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迫切需要突破“經濟中心”的理論與方法 中國大陸社會自1949年10月以來的70多年,歷經“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掛帥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兩個性質不同的歷史時期。1976年9月毛澤東死後,中國人民在哲學、文學、意識形態領域以及現實政治與政策等等方面,經歷了大致3年的痛苦的反思與探索,終於,在1980年代,一場比任何“政治運動”都深刻千百倍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艱難開啟。 應該說,“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已經比任何政治運動更加接近於人類文明的實質。改革開放時期是從根本上改變了全體中國人民的命運,也徹底扭轉華夏民族的歷史方向。從宏觀歷史的角度衡量,對於中國而言,改革開放時期是一個僅有的可以與公元前8—3世紀的百家爭鳴時期相媲美的一個偉大時期。 當然,可以說,“政治掛帥”與“經濟中心”兩個歷史時期是一個以權力和金錢為核心價值依歸的極端的現實主義傾向的國家的自然而必然的社會現象。 對於改革開放時期的反思與總結,曾經在2008年有過一些來自理論與意識形態上的行動。然而,由於進入2010年後政治環境的變化,中國人對於改革開放時期的理論探索與總結,沒有能夠像1976年9月之後對於“政治運動”的反思哪樣成為全社會的主流。整個社會嚴重而普遍的沉溺於極端的物質利益第一與“金錢至上”的氛圍泥淖中,然而,卻又嚴重而普遍的缺失一種核心型的價值觀念與理論形態,因而,在諸種現實的社會政策方面,也嚴重而普遍的缺失能夠推動中國社會走出和超越“經濟中心”的具體有效的行動和方案、步驟。 尤其是在華夏民族以何種姿態面對21世紀的未來時,顯現的徘徊彷徨和無所適從。可以說,在改革開放時期40後,華夏民族面臨着一場比毛澤東之後更加重要的歷史轉折和現實選擇之際,中國卻有可能喪失正確的方向與科學決策的可能性。因此,這就使得中國社會猶如站在懸崖邊上,隨時有掉下萬丈深淵的風險。 毫無疑問,出生於20世紀50—60年代兩個世代的人,完完全全被籠罩在毛澤東的陰影之下而成長起來。可以說,至今為止,他們中的相當部分的人仍然虔誠膜拜毛澤東。對於華夏民族,這是一道實實在在的嚴重的屏障,直接影響着中國政治與經濟的進步。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一代領導人發起的“徹底否定文革”的教育活動,當時沒有對毛澤東進行徹底否定的勇氣,以至於為中國的順利前行留下了一個巨大的歷史隱患。我希望,在改革開放時期成長起來的出生於20世紀80年代後的中國人,必將充當改革開放的堅強的繼承者和發揚者。 中國自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之後,滿清王朝內部的一批具有開明意識的官僚階層,發起了一場以實業救國為宗旨的“洋務運動”,這場實驗以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而告終。20世紀百年的中國,集各種各樣的暴力革命、軍事戰爭、政治運動於一體,最後在1980年代走上了一條“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改革開放時期貫穿在中國20世紀與21世紀之間。並且歷史地充當華夏民族21世紀創造嶄新的社會文明的一個波瀾壯闊的序曲。 在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中,中國人最重要的追求即是吃飽穿暖。現在,21世紀的中國所面臨的社會發展任務是千頭萬緒,而且,中國社會仍然屬於一個在產業領域、地區之間等方方面面發展極不平衡、極不協調的狀態。在21世紀的當前,中國社會在經歷40多年的改革開放時期之後,所積累的形形色色的問題和矛盾交織在一起,已經達到一個激化的頂點。這個關頭的中國,要比1976年9月毛澤東死後的有“政治掛帥”向“經濟中心”的轉型關頭更加艱難和充滿風險。 在文化和意識形態上,華夏民族迫切需要湧現一大批偉大的聖哲,從而引導華夏民族普遍建樹起一種文明的歷史觀念。在這方面,從姬昌到孫中山、從秦始皇到毛澤東、從百家爭鳴到“獨尊儒術”、從漢明帝“夜夢金人”的佛教傳入到1966—1976年的“文革”,這些涉及重大歷史轉折關頭的人物與事件,都需要給予客觀而正確的認識。總之,中國有着太多的歷史問題需要回答,同時,也有着太多的現實問題需要正確的方法。 從宏觀歷史的角度看,而且從未來的高度看,華夏民族的偉大復興,即是復興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偉大創造力和文明活力的傳統, 在40多年“經濟中心”主導的社會運動實踐過後,華夏民族在理論上必須確立起以文明升華為主旨的理論與意識形態主線。 在社會政策與具體的方法方面:1、制定以產業和科技革命為基礎的社會發展政策;2、完善勞動組織與健全企業制度,讓企業充當社會進步的核心促進力量;3、創建以勞動者優先的分配機制,從政治上牢牢確立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的主體地位;4、充分發揮教育、科技、文化、醫療等社會事業在促進生產力發展方面的作用;5、在文化與意識形態方面,樹立以文明價值為核心的堅定理念。 上述問題與思路,無一不是說着容易做着難。 歷史上,尤其是在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之後到20世紀結束的兩千多年間,中國從來沒有一種依靠經濟手段和方式解決和處理社會問題的傳統,幾乎所有的社會問題,都必須最終依靠政治權力來解決。中國不存在一個相對獨立的經濟系統,社會財富(農耕社會的主要財富為土地)掌握在國家政權手中,收到國家政權的嚴格的控制和支配。歷朝歷代的統治者從來不允許經濟系統的自由自主的發育和發展,因此,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產業革命的局面,也沒有產生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的社會環境與政治氛圍。 改革開放時期在20世紀80年代沿着“黨政分開”、“政企分開”的思路進行,叫做“對內搞活、對外開放”。事實上,這是一種正確的政策思路和社會發展趨勢。本來,這種趨勢應該達到良好的繼承,然而,由於強大的傳統政治慣性,在改革開放時期進行了大致40年之後,一系列本來具有正確而文明的思路與方法再次被終結。 但是,改革開放時期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治導向和政策思路,本身是一種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對於華夏民族這樣的複雜而多樣化的社會形態而言,通過“經濟中心”而轉向全面的社會文明升華,這不僅市一種歷史必然進程,而且是激發強大的社會活力的具體方法。 社會文明的發展與進步之路,即是持續不斷的從事於產業革命與科技發明,一切文化形態和政治運作,都必須首先的、並且自覺的服務於產業與科技革命的需求。 華夏民族已經沒有喪失21世紀百年的任何資本。中國在走完21世紀第一個十年後,由於改革開放時期出現的一系列問題與矛盾,尤其是社會公權力領域裡出現的嚴重而普遍的貪腐難以得到根治。必然說,嚴重的公權力貪腐是改革開放過程的一個不可克服的歷史現象,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只有通過完善的制度和法治建設。 21世紀華夏民族文明的偉大升華,迫切需要湧現一大批從理論上闡述並且掌握文明價值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群體,同時,需要湧現無數為傑出的引領產業革命的企業家、致力於知識發現和技術發明的科學家群體、把傳播知識和文明價值視為己任的教育家隊伍。 中國的具有文明價值理念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學家、教育家、企業家必須聯合起來。共同致力於華夏民族的社會文明的發展、進步與升華。 徐國進 2022年1月27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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