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過後的幾年，是國際局勢迅速變化的時期。蘇聯領導人在訪問北京時看到了反政府的最大規模的示威遊行，但卻是他的國家先沒有了。蘇聯的解體是二戰以來的最重大的變局。美國獲得了冷戰的勝利。而中國在鄧小平鎮壓64後又用南巡講話啟動了經濟發展。對政治改革的失望，轉換為一切向錢看。不爭論姓資姓社，是實用主義的策略。就像是上帝是否存在一樣，如果爭論起來，可以是一萬年，不用工作生活也不會有統一的認識。放下爭論，反而發展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正在成為第一大。所謂人窮智志短。中國人給美國打工三十年，也攢了點家當了。現在回頭看，心態已經不同。

64的影響，在我看來，是開啟民智的一個契機。無論勝敗，它是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大事。學生領袖們最終沒有象在其它國家一樣成功，未必是壞事。因為他們成為買辦，不為多數中國人服務，也是大概率事件。

每年的紀念也就是當年參與者的感情寄託。歷史的車輪已經遠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