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大屠殺”三十五周年紀念

       在“六四大屠殺”迎來它的第三十五個周年紀念日之際，有人把它同當前美國校園裡正在進行“支持巴勒斯坦運動”（反對者稱之為支持哈馬斯運動”）相比較，有人更進一步批評“六四運動”參與者中居然有人反對美國學生的“進步運動”。

       作為一名“六四大屠殺”期間正在大學讀書、直接經歷和參與了數次大小規模遊行抗議活動（包括在北京豐臺車站附近阻擋軍車進入天安門廣場和天安門廣場上靜坐等）的大學生，後來有機會來到美國，先後在幾所美國大學從事學習和研究的幸運者（特別說明一下：所謂研究也就是被“支持巴勒斯坦運動”的堅定支持者、“精通”世界各國歷史特別是中東伊斯蘭歷史和國際關係的“網絡天才”Jing Gu不屑一顧的“試管洗刷”工作），我僅在此談談自己的一些觀察和理解。

       讓我們先來比較下“六四”期間中國大學生和今日美國大學生素質。“六四”發生在1989年，也就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後的第四十個年頭，重新恢復高等教育（包括大學和研究生教育）後的第十二個年頭。在中共統治的前二十八年裡，經歷數不盡的各種運動的大量在前朝（民國時期）受過教育人士或已經凋零或對政治噤若寒蟬。毛澤東死逝突然帶來的改革開放，讓“過五關斬六將”成功進入大學學習的大學生帶來了更多學習的機會，也獲得了一種無法抗拒的“天之嬌子”（這是當時社會對大學生的過譽用詞）自豪感。當然，他們的確比普通的中國百姓更早一步接觸外面的世界，開始思考國內的政治、經濟方面的缺陷和不平等。我1987年考入大學，回顧當時正是大學二年級學生的自身經歷，我自認為當時的大腦里除了被慣輸了大量＂為中華民族之崛起而讀書＂之類的精神鴉片，和一堆理化公式外，對外面的世界一無所知（在我之前的1977——1986級大學生的成長經歷比我們這一級更糟，可想而知他們對世界的認知能夠高）。“自由和民主”的觀念還很虛幻，還不如當時提出的“反官倒、反腐敗”簡單明了。因此，在武漢的大學生們發動的一次最大規模的遊行中（從位於武昌水果湖的省政府步行到位於漢口的武漢市政府），我親耳聽到有人喊出了“毛主席像太陽，走到哪裡哪裡亮；鄧小平像月亮，照着人民打麻將”的口號。能將對毛澤東這樣的獨裁者支持和崇尚自由民主相提並論，可見很多“六四”一代大學生對“自由民主”理念的認識是多麼膚淺。儘管如此，在“六四”一代大學生中，真正懷念毛澤東獨裁統治的人只是少數。在那個特殊的時代，在那個文化沙漠中，這些膚淺的大學生們的確代表了一個知識更多、思想更加先進的小團體，也的確在共產黨的統治下首次打出了“自由民主”的旗幟。

       今日在美國大學中，正在抗議的大學生在美國整體的智力，學識和閱歷上處於一個什麼樣的位置呢？首先，由於美國從未經歷過類似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這樣的荒唐歲月，以及在那之前的各種“反X”運動，每年培養的大學生數量相差不大。美國大學科學家的研究水平和高科技公司技術和人才貯備繼續在全世界際獨領風騷，好萊塢的電影仍然風靡世界，文學市場也一片繁榮，來自世界各國的各類精英人才帶來豐富多樣的文化背景和不一樣的分析問題的視角。在這樣的環境下，今天的美國大學生在智力水平與十年前的美國大學生相比，不可能有太大的區別。而在知識積累和人生閱歷方面，在讀的美國大學生（還剛剛開始）與十年前的美國大學生則相差太遠。僅僅依靠自己的那點知識就想為美國這樣一個已經成形的國家指引方向，是不是太自以為是了？要知道在美國參眾兩院剛剛通過（參議員79 : 19，眾議院311 : 112大比分通過）、拜登總統簽署通過的援外法案中，除包括對以色列提供軍事援助外，也包括了大量對加沙地帶的巴勒斯坦人提供人道主義救援的內容。

       是的，雖然以色列和美國政府對哈馬斯提供的平民死亡人數的真實性有異議，但它們都承認，加沙地帶的巴勒斯坦平民在以色列對哈馬斯的戰爭中傷亡慘重。但把這描述成猶太人對巴勒斯坦人的種族滅絕，則完全不符合事實。在“10.7大屠殺”中，哈馬斯和部分巴勒斯坦“平民”一天之內殺死了約1200名以色列人（包括在以色列的外國人），這種殺戳不分年齡和性別，強姦女性、肢解和焚燒屍體等兇殘程度與幾年前的伊斯蘭國如出一轍，還將200多人（其中包括幾個月的嬰兒）挾為人質。更令人震驚的是，哈馬斯組織還把一些自己錄製的血腥視頻和照片，當成自己的豐功偉績來宣傳。與哈馬斯的無差別殺戳相反，在擁有絕對軍事優勢的以色列國防軍的打擊下，巴勒斯坦平民和哈馬斯武裝人員在7個月內總共死亡人數約為3萬人，每天死亡人數約為140人，比哈馬斯在“10.7大屠殺”中的殺戳效率差太遠。這個數字足以說明以色列國防軍在攻擊哈馬斯武裝分子時是相當克制的，是針對性哈馬斯武裝分子的軍事行動，儘管由於哈馬斯武裝分子將巴勒斯坦的婦女兒童當作人肉盾牌，而導致了大約1萬多的平民傷亡。

       每一個生命都是寶貴的，都不應該無辜地死去，這也包括兒童在內的一萬多無辜的巴勒斯坦平民。美國大學生僅僅通過抗議要求通過美國政府以拒絕軍事援助的方式迫使以色列停火，防止進一步造成平民傷亡，這份大愛之心應該值得肯定，也一定能達到部分的目標。其實，拜登政府一直就是這樣做的，他們一邊努力斡旋，希望促成發動了對以色列平民進行了“10.7大屠殺”的哈馬斯釋放被關押的人質，一邊敦促美國監督以色列右翼勢力內塔尼亞胡領導的以色列國防軍，儘量減少平民傷亡，通過談判達成停火協議。同時拜登政府積極為受戰亂影響的平民提供人道主義援助。

       但是，將哈馬斯那樣的無差別殘暴殺戳稱為“抵抗行動”而將其正義化，而將以色列的自衛還擊描繪成種族滅絕，將致力解決巴以衝突，協助建立獨立巴勒斯坦國的拜登總統描繪成沾滿鮮血的劊子手，這如果不是神經錯亂所致，那簡直是別有用心。採取這樣的操作方式的勢力絕對會受到美國民眾的強力反彈，不會得到想要的結果。

       任何一個閱讀過美國歷史的人都應該熟悉“妥協”一詞對於美國的意義。為了憲法能在所有十三州通過，南北方關於黑人投票權方面作出了“妥協”，關於權利法案方面的“妥協”，大小州權力的“妥協”。在美國向西擴張領土時，為保持奴隸州和自由州權力平衡而達成了“密蘇里妥協”。即使在無法“妥協”而導致內戰後，在強大的軍事優勢下的聯邦軍隊也沒有對南方叛軍趕盡殺絕，像中國的國共內戰一樣。這種“妥協”精神確保了美國吵吵鬧鬧中的平靜，充滿醜行陋習卻仍然多彩美麗。

       顯然，這種“妥協”精神是俄羅斯、中東的穆斯林國家和東方強國人民所缺乏的，這些獨裁國家的人民習慣了不惜一切代價取得“勝利”。那位自稱智商百萬里挑一卻在科學上毫無建樹、但在強國擁有百萬粉絲的“東方天才”和那位傲視天下、自認精通伊斯蘭歷史和國際關係“網絡天才”一樣，都是這種“毫不妥協”精神的傑出代表，最佳傳人。殊不知這種“毫不妥協”的精神同時也會斷絕對手“妥協”的可能，這些國家的人民也因此一直生活暴力循環之中，讓人無法看到窮盡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