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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振普 紀東 訪談 CCTV
| http://cpc.people.com.cn/mediafile/200802/26/F200802261512332058556022.jpg | 1972年4月10日,從廣州回京的飛機上,周恩來與隨行人員合影。 左一站立者為高振普,總理身後為紀東。 |
高振普 1956年調中央警衛局,後任周恩來衛士。1991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曾任中央警衛局副局長,1998年退休。現任周恩來鄧穎超研究中心顧問。 http://p2.itc.cn/q_70/images03/20210108/7b24100b26ae4311af4d20c1906bb08d.png
紀東, 1943年出生於河南商丘,1961年從西安應徵入伍,周恩來總理的最後一任秘書,少將警銜。曾任武警指揮學院副院長。出版有《難忘的八年——周恩來秘書回憶錄》和《非常歲月:回憶周恩來總理的最後八年》兩本回憶錄。
張樹迎 出生於1928年6月8日,河北省束鹿縣人,1946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7年4月入伍,總參警衛局辦公室原副主任,曾任周恩來總理衛士長,2004年5月29日因胃癌在305醫院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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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振普:1972年5月11日,一次為周總理做尿樣化驗中,發現了異常細胞。北京醫院、協和醫院、三〇一醫院的幾位專家初步認為是癌細胞。後來病情惡化,1974年6月1日,總理住進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三〇五醫院。從住院到逝世,總理共接受六次大的手術、八次小手術。他都忍受着多麼巨大的痛苦,我們沒有聽到他叫一聲痛。 住院期間,總理還是堅持工作。到後期,總理辦公的時間也越來越長,基本上恢復了他的往常的工作時間,有時晚上工作到深夜。病房已成為他辦公、開會的地方,醫院也成為他會見外賓的場所。 我們後來統計,在他生命最後的五百八十七天裡,我們的總理約人談話二百五十四人次,這裡面包括他主動約請和別的領導人要求來談話的。而看文字材料、批閱文件、看書等所用的時間就沒法統計。我們有這樣一個印象:總理不像是在治病休息! 高振普:1976年1月8日這一天,我們和往常一樣,總理的另外一名警衛張樹迎向我交班,由我守在總理的病床前。我撫摸着總理乾瘦的左臂。這是總理住院後期,我養成的習慣。他的手臂發熱,我比較放心。此時總理還轉過臉來,看看我。我很習慣地對總理點點頭,他沒說話。 約半小時後,喬金旺同志走過來示意叫我出去休息一會,我剛走出病房門口忽然電鈴響了,這不是平時的電鈴,而是為遇緊急情況專設的電鈴。大家快步跑向病房,幾乎同時看到監護器上的心跳顯示,心跳七十幾次,持續下跌。醫生們按照原定的搶救方案,採用了所有措施,呼喚、人工呼吸……都不起作用。1976年1月8日9時57分,總理的心臟停止了跳動。他去得那麼突然,走得太快太早了。 全體醫務人員、工作人員都站在總理的周圍。病房裡一片哭喊聲。中央領導人接到總理去世的消息後都急匆匆地趕來了。李先念第一個走進病房,他彎下身子,雙手緊握着總理的手,只叫了一聲“總理……”便再也說不出話了,淚水一下涌了出來。他悲痛得雙手發抖,站都站不穩了。我們趕快把他扶到沙發上。他坐在那裡雙眼盯着總理的遺容,無言地抽泣着。 鄧小平、葉劍英都來了。他們都怔怔地站在總理床前,深深地向總理鞠躬。11時5分,由鄧小平帶領,葉劍英、李先念、華國鋒、陳錫聯、張春橋、王洪文等走進總理病房,圍在總理遺體前肅立。小平同志說:“恩來同志,安息吧!”然後向總理三鞠躬,目視着總理,緩緩地退出了病房。周恩來的遺體,經過醫務人員的精心整理,於當日12時許轉送到北京醫院。 http://p6.itc.cn/q_70/images03/20210108/45f116135245469db4f3f320e83c722b.png
鄧穎超約見高振普及夫人高秀英、兒子高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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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我在兩位老人身邊待了一共3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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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樹迎 同志1928年6月8日出生於河北省束鹿縣河莊鄉張家營村一個農民家庭。1946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47年4月入伍,在中央警衛團三營四連當戰士, 1947年7月在中央警衛團當警衛員, 1949年4月在中央辦公廳處三班當警衛員, 1949年9月任周總理值班室衛士, 1957年3月被組織選送到中央公安學院文化班學習, 1959年9月任周總理辦公室衛士, 1965年3月任周總理辦公室副衛士長, 1965年9月任周總理辦公室副科長, 1969年12月任中央辦公廳警衛處值班室一科科長, 1976年7月任中央辦公廳警衛處辦公室供應科科長, 1976年9月任中央警衛團辦公室供應科科長, 1977年12月任總參警衛局辦公室副主任兼供應處處長, 1982年4月離職休養,按副師職待遇。
-------- 1976年1月5日至7日,周恩來基本處於彌留之際;他多數時間昏迷,偶爾睜開失神的眼睛也沒說什麼事情,仿佛已經停止了思維。我和小高也停止為他讀報讀文件。
7日那天,在我值班的24小時中,病室里一直很寧靜,除了定時為總理做例行的維持生命的醫療,沒有其他大事。當陳醫生按時將配製好的高營養高熱量的流質食物輸入他胃中時,我靜靜地在一旁看。我的淚早已流盡。病房裡很清潔,四周圍是那麼靜,那麼靜……晚11時,周恩來忽然睜開了眼。這種睜開眼的時間越來越少,每次睜眼的間隔時間越來越長。他凝視着,竭力聚集渙散的眼神。我們都貼近過去。
終於,總理眼裡進出一星火花。這是我最後一次看到他目光閃爍。他認出了我們之中的吳階平醫生。 “我這裡,沒什麼事了……”總理緩緩地,聲若游絲地說:“我,一個人,你們……管全局,還是去照顧,別的生病的同志,那裡,更需要你們……”總理又昏迷過去。這是他一生講出的最後一句話。
1月8日晨,早8點,小高像往常那樣準時來接班。做了簡單的交接,我準備離開了。在門口,我像每天那樣回頭再望一眼我一生為之服務的總理。他仍在昏睡。唉,他這一生睡得太少太少了!特別是近10年中,天下大亂,他平均每天睡不到3小時。什麼叫全心全意?什麼叫嘔心瀝血?什麼叫不知疲倦?什麼叫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在總理身邊一站你就全明白了……
我早已哭干的雙眼忽然又潮濕起來,緩緩扭轉頭,輕輕掩上門,慢慢朝樓上休息室爬去。 躺下不到l小時,似睡非睡之際,樓道里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傳來,來得匆促慌迫,我的心本能地一陣抽縮顫慄,立刻清醒了。我想跳下地,想喊,可是被一種不祥的預感緊緊握住了,一時竟動彈不得。
“衛士長,衛士長!”小高旋風似地卷進來,臉色煞白,緊張使他把兩肘緊夾在肋旁,聲音完全變了調:“快,總理、總理不好……不好了!”我像被抽了一鞭,從癱軟中一躍而起,提着褲子就往下跑;心臟忽爾抽縮凝固,忽爾膨脹滾翻;腦子忽爾一片空白,忽爾萬念躍動,就這麼一口氣衝進了周恩來的病房。 醫療組的全體人員都集中來了,整個房間一片混亂,緊急槍救已經開始。屏風移開了,活動床頭也卸掉……
“怎麼了?怎麼樣?‘我失去了主張,小聲訥訥着,瞪大受驚而失神的眼睛望望這個,又看看那個。沒有人理睬我,個個擰緊了眉頭;我也插不上手,不知能幹什麼,廢物似地僵了半天,上下顎骨呷呷地抖顫不止。
片刻,我冷靜一些,心神回歸,看清病床旁只有幾名專家,其餘20來個專家醫生已經稍稍後撤,環繞四周默立。我想起生命的標誌,忙湊到示波器那裡去看心電圖。
還在跳!我的心剛一熱,馬上又涼:怎麼不跳了?隨即又熱起希望:又跳一下!…… 這是怎麼回事?往常的心電圖不是這樣。我驚疑地看醫生們的眼色,又看看屏幕上那條“脈搏”;我看到有人開始悄悄搖頭,看到那“脈搏”越來越弱,越來越緩……
“總理,總理!”張醫生一直摸着總理的脈搏,連連呼喊着。那一瞬間,我簡直懷疑自己的眼睛了。用力凝視,沒錯,總理竟睜開了眼!“總理,”張醫生喊叫着說:“讓謝榮給你插個管子,把痰吸出來行不行?”
張醫生的大喊大叫,奇蹟般從總理的神經里喚來了反應,他真微微點了一下頭。可是,馬上又閉上了眼。當北京醫院麻醉科主任謝榮準備插管吸痰,加壓給氧時,心電圖忽然嘟嘟,化作了一縷不再起伏的游煙……
“總理!”我受了巨大的緊張恐懼所驅迫,離開示波器,衝到周恩來的床邊,一把抓住他的手,好象在抓着一個最偉大美好的生命,怕被別人奪走。我要儘自己一切力量拖回這個生命。“總理,總理!”我叫着,手掌卻鮮明地感覺到他的手指涼硬了,那麼快,那麼突然。我慌極了,摸着,撫着,想把那手指溫暖回來,卻發現總理的整個手掌都在剎那間變涼變僵,並且退潮一樣迅速涼到了胳膊。我急紅了眼,仰起頭,惡狠狠瞪着醫生吼:“怎麼了?大夫!大夫!快呀、快!總理的手涼了!……”我一邊吼,一邊匆匆地追蹤總理的溫暖。我的手已經追到總理的肩胛,我絕望地叫了一聲:‘張大夫,涼到肩上了!你快點呀……“張佐良沉重地搖搖頭,發出一聲淒涼的嘆息:“不行了……”我痴痴地睜大着眼睛,暈了;一切都像夢中,一切都浸入一種幽藍的朦朧中,一切都在飄浮顫動。我聽到陳醫生那極輕微又極宏大,極遙遠又極近切的聲音:“35、36……48、49……停止!”四周圍陡地靜下來,世界徹底啞了一般!
我從來不曾遇過這種場面,茫然回顧:‘什麼?什麼停止?……‘這聲音只有我自己能聽到,我的嘴早已不會說話了。驀地,我看清一圈脫帽肅立的人,一圈低垂的頭。“停止、停止……”我的眼前模糊了。什麼東西溢滿了眼眶,絲線一樣從眼角掛下來,連綿不斷。當我喘過一口氣時,便鮮明地感覺到,股巨大的錐心般的痛楚衝撞而起,迅速發散到全身。
“總理——!”我放聲大哭,病房裡所有的人都放開了悲聲。
1976年1月8日9時57分,我們從心底熱愛的總理離開了我們。鄧穎超在秘書趙煒陪護下已經趕到,汪東興也趕來了。鄧大姐在流淚,卻克制自己沒有哭出聲。她的堅定剛毅使我沒有被哀痛壓垮,很快又投入了周總理的治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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