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政治家必須是文明理念的踐行者
    
    一個國家的政治家集團，應該是為一個社會的文明進步開闢道路和尋找方法的隊伍。這個隊伍對於社會發展具有最能動的影響力和引導力，因為他們手中掌握社會公共權力，而且有關於社會事務的話語權。
    在中國，新型的政治家的責任是引領人民在先進的勞動組織中積極而能動地創造生活需要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從而發展社會成員的文明的個性素質。對於現代國家來說，“槍子杆裡面出政權”已經不僅是陳舊落後的觀念，而且也成為一個必須被拋棄的政治理念。傳統的自上而下的任命行政官員的方式更需要改革。各個級層的政治領導人必須產生於廣泛的人民群眾的如同度。
    在新型的政治系統裡，必須發揮輿論對於政治領導人的監督作用。而不是像現在的這樣，輿論絲毫不能觸及和批評領導者的作為。因此，在中國，政治改革一個先行的措施就是新聞的獨立自由。這是在西方國家已經解決了的問題，而在中國卻是一個新問題。
    在1980—2000年改革開放時期，我們的國家並沒有出現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交相生輝的局面。這是由於許多歷史的和現實的因素造成的。在當代，我們必須重新思考和確立我們對於歷代政治家的評價標準，否則，我們的民族就會繼續迷失在一個固定的認識政治家的誤區里。事實上，我們的文學藝術作品、甚至於思想理論界，仍然運用一種不符合文明發展需要的標準來宣傳着許多政治家，這樣，會把人們的觀念引向一個錯誤的方向，只能對中華民族的文明進步不利。
    新型的政治家必須在民間產生，並且充當民族文明發展的播種者。在21世紀，這些政治家必然首先產生於政黨組織內部。在20世紀，孫中山先生是作為一個偉大的思想先行者而出現的，他所倡導的“三民主義”，是我們兼收並蓄的民族精神的龐大體系，而共產黨對於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接受，一方面帶有中國人向西方學習的痕跡；另一方面也是國內傳統農業文明全面破產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結果。20世紀的政黨，都試圖為中國社會找到正確的發展道路，但是，政黨政治發展到20世紀中期，以國民黨和共產黨兩大政黨所領導的軍隊，在1946—1949年的三年，卻開展了一場有史以來的規模最大的戰爭。這是我國政黨政治發展失敗的表現，也是一個在經濟上長期停滯的民族國家的必然結果。
    無疑，中國社會向現代化的轉型，需要偉大的政黨。歷史上，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家同樣是軍事家。一直到20世紀的蔣介石和毛澤東，也同樣的首先是一個軍事家。手無兵權的孫中山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不會獲得和掌握國家的實際權力。而且，自古以來，從孔子開始，一切優秀的、閃爍着人性光輝的思想家都做不成中國社會的政治家。顯然，對於21世紀中華民族來說，我們的國家迫切需要一大批富於個性的、充滿着光輝人性的政治家的產生和出現。同時，他們必須是符合中國社會發展需要的人物。
    從秦始皇到毛澤東，無數個充滿着傳奇故事的政治家書寫了我們民族的歷史，也給我們這個忍辱負重的民族帶來許許多多悲歡離合。現在，歷史應該也必須清算我們自己民族歷史中的政治家。我們的時代也已經具備了產生新型政治家的條件與環境。
    一個古老國家的革新需要從容不迫的正確方法，新型的偉大政治家必然會在解決中國社會21世紀面臨的一系列社會矛盾和問題的過程中產生。新型的偉大政治家自然的也必然的是人類文明理念的踐行者。


                                       徐國進
                                      2006-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