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自1980年代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是中國社會向着文明邁出的一大步，也是中國自有文字記載以來的全部歷史中向着文明邁出的最大的一步。因為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像改革開放時期這樣的潮氣蓬勃的創造社會物質財富的時期，改革開放時期40年來中國社會創造的物質財富，在存量上要遠遠超出以往4000年創造的物質財富的總和。當然物質財富的增加還僅僅只是我們看到的一種表象，普遍的說，經歷了40年改革開放洗禮的中國全體社會成員，在社會意識和精神面貌上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
在歷史上，中國曆朝歷代的充當交換介質的“貨幣”都是使用金屬鑄幣，但是，鑄幣的流通和使用無不隨着政權的更迭而變換，當一個政權瓦解後，新的政權再重新鑄幣。由於中國的政權的經常更迭，導致任何一種鑄幣都不具備連貫性使用的條件。而自給自足的小農生產方式也根本不需要一種恆固的貨幣的流通。以物易物幾乎是社會的基本的交換方式。政府系統通過行政命令而分配土地並且支配耕種，並且以徵收糧食的方式維持其統治。農業稅是歷朝歷代政府的唯一主要的稅種。
可以說，中國社會實質性的變化，是隨着1980年改革開放而開啟的。更改革開放時期的主題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改革開放時期是中國有史以來在產業分工領域一場最巨大、最深刻、最普及的大變遷、大發展、大升級的時期。在以往的歷史中，中國社會的唯一生產資料即是——土地。90%以上的人口以家庭為基本的勞動組織而從事農耕活動，人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物鐘完全按着大自然界的晝夜更替和季節變換而作息。當然，中國曆朝歷代的政權，也因為某種需要而大規模的組織勞動力進行公共工程和軍事工程的建設，但是，這種組織勞動的方式都是強征並且沒有任何物質的回報，只是“管飯”即讓征來的農工填飽肚子而已。起自長城的修建和隋朝開鑿的大運河，即是中國古代留下的政府工程的最典型的證明。

通過40年改革開放時期，中國社會已經具備一個現代化國家所應該具有的一切社會要素。首先是產業分工的完善和健全，當然，在一系列關鍵的科技領域和精細製造業方面，中國尚存在明顯的短板。由於社會分工的急劇擴大，從事於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勞動力人口也急劇增加，因此，這個時期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產業勞動力結構的轉型時期。
在上層建築的領域裡，逐步健全了社會的法律體系。雖然整個社會的法治狀況仍然存在許許多多的問題，這既有傳統中國的人治傳統的原因，也包含一些現實政治的原因。不過，從總體上，中國已經開始走上正常的法治化線路。
自1949年來，中國大陸社會經歷了“政治掛帥”和“經濟中心”兩個不同的歷史時期。再此之後，中國必須開闢一個曬社會文明的全面升華的嶄新局面。人類社會的發展於進步，不可能再盲目的運用“政治掛帥”中實現，也不能夠依靠單純地“經濟中心”的方式來完成。
1976年9月後，中國人民經歷了長達3年多痛苦的思考，終於從荒唐的“政治掛帥”走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大時代。改革開放時期的開啟過程極其艱難困苦，然而也非常燦爛輝煌。
出生於20世紀80年代之後的中國人，在改革開放時期成長和成熟，因此，80後的世代人群，理當是改革開放事業的堅定的繼承者和大無畏的促進力量。
繼承改革開放事業、保護改革開放時期的一系列社會發展成果，這是當代每一個中國人的責任。而正確的繼承和發揚改革開放事業，必須關注於如下幾個方面：第一、中國必須繼續保持產業分工發展的活力，在激發產業分工的持續繁榮中，保持各行各業的企業組織的活力和創造力，這同時也是保證全體社會成員的勞動熱情的最可行的方法。第二、需要設計和確立一種恆久適應社會文明進步的制度，在政治上，中國應該提倡和發展基層社會的直接參與者的民主，以參與者的直接民主有效化解諸多社會矛盾和問題，並且大力激發民眾的創造力、想象力和參與政治活動的熱情。民間組織的參與是緩解各級黨政機關決策壓力的有效方法，中國的政治民主，需要從基層民眾的直接參與方式有條不紊的推進。第三、樹立以文明概念為核心的價值體系，從而把華夏民族的文化形態導向為以追求真理和科學的文化形態。
第四、把科學、技術、教育、衛生等領域視為社會文明體系中最可寶貴的財富，並且把這些社會領域視為文明進步的主要動力。第五、在政策思維上，開闢中國社會的綜合性、整體性發展的全新態勢。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寫道：“蜜蜂建造蜂房的本領使人間許多建築師感到慚愧。但是，最蹩腳的建築師一開始就比靈巧的蜜蜂高明，他在用蜂蠟建築蜂房以前，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把它完成了。”現在，中國站在21世紀30年代這個重要的歷史性關頭，一方面必須對剛剛過去並且仍在延續的改革開放時期做出客觀而正確的總結；一方面必須對21世紀剩餘的未來時光做出完整而細緻的規劃。美好的未來不可能憑空而降，一切美好未來無不基於當下的正確抉擇，華夏民族再也沒有喪失21世紀的資格和資本，中國只有走好21世紀的剩餘時間，才能夠逐步成為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一個合格的成員，並且為全人類的文明進步做出貢獻。
中國迫切需要繪製一張走向未來的可靠而具體的藍圖，在這裡，可行性、科學性與針對性的原則最為關鍵。對於華夏民族而言，只要有正確的社會政策，便能夠煥發出無限的、持久的創造力。
眼下，“新冠肺炎”瘟疫已經縱貫了2020年全年，依然在全球蔓延。中國備受大瘟疫的折磨和摧殘，在抵抗瘟疫的過程中，一切關心中國命運的有識之士，都應該認真思考改革開放時期的歷史地位和社會未來的趨勢，以承先啟後，使得我們的國家成為一種文明的存在。 徐國進
2021年1月24日星期日

起自1980年代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是中國社會向着文明邁出的一大步，也是中國自有文字記載以來的全部歷史中向着文明邁出的最大的一步。因為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像改革開放時期這樣的潮氣蓬勃的創造社會物質財富的時期，改革開放時期40年來中國社會創造的物質財富，在存量上要遠遠超出以往4000年創造的物質財富的總和。當然物質財富的增加還僅僅只是我們看到的一種表象，普遍的說，經歷了40年改革開放洗禮的中國全體社會成員，在社會意識和精神面貌上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
在歷史上，中國曆朝歷代的充當交換介質的“貨幣”都是使用金屬鑄幣，但是，鑄幣的流通和使用無不隨着政權的更迭而變換，當一個政權瓦解後，新的政權再重新鑄幣。由於中國的政權的經常更迭，導致任何一種鑄幣都不具備連貫性使用的條件。而自給自足的小農生產方式也根本不需要一種恆固的貨幣的流通。以物易物幾乎是社會的基本的交換方式。政府系統通過行政命令而分配土地並且支配耕種，並且以徵收糧食的方式維持其統治。農業稅是歷朝歷代政府的唯一主要的稅種。
可以說，中國社會實質性的變化，是隨着1980年改革開放而開啟的。更改革開放時期的主題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改革開放時期是中國有史以來在產業分工領域一場最巨大、最深刻、最普及的大變遷、大發展、大升級的時期。在以往的歷史中，中國社會的唯一生產資料即是——土地。90%以上的人口以家庭為基本的勞動組織而從事農耕活動，人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物鐘完全按着大自然界的晝夜更替和季節變換而作息。當然，中國曆朝歷代的政權，也因為某種需要而大規模的組織勞動力進行公共工程和軍事工程的建設，但是，這種組織勞動的方式都是強征並且沒有任何物質的回報，只是“管飯”即讓征來的農工填飽肚子而已。起自長城的修建和隋朝開鑿的大運河，即是中國古代留下的政府工程的最典型的證明。
通過40年改革開放時期，中國社會已經具備一個現代化國家所應該具有的一切社會要素。首先是產業分工的完善和健全，當然，在一系列關鍵的科技領域和精細製造業方面，中國尚存在明顯的短板。由於社會分工的急劇擴大，從事於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勞動力人口也急劇增加，因此，這個時期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產業勞動力結構的轉型時期。
在上層建築的領域裡，逐步健全了社會的法律體系。雖然整個社會的法治狀況仍然存在許許多多的問題，這既有傳統中國的人治傳統的原因，也包含一些現實政治的原因。不過，從總體上，中國已經開始走上正常的法治化線路。
自1949年來，中國大陸社會經歷了“政治掛帥”和“經濟中心”兩個不同的歷史時期。再此之後，中國必須開闢一個曬社會文明的全面升華的嶄新局面。人類社會的發展於進步，不可能再盲目的運用“政治掛帥”中實現，也不能夠依靠單純地“經濟中心”的方式來完成。
1976年9月後，中國人民經歷了長達3年多痛苦的思考，終於從荒唐的“政治掛帥”走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大時代。改革開放時期的開啟過程極其艱難困苦，然而也非常燦爛輝煌。
出生於20世紀80年代之後的中國人，在改革開放時期成長和成熟，因此，80後的世代人群，理當是改革開放事業的堅定的繼承者和大無畏的促進力量。
繼承改革開放事業、保護改革開放時期的一系列社會發展成果，這是當代每一個中國人的責任。而正確的繼承和發揚改革開放事業，必須關注於如下幾個方面：第一、中國必須繼續保持產業分工發展的活力，在激發產業分工的持續繁榮中，保持各行各業的企業組織的活力和創造力，這同時也是保證全體社會成員的勞動熱情的最可行的方法。第二、需要設計和確立一種恆久適應社會文明進步的制度，在政治上，中國應該提倡和發展基層社會的直接參與者的民主，以參與者的直接民主有效化解諸多社會矛盾和問題，並且大力激發民眾的創造力、想象力和參與政治活動的熱情。民間組織的參與是緩解各級黨政機關決策壓力的有效方法，中國的政治民主，需要從基層民眾的直接參與方式有條不紊的推進。第三、樹立以文明概念為核心的價值體系，從而把華夏民族的文化形態導向為以追求真理和科學的文化形態。
第四、把科學、技術、教育、衛生等領域視為社會文明體系中最可寶貴的財富，並且把這些社會領域視為文明進步的主要動力。第五、在政策思維上，開闢中國社會的綜合性、整體性發展的全新態勢。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寫道：“蜜蜂建造蜂房的本領使人間許多建築師感到慚愧。但是，最蹩腳的建築師一開始就比靈巧的蜜蜂高明，他在用蜂蠟建築蜂房以前，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把它完成了。”現在，中國站在21世紀30年代這個重要的歷史性關頭，一方面必須對剛剛過去並且仍在延續的改革開放時期做出客觀而正確的總結；一方面必須對21世紀剩餘的未來時光做出完整而細緻的規劃。美好的未來不可能憑空而降，一切美好未來無不基於當下的正確抉擇，華夏民族再也沒有喪失21世紀的資格和資本，中國只有走好21世紀的剩餘時間，才能夠逐步成為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一個合格的成員，並且為全人類的文明進步做出貢獻。
中國迫切需要繪製一張走向未來的可靠而具體的藍圖，在這裡，可行性、科學性與針對性的原則最為關鍵。對於華夏民族而言，只要有正確的社會政策，便能夠煥發出無限的、持久的創造力。
眼下，“新冠肺炎”瘟疫已經縱貫了2020年全年，依然在全球蔓延。中國備受大瘟疫的折磨和摧殘，在抵抗瘟疫的過程中，一切關心中國命運的有識之士，都應該認真思考改革開放時期的歷史地位和社會未來的趨勢，以承先啟後，使得我們的國家成為一種文明的存在。

徐國進
2021年1月24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