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中国大陆政治体制的关键要件：《政党法》与《选举法》 在21世纪，中国大陆共产体制的瓦解与文明体制的再造，这是中国社会在政治领域里的一条主线。 中国大陆现行的共产体制，于1950年代开始设计与创建，在制度方面完全借鉴前苏联。当然，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有着极其深刻与复杂的自身经济、政治与文化背景。起自1980年的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是中国对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一场全面的矫正和纠偏，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虽然及计划经济体制快速而明显的瓦解，但是，根本而言，中国大陆仍然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制度。而且，计划经济的政策思维、理论基础与现实条件从来没有被完全根除。 在中国，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后，虽然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民主主义者在南京创建了“中华民国”，然而，由于中国从来不具备良好的基层民主经验和法治传统，更由于中国从来没有进行过持久的产业革命的历练和分散的小农经济形态，使得在辛亥革命中建立起来的共和国只具有一种名义上的象征。而1917年爆发的俄国10月革命，却直接为中国输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并且，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参与下，于1921年7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共自成立起到1949年10月，通过“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军事方法，从最初的“武装割据”最终夺取了中共大陆的国家政权。 从宏观中国历史的角度看，共产主义以及共产体制在20世纪下半叶中国的形成，是公元前221年秦朝“大一统”体制的一种变种与重新塑造。把中国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披上共产主义的光环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外衣。毛泽东把自己视为“马克思+秦始皇”具有十分典型的自我说明意义。而其实，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只是长在皮上的毛，而秦始皇才是真正的内核与包裹其内核的皮。 现在，共产体制模式在中国大陆已经存在了70多年。经历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挂帅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两个不同的时期。 在中国大陆走到“政治挂帅”与“经济中心”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之后，无论对于中共还是对于中国而言，共产体制都属于无以为继且难以为继。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后，华夏民族本应走向一条“全面的社会文明升华”之路，然而，很不幸，在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的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一代人，根本没有能力从理论上认识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逻辑，也更没有提出和制定一系列正确的社会政策与方法，甚至试图运用毛泽东与毛泽东时代的理论思维和固有方法解决“改革开放时期”之后的问题，其结果，只能把共产体制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激发成为一场整体性的官民对立状态，从而，共产体制只能在各种大陆瓦解，甚至已经失去了体制自救的任何理由。本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就是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彻底失败后的一种体制型和政策性的自救，中共大致通过4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而赢得自身统治的一些合理性与合法性。然而，由于这个体制本身的僵化性、顽固性和落后性，再加之，在其走完“经济中心”的一个时期后，没有能力推动和引导这个社会实现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升华，因此，只能面临最终瓦解的局势和结果。 站在历史的高度衡量，可以说，70多年来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已经从理论、政策与结果等等上遭遇全方面的失败。把共产主义实践放置在宏观中国历史中考察，一方面，是中国20世纪出在走投无路情况下对前苏联学习和照搬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的“大一统”治理模式根深蒂固天然延续的结果。 眼下，2019年末首先发生在武汉的以“新冠肺炎”命名的大瘟疫，在三年来“动态清零”的管控措施下，这在演变成为中国大陆社会的一场普遍的不满和反抗行为。这种不满涉及社会各个阶层，而民众的反抗也已经通过各个城市开始，并且迅速传到到政治领域，显然，“大瘟疫”与“动态清零”十分有可能充当21世纪中国大陆社会开始在政治制度上激发质变的一个历史性的节点。通过正在发生的一些抗争事件，可以说，现行体制瓦解的声音已经嘹亮的响起。 对于中国大陆而言，设计、创建和确立一种基于文明价值的政治制度，其艰难程度不亚于在荒原上播种。因为中国的统治者从来没有对于人民进行过丝毫的民主教化，只是未来维护自身统治而自觉的甚至蛮横地对人民进行欺骗。 在21世纪，华夏民族欲要实现并且完成一场伟大的政治文明升华。从现在起，就必须自觉地构思、设计、规划实现政治文明的良好组件。在这些组件中，《政党法》和《选举法》是两个基石般的要件，而且最为关键。 在20世纪百年中国的政党发展中，以国民党和共产党为代表的政党，在争夺国家政权方面都使用武装暴力和军事战争而进行。而这种形态的中国政党制度是导致20世纪中国社会整体发展失败的根源。其国家也也始终无法走上良好的民主于法治轨道。 对于《政党法》和《选举法》的具体条文的制定，是需要中国的政治家、法学家与一切智者共同思考的问题。在这方面，同样也需要全世界一切关心中国命运的研究者们、思想家们共同的联合起来进行工作。 毫无疑问，中国迫切需要设计和确立一种伟大的制度体系。这是华夏民族的社会实现持续的法治和进步的保障、也是社会生活长治久安的前提条件。 在21世纪华夏民族的民主之路上，决不再需要民众的鲜血，也必须屏弃一切形式的暴力，而只需要全体社会成员的正确的智慧。 徐国进 2022年11月30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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