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貴：一個在“厚黑”文化環境中成長出來的典型     據報道：流亡美國的中國富商郭文貴，3月15日傳因詐欺罪被紐約警方逮捕，不得保釋，涉案金額超過10億美元。 此時，我回想起來，從郭文貴逃亡美國並且開始所謂的“爆料”起，我曾經在推特發表過一些評論。回想一下，表達的大致的意思是：1、郭文貴現象說明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官商關係的破裂，2、郭文貴決不代表中國的民主力量和文明力量，3、郭文貴具有很大的欺騙性，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批判政府的勢力。但是，即便如此的看法和評論，我的推特賬號也很快被永久禁用了，同時，在國內，大致在2018年冬季，派出所警察兩次找我，要我寫保證，不再發表“不當言論”。面對這樣的公權力，我實在哭笑不得。     現在，因感而發，寫下這則短文。   李宗吾先生於1917年出版《厚黑學》，闡述“臉皮要厚而無形、心要黑而無色”，只有這樣，才能成為“英雄豪傑”。在我看來，這是華夏民族自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以來“焚書坑儒”和“指鹿為馬”的結果，自秦朝建立起直至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深陷“家天下”的輪迴之中，在這長達2300多年時間裡，整個中國社會始終處於不斷的沉淪、墮落、腐朽的狀態，並且根本無力自拔。因為社會內部的文明價值與科學力量都處於被嚴酷的打壓之下，無法獲得自由生長和成熟的條件。 華夏民族沒有形成濃厚的宗教精神。有的，只是極端物質主義和現實主義的生活觀念，即：以權力和金錢為主要目標的生存觀念。 中國在1980年代，開啟了一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在這個時期里，幾乎所有的成年人，最大的心願是發家致富。中國大陸社會深陷“金錢至上”的泥淖中。中國1990年代之後房地產業的興起，以及房產價格的無序暴漲，從一定角度說，是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金融機構的巨量放款以及地產商三方的相互支撐下，各自謀取的利益從而綁架城鄉居民的結果。應該是，在改革開放時期成長起來的傑出的地產商人，猶如鳳毛麟角，或者根本就不存在。 郭文貴即是一個在改革開放時期中撞入房地產業又結合權力支持而快速爆發的商人。而且，是在“厚黑”文化環境中成長出來的一個流氓+無賴的典型。郭文貴開始所謂的“爆料”，只是為了他的“保命、保錢、報仇”的自私目的，之後，隨着追隨群眾的不明真相，打出所謂的“新中國聯邦”、“喜馬拉雅”等等，等等，他口口聲聲高喊的東西，只是為了博取關注並且騙取利益而已。至於他自己口中高喊的口號，他本身也不知道究竟是什麼東西，也根本不知道如何實現，更關鍵的在於，即使達到了目的，他也不會按着他高喊的某些觀點去執行，因為他高喊的許多觀點，只是為了達成自己的私利而事先欺騙人們的把戲。其實，他的騙術也很拙劣：只是畫一個大餅卻永遠讓相信他的人們無法吃到大餅而已。其實，畫大餅的人，從一開始就知道這只是一種欺騙。然而，他也知道，總會有一些人相信。 郭文貴現象只是折射出，在目前的中國大陸社會，仍然不具備湧現偉大的統治者和反對者的文化環境和制度前提。不過，在我看來，公權力的流氓性對於社會的破壞性更巨大、更惡劣、更無形。華夏民族“好起來”實在太難太難。以我個人的經歷而論，早已深感無可奈何和無能為力，但是，即使如此，我的希望仍在、理想猶存。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稱，“流氓無產階級是舊社會最下層中最消極的腐化的部分，他們有時也被無產階級革命卷到運動里來，但是，由於他們的整個生活狀況，他們更甘心於被人收買，去干反動的勾當。” 關於流氓，魯迅先生的定義是——無論古今，凡是沒有一定的理論，或主張的變化並無線索可尋，而隨時拿了各種各派的理論來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稱之為流氓。“流氓等於無賴子加上壯士、加三百代言。流氓的造成，大約有兩種東西：一種是孔子之徒，就是儒；一種是墨子之徒，就是俠。這兩種東西本來也很好，可是後來他們的思想一墮落，就慢慢地演成了‘流氓’。” 即使在今日，流氓的性情與奴才的心態，也是中國許許多多的男男女女的普遍的行為表現。即便在當下的中國大陸，依附權力仍然是最容易攫取某種個人利益的手段。 為了占有金錢、財富，或者奪取某種權力而不擇手段的行徑，均可以歸為流氓和無賴。因此，流氓和無賴首先是一種極端的以物質利益為目的的現實主義者，從來沒有任何的宗教信仰，更不遵循任何人類文明價值的準則。但是，卻偏要拉起一張“大旗”，這面大旗可以是歷史上任何一種美好的遺產，也可以是一種容易被人們普遍接受的理論，或者一種群眾最淺顯的社會嚮往，這些，都可以隨手拿來作為“大旗”上的口號，目的在於欺騙和謀取私利。 毫無疑問，華夏民族的社會文明的發展與進步，是一項無比艱難困苦的事業。 華夏民族的文明升華，首先需要讓成年男男女女的大多數具備文明的價值觀，並且具備探索自然科學知識的自覺意識，只有如此，華夏民族才能夠逐步走向偉大。 徐國進 2023年3月20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