·亞當斯(Samuel Adams)和約翰·漢考克（John Hancock)，以及搗毀地方武裝軍火庫的陰謀失敗後，英軍受到來自美國各地民團的圍追堵截，最後被包圍在波士頓市中心。在意識到這棵自由之樹對于波士頓人的象徵意義後，英國人為了撲滅波士頓人心中熊熊燃燒着的自由之火，毅然砍掉了這棵大樹。然而自由之樹上結下的種子早已在波士頓人的心中生根發芽，殘暴的鎮壓沒有嚇倒波士頓人，反而更加激發出了波士頓人的鬥志。他們不僅讓自由之花在波士頓盛開，更是將自由的種子撒向了全世界。

       雖然自由之樹與波士頓公共公園只隔一條街，但是這棵有紀念意義的自由之樹被排除在自由之路之外。不知道這是否由於在波士頓人的眼裡它開啟了和平抗議活動向暴力鬥爭的轉變。當沙米爾·亞當斯---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的堂兄---在波士頓領導發動的一波一波的抗稅活動慢慢向暴力轉化時，約翰·亞當斯一方面支持他們的抗稅鬥爭，另一方面堅決地譴責沙米爾·亞當斯支持的暴力行徑。約翰·亞當斯認為沙米爾·亞當斯支持革命只是為了改變自己失敗的經濟狀況（與約翰·亞當斯同為哈佛大學畢業生，沙米爾·亞當斯雖然有很強的個人魅力，但經濟狀況一直不好），這種暴力革命的方式不會給美國帶來真正的自由和社會的安定。美國第一任總統喬治·華盛頓和約翰·亞當斯在這個問題的看法上有着驚人的相似。他們雖然都是領導美國抗英戰爭的靈魂人物，但人都對英國的憲政議會體制情有獨鍾。也許波士頓市政府在規劃自由之路的路線時就是受了他們尊重司法和反對暴力的觀點的影響。

       今天，那棵有名的榆樹已不復存在，代替它的是一塊巨大的用生鐵鑄造的自由之樹，靜靜的躺在華盛頓街和以色克斯街的交叉口邊，對面建築的牆上也掛着一幅自由之樹的畫作以記念它曾經的輝煌歷史。但由於它沒有被列入自由之路，以至人們對它不甚熟悉，只能默默地等待你來與它交流，或許你可以對自由作出全新的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