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神權社會到人治社會:
人類的文明從神權社會開始,並且持續了幾千年,例如歐洲中世紀在政教合一的神權政治統治下就持續了幾千年。 華夏文明脫離神權文化較早,從此進入了君授神權的人治時代(Divine right of kings)。 先秦文化輝煌燦爛,產生了兩種不同的治國理念,即以禮治國和以法治國。 雖然戰國秦漢時代的以法治國,跟英美現代的以法治國的理念,還有很多差別,但跟當時春秋戰國時代開始的以禮治國,還是存在着顯著性差異,所以是值得回顧。 商鞅變法使秦王朝統一了中國,為現代的大中國版圖打下了基礎,商鞅的以法治國,雖仍然是王在法上,秦朝依然是人治社會,但中國法家的以法治國的理想在古代秦王朝有了最大實現。 另一治國理念是以禮治國,以文王,周公和孔子為代表,這條是華夏文明的主線,華夏文明為何捨棄了以法治國的理念,轉而走以禮治國的道路,具體原因值得探討,但商鞅之後的王安石和諸葛亮等,都暫短的持續了以法治國的方式,尤其是諸葛亮在蜀漢期間的虛位王權,以法治國,以法治軍,是中國未來走上法治之路值得借鑑的寶貴歷史經驗。 而以禮治國的意義可以用孔子的一句話為代表,就是:“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神權君授的禮教治國理念。 歐洲中世紀的神權政治和華夏文明中的以法治國和以禮治國,都是人治,但政教分離的華夏文明的進步性,要遠遠超過政教合一的神權政治,因而自隋唐以來的國家經濟的多種經營方式對生產力的束縛,要遠遠輕於歐洲神權統治下的農奴制,所以中世紀時期中國的經濟發展要遠遠領先於中世紀的歐洲。 從人治社會到法治社會: 隨着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然後是啟蒙運動,文藝復興,大憲章運動(The Great Charter of the Liberties)和光榮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基督教新教文明登上世界政治舞台,隨着工業革命的進展,他們逐漸平衡了君主,貴族和人民之間的權力,使英國率先告別了千年的人治社會,進入了人類第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法治社會。 法治社會是以憲政體制為基礎,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王在法下,這跟王在法上的依法治國有着根本區別。王在法上的法制國家依然是人治社會,只有王在法下的以法治國的社會,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法治國家。 自由和法治是新教文明的主要特徵,也是英美社會跟其他文明國家最主要的區別。 而民主,也就是輪流坐莊,少數服從多數等原則,是起源於古希臘,延續於古羅馬文明,而民主政治也是可建立在奴隸制社會之上的,因而也一樣可以在共產國家實現,例如列寧為共產黨制定的組織原則就是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中央政治局依然貫徹少數服從多數的一人一票的票決制,所以共產黨雖然沒有在黨際間輪流坐莊,但也依然貫徹着黨內的民主機制。 所以,民主並非英美文明首創,也非其主要特徵。 英國的法治: 英國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Kingdom)是由英國上議院司法委員會十二位常任上訴法官(Lord of Appeal in Ordinary)組成,這12人同時也是上議院議員。 英國上議院又稱為貴族院,上議院由七百位未經選舉的議員組成,其中除26名英國基督教新教的大主教外,其餘的議員全部是英國貴族,貴族的爵位全部是由英國皇室授予。 英國上議院司法委員會的12位上議員擔任大法官所組成的英國最高法院,是司法方面的最高權威,授權來自於上帝和君王,僧侶和貴族代表神權和皇權來治理英國及其人民。 至於英國法治的效率,基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論斷,可以比較一下中國大陸和97回歸前的香港這兩個華人社會就可以知道了,拿官員貪腐率來講,如果香港官員的貪腐率低於10%的話,而大陸官員的貪腐率將超過90%。 這就是中國人治社會和英國法治社會的根本區別。 法治,只有法治,才能根治腐敗,給人民帶來一片河清海晏的太平盛世。 美國的法治: 美國的法治是以英國法治為源頭,繼承了英國法治的傳統,最高法院由九位大法官組成,大法官的產生由總統提名,美國參議院通過,這一選拔方式繼承了英國法治的基本原則,所以美國社會的清廉度並不亞於英國,是英國法治精神和實踐在美國的延伸。 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亨廷頓這本書客觀的描繪了人類世界現在和未來基本衝突發生的根原,對世界當代思想和政治領域產生了深遠影響。 就這本書的基本觀點而論,對於一個多民族混居的國度,例如美國社會,其幾種不同文明的衝突,也會集中表現在政治層面的衝突上。 這次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瓦諾的任命過程,就充分表現出了文明差異所導致的政治衝突。 法家的基本理念: 了解法治和法家思想的人都知道,法家理論的初始假設就是人性惡這一基本點,正因為人性惡的普遍性,才是導致法治國家建立的根源,這跟基督教的基本教義相吻合,基督教認為人之初性本惡,人一生下來就在犯罪,只是他自己意識不到自己的罪孽,突然有一天,他意識到自己的罪孽並因此感到痛苦,這時他就有了一個靈魂,而靈魂的痛苦只有通過懺悔之後才能得到救贖。 所以英美最高法院的執法者們,都不走民主選舉的程序產生,也不受民主政治的干擾,終身制的大法官們也不受民意的左右,他們以一種聖徒般的虔誠精神來忠於憲法和法律的權威,來嚴明執法。 從英美法治的形成根源就可知其能抗擊暴民政治的衝擊而屹立不倒,這才是英美兩國立國先賢為民族和子孫後代留下的最寶貴財富。 美國民主黨以白左為骨幹,白左以知識份子為主體,有的網友說白左是基督教的進一步世俗化而來,這種看法是不對的,美國白左知識份子跟中國左派知識份子一樣,大多是沒有信仰的無神論者和社會主義者,而民主黨的政客除了由白左組成外,他們還代表了外來文明,例如非洲裔,西語裔和穆斯林的史前文明,天主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所以民主黨跟代表基督教新教文明的共和黨之間的矛盾和鬥爭,是美國國內這些外來族裔和他們的落後文明跟美國基督教新教文明衝突的體現,請看下面的例子: 大法官卡瓦諾的任命事件: 這次大法官卡瓦諾任命事件所產生的政治鬥爭,正是這種文明衝突的典型例子,如果按照美國民族內部的程序,反對黨應該在大法官的司法領域和司法生涯中指出他不適合進入最高法院的理由,但現實並非如此,民主黨是是通過他們發起的政治運動"me too"來衝擊大法官的任命程序,“me too"運動主打的是性別牌,跟“Black Lives Matter”運動主打種族牌是一個目的,都是利用政治運動來衝擊美國的法治程序,跟大多數的政治運動一樣,在政治正確的旗幟下,背後真正依靠的力量是暴民運動,而任何暴民運動最終導致的只會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對於英美文明而言,任何暴民運動都只能導致人治復辟和社會歷史性的大倒退。 還有的網友指出卡瓦諾性格和才幹上的“缺失”,認為卡瓦諾性格太嫩,其才幹也不堪大用,皆因卡瓦諾“不出趟”,在參議院大廳上“壓不住盤”,其實這種論調也太過世故化,美國大法官最需要的品質是虔誠的忠於憲法和法律,遵崇法治權威,個性單純而有信仰的人反而容易做到這一點,混油了的老江湖反而不適合。 在群眾場合能壓住盤並且能引導輿論的應該是總統,而不是高院的大法官。 至於性侵和鹹豬手之說,更是政治鬥爭中的潑糞伎倆,從福特等幾個女人的描繪來看,卡瓦諾是個見色心喜,漁獵成性,愛酗酒,個性放蕩的鄧徒子,但這種個性的人在政治信仰上多半會是自由派(liberal),例如克林頓,而決不可能是虔誠信仰基督教的保守派居家好男人。 研究過犯罪心理學的人都知道,犯罪型人格的人,容易惹事生非,會麻煩不斷,這就很難使他們成為一個嚴肅的執法者,而卡瓦諾自進入法律界以來,兢兢業業,成就斐然,一路走來,從無逾矩之事,豈是僅靠米兔運動臨時潑幾勺糞就能扳倒的呢? 美國的民選總統受到政治陰謀的圍剿: 美國總統大選,幾百年來,一直是君子之爭,每個參選人都是紳士,失敗者均向勝利者祝賀,屆滿下台後均退出政壇,決不會利用以往的政治能量來干擾新總統的執政。 但川普這次流年不利,美國的政治氣氛已經惡化,總統雖然選上了,但當時跟他競爭的卻不是一位謙謙君子,而是一位總角大姐,川普無意間擊敗了總角大姐,奪了大姐心心念念的鳥位,大姐輸不起,也咽不下這口氣,於是在金融大鱷的支持下,糾集一干媒體來天天咒罵他,把他罵得狗血淋頭,看這架勢總角大姐非得把他罵下台,心中那口惡氣才能盡出來。 本屆政府頂着壓力上台後,從未在政治上出手,全部精力都集中在搞國計民生上,為國家民族謀福利,這才是一個傳統美國政府應該做的事和應該承擔的責任和義務。 而另一個剛下台的黑老左卻不是這樣,這傢伙一慣拿南非的曼德拉做為自己的榜樣,正所謂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他把自己定位為人權鬥士,把美國當成南非,總想複製曼德拉的成就,誓把種族主義者(白人)趕下台,甚至瓜分他們的土地和浮財,這才他的黑色世界理想。 所以他一反下台美國總統退出政壇不再干政的慣例,一反常態的糾集一伙人在芝加哥建立了“革命根據地”,跟金日成毛澤東一樣在下面不斷的打游擊,企圖東山再起,重新再爬上台,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險風惡浪,什麼“Black lives Matter",什麼“me too",什麼通俄門,什麼匿名信等等,花樣百出,狡計翻新,誓要把美國的民選總統拉下馬,在政治戰線上頻頻出招,演出了美國幾百年來從未見過的活報劇。 從中國大陸來的華人都感到奇怪,怎麼美國也是政治運動不斷呢? 其實美國的傳統文化並非如此,一個成熟的法治社會應該是波瀾不驚,欣欣向榮,人民生活安居樂業,應該是沒有什麼政治風波的祥和社會,而現在美國社會政治風波不斷,大量的時間和資源都被消耗在政治鬥爭上,非洲拉丁美洲中東等第三世界外來文明所產生的暴民政治,使美國的法治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這都是凹八執政八年之後持續不斷的後續效應,文明的衝突已經從國際上燃燒到了美國國內,美國的自由和法治不斷受到挑戰,在美國復辟人治社會的壓力不斷增加,這才是這次卡瓦諾大法官進入美國最高法院幾乎夭折的真正原因所在。 美國的政治空氣已被嚴重惡化: 當今這個時代,以白左為代表的美國民主黨在克林頓第二個任期時就早已空殼化,而大量湧入美國的非洲拉丁美洲中東等第三世界的異質文化和外來文明已經借殼上市,這才是凹八能上台的深層原因,美國的自由派早已異化,在全球化多元化的旗幟下,暴民政治正風起雲湧,在美國的奪權鬥爭越來越激烈,美國的所謂的自由派法官,基本都是些無信仰的無神論者和社會主義者,這些人跟周永康孟建柱沒什麼區別,都是披着法律外衣的黨工政客,他們的法治精神僅停留在忽悠層面上,他們的最高理念不是基督教信仰和法治,而是政治正確,他們是腐蝕美國法治基礎的腫瘤細胞,是黨在政法戰線上的依靠力量。 這次卡瓦諾能最終的進入最高法院,是對美國法治的一次正本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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