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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中共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中称：“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十四亿零六百万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十三亿八千九百万新卢布，剩下的尾数一千七百万新卢布，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不仅如此，我们还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

李先念《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1961年和1962年，对外援助支出合计为137,300万元。连同前三年的对外援助支出，五年总计236,200万元。其中，援助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古巴、蒙古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部分，为186,600万；援助亚洲、非洲民族主义国家的部分，为49,600万元。

大饥荒的1961年，援外支出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阿尔巴尼亚与北京谈判的主要代表希（PupoShyti）曾经说道：“在中国，我们当然看得到饥馑。可是，我们要什么中国就给什么，我们只需要开开口。我感到很惭愧。”

1962年初，中共承诺对外援助69亿多元人民币，主要是越南、朝鲜、蒙古、阿尔巴尼亚，其次是柬埔寨、巴基斯坦、尼泊尔、埃及、马里、叙利亚、索马里等亚非国家。中苏关系紧张之后，中共更加扩大了对外援助的规模。1962年后，援外支出远远地超过了偿债支出。1967年中共对外经济援助占国家财政支出的4.5%，1972年达51亿多元，占财政支出的6.7%，1973年更是上升至7.2%。

当时中共援助最多的国家是越南和阿尔巴尼亚，施援目的是推动“世界革命”和“支援反修”，最终造成的可叹结果有目共睹。

中国对朝鲜的援助一直未断。1958年至1963年，在中国最困难的时段，中共以无息贷款方式为朝鲜承担了纺织厂、轴承厂、糖厂、热工仪表厂、继电器厂、电子管厂、无线电零件厂等29个成套项目。

1960年10月5日，周恩来接见朝鲜副首相李周渊,，说最近苏联把专家撤走了，这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困难，但中国仍然同意供应朝鲜10万锭的棉纺设备，也同意供应其它项目。周恩来并同意分4年贷款4.2亿卢布给朝鲜。至于偿还期限，能还就还，不能还也可以延期，推迟10年甚至20年也未尝不可，等后代还也可以。1962年，为满足朝方急需，中国将自己建成尚未使用的邯郸第三、第五纺织厂的设备全套拆往朝鲜。

1959与1960年大饥荒中共净出口136亿斤粮食

大饥荒年代，中共把农民的口粮、救命粮甚至种子全部征收一空。更离谱的是多征集上来的口粮，很大一部分用作了援外与出口。除了出口粮食以外，还出口很多食品，包括花生油、花生仁、鲜鸡蛋、活猪、冻猪肉、活家禽、冻家禽、冻兔肉、水产品、苹果、柑橘、猪肉罐头、水果罐头、蔬菜罐头、啤酒、核桃、核桃仁、黑木耳、红枣、香菇、栗子和蜂蜜等等。

根据中共外交部解密档案，大饥荒年代，1960年4月，中共外交部决定以政府名义，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除对几内亚的援助外，1960年还有15,000吨小麦支援阿尔巴尼亚。1961年8月，老挝来函要求支援稻种，中共也决定援助15吨。

饥荒年代，中共对外援助的力度不减，更离谱的是多征集上来的口粮，很大一部分用作了援外与出口。1959年和1960年净出口合计共136亿斤粮食，相当于3,400万人一年的口粮。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1958—1960年期间的粮食持续净出口。1958—1960年期间每一年的粮食净出口分别为265.99万吨、415.55万吨和265.41万吨。

跟1957年相比，1959年在全国性饥荒已经形成的情形下，粮食产量减少了2,500万吨，而粮食出口却增加到415.75万吨，比1957年的粮食出口增加了209万吨，多了一倍。这还是贸易粮，如果折成原粮要更多些。这个粮食出口量直到1985年才被超过。大饥荒最严重的1960年，中共还继续出口粮食272万吨。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八章写道：“最令人惊讶的是，甚至在死亡率上升的1959年，中国粮食的输出竟然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959年和1960年两年净出口合计共680万吨粮食。680万吨粮食，等于136亿斤粮食，该是多少人的口粮？1960年《中共中央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定量标准的指示》规定，农村口粮最低可压到每人每年300斤原粮以下，丰收地区最高不得超过每人每年400斤。按最高标准算，680万吨相当于3,400万人一年的口粮。用得恰当的话，这680万吨粮食足足可使3,400万人免予饥饿，让他们饱饱地吃一年!

张戎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指出，中国的粮食出口仅1958年、1959年两年就高达700万吨，可以为3,800万人每天提供八百四十热卡。这还不包括肉类、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