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進步計劃

當下，為了中國人民的現實福祉以及美好未來，必須湧現出一大批智者、勇者與賢聖之輩，為我們高舉旗幟、確定航向、點燃希望。

在華夏民族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中，一個最偉大的時期是公元前8—3世紀被稱之為春秋戰國的諸子百家共相爭鳴的時期。然而，從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起直至20世紀末，華夏民族逐步退化為一個不善於勞動、創造、發明的民族。在政治上的王朝循環與從未改變的以家庭為勞動核心的小農生產方式下，導致整個社會在文化、教育、科技、醫療等方面毫無活力和發明力，在社會產業的分工以及產業技術的發明、應用等等方面都幾乎處於停滯的局面。

中國自1898年“戊戌變法”迄今，康有為、梁啓超等代表的維新派，曾經認真提出許多規劃，孫中山先生更是中國嶄新政治制度與產業發展規劃的一位偉大設計者。然而，在20世紀，華夏民族的社會發展並沒有能夠獲得最大限度的成功。

起自1980年改革開放時期“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普遍激發了全體社會勞動者的致富熱情，並且煥發出整個社會的活力。但是，經濟歸根結底僅僅是人類社會中的一個側面，“經濟中心”的思路與政策，如果不結合社會政治、文化、科技、教育等等方面的協調性發展與進步，不僅難以為繼而且無法普遍培育出文明的社會成員。

   21世紀中國站在起自1980年“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改革開放時期的基礎上。客觀地說，改革開放時期歷史地充當着21世紀華夏民族創建嶄新社會文明的偉大序幕。21世紀百年理當是華夏民族創造嶄新社會文明的正劇。

     當中國走過40多年的改革開放時期後，必須從政治與政策的方面自覺的擺脫“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種種泥淖，有效化解由此產生的諸多社會問題和矛盾，並且走出改革開放時期，開闢一個社會文明全面升華的局勢。然而直到現在，中國大陸仍然沒有充分表現出這樣的政治智慧，也沒有能夠制定出引導中國走向社會文明全面發展的全局性的政策與策略。

在經歷1980年以來40多年改革開放時期之後，中國迫切需要一場偉大的社會文明升華。因此，開闢出中國社會的整體性、綜合性、全面性的社會文明升華局面，這才是正確選擇和方法。

    因此，中國需要制定21世紀社會進步的現實行動方案與長期發展計劃。這些行動方案與計劃至少包括：

（一）、選擇和樹立以文明概念為核心的價值形態，普遍而根本性的改變社會成員的精神面貌與心理素質。中國問題的根源來自各種各樣、形形色色的不良文化因素。可以說，自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到20世紀結束，華夏民族始終處於“官本位”的狀態下，權力意志以及公權力的愚昧邪惡是所有社會問題的關鍵。因此，從根本上提升社會成員的文明素質，最主要的破除許許多多的不文明、甚至反文明的文化的影響。造成的社會心理

（二）、設計與確立基於公平的制度體系。主要包括政治框架與國家體制（其中行政、立法與司法）以及企業制度。中國大陸在政治方面的三大任務包括：1、培育高質量的政黨，並且設計富於競爭性的政黨制度；2、有條不紊地引入公平、公開、公正的選舉制度；3、對於涉及到公權力即國家職能的部分，必須進行合理的分工、各司其職，在社會生活中分別發揮促進文明的作用。公權力必須扮演服務於社會文明發展與進步與進步的角色，這是中國政治改革的重心。在企業制度方面，主要是理清政府與勞動組織的相互關係。

（三）、產業體系與社會供應鏈的完善，不僅是中國社會在經濟上面臨的一個嚴重問題，也是一個關鍵的政治問題。在秦朝之後，中國始終是一個沒有良好的商業傳統和產業創造力的國家。勞動組織從來不具備自主性，因此也缺乏創造力，而且，勞動組織與國家政權之間的關係，始終沒有得到正確的解決。

（四）、造就一個結構完整、機製發達、內容先進的教育系統，並且把教育視為創造美好未來的關鍵的一個領域。改革和優化各類學校的教育內容，賦予教育嶄新的文明理念，培育受教育者良好的價值與勞動技能。從而，我們的社會才能夠擁有賦予活力和創造力、並且擁有一個可期待的美好未來。

中國在進入21世紀以來的20年裡，沒有能夠樹立嶄新的政治理念以及政策措施，成功的實現由“經濟中心”向全面社會文明升華的轉型。中國不僅喪失了21世紀前20年的重要歷史轉折的機遇，也有可能導致未來長時間的社會動盪。中國仍然是一個嚴重缺乏偉大政治家的國家。而民間的文明力量，也根本無法參與到各種社會政策的制定和決策機制中。中國的各種社會問題與矛盾越來越嚴重。中國在看預見的未來10年，難以真正走出外交孤立局面，並且，內部社會有可能發生大規模的政治動盪。

21世紀華夏民族需要救贖、需要再造、需要新生，而贏得新生的前提是：生活在當下的所有社會成員，都必須貢獻出正確的智慧、自願付出艱辛的勞動、以及一往無前追求真理的熱情。毫無疑問，21世紀華夏民族必須實現和完成一場偉大的社會文明升華，這種文明升華涉及生活的各個方面、各個層次、各個領域。

文明價值與正確方法，是21世紀中國成功的前提。正確的方法最為重要。可以說，20世紀百年中國始終處於喪失文明價值和正確建設方法的狀態中。目前關頭，華夏民族的一切智者、勇者和社會賢聖之士，首先應該集中智慧提出、制定和確立中國社會建設、發展與進步的正確方法。

1940年代之後出生的中國大陸人，直至60年代（甚至包括70年代），無論從政治的角度還是從教育的角度衡量，在其成長的過程中，都沒有能夠得到系統而完整的文明價值的培育，也沒有能夠得到全面而深入的科學知識的培養。現在，中國大陸的出生於1960年代的社會成員，都將逐步退出工作崗位。出生於1940—1960三個世代的社會群體，沒有能夠湧現出方方面面的大批的傑出人物，尤其是偉大的政治家、科學家和企業家。

人類在地球上生活，包含兩個層次的基本的與核心的關係：一是人類與自然界的關係；一是人類之間的相互關係。人類的社會文明首先體現在對於自然界物質運動規律的研究、認識、探索、開發和利用的水平、程度、規模上，同時，也體現在人類相互之間的各種社會關繫上。

社會文明的進步，歸根結底是“人”本身的進步。文明首先是人本身的文明。21世紀華夏民族必須樹文明之人。當1980年代出生的社會成員成為社會勞動大軍的主流後，中國大陸社會必然的、也自然地會發生一場實質性的改變和升華。

21世紀中國的文明事業，首先來自全體中國成年人的創造力和想象力，中國的文明事業是全人類文明事業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一場引人入勝、波瀾壯闊的偉大事業。

徐國進

2022年7月12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