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早在兩年前的1642年（明崇禎15年，清崇德7年）就對吳三桂進行招降。當時清軍攻克松山，錦州，皇太極致書吳三桂告以其舅父祖大壽等人“因系將軍之戚”而獲保全，勸他“幡然悔悟，決計歸順”。又命令吳三桂之兄吳三鳳，舅父祖大壽等人寫信勸降吳三桂。吳三桂給祖大壽回信表示“猶豫未決”，皇太極再次致書勸他“急圖歸順，勉立功名”。然而，在接下來的一年多時間裡，吳三桂感覺形勢尚不明了，自己亦有迴旋餘地，所以態度曖昧，並沒有着急降清。

到1644年3月明朝覆亡之時，吳三桂卻很快決定接受大順政權的招降。他之所以做出這一抉擇，首先是因為吳三桂獲悉大批明朝文官武將都歸附了大順，其中如唐通，白廣恩等不少人在過去遼東戰事中還曾與吳三桂共事過，大順政權已成眾望所歸之勢，頗有一統天下氣象。其次，大順政權同明王朝一樣是漢族政權，吳三桂更易於接受。其三，吳三桂所部遼東官兵一直以來都在同關外清軍對峙作戰，同大順軍並無恩怨。第四，就個人利害關係出發，吳三桂雖然有一部分親屬降清，但父母等直系親屬居住在已被大順政權控制的北京，歸降大順政權與否必將直接影響到親人們的命運。何況，曾在遼東共事的唐通，白廣恩等人都已經成為大順朝新貴，唐通兵力遠遜於吳三桂，三月間投降大順就受封為定西伯，由他出面勸降，對吳三桂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於是吳三桂決定投靠大順政權。山海關防務由李自成派來的唐通接管。

3月22日，吳三桂在永平府張貼告示，說“本鎮率所部朝見新主，所過秋毫無犯，爾民不必驚恐”，可是到了26日，吳軍行至河北玉田縣，離北京已經不遠了，吳三桂突然改變主意，由投降大順急轉對大順持敵對態度。之所以產生這種急劇變化，史籍所述原因有三。其一是吳三桂聽說他的父親吳襄被大順政權拘捕追贓，其二是聽信從北京逃離出來的奴僕謊報吳襄全家被大順軍抄沒，第三種是世間紛紛揚揚所傳的吳三桂留在北京的愛妾陳圓圓被大順軍將領所掠，於是“衝冠一怒為紅顏”。總之吳三桂因故對李自成招降誠意大為懷疑，猜測招降是一種騙局和圈套，於是驟然變卦，帶領部下兵馬直撲山海關，從背後對鎮守山海關的唐通部發起突然襲擊。唐通兵力只有吳三桂所部的五分之一，加上變生意外，猝不及防，山海關被吳三桂輕易占領。唐通領殘部撤出山海關，大順政權委任的其他官員也紛紛逃回。

吳三桂的叛變，使得山海關頓時籠罩在緊張的戰爭氣氛之中。吳三桂明白憑藉他那點軍事實力難以抗衡大順政權，更難以在順，清夾縫中生存，他實際上已經決意投靠清廷，占領山海關是為了增加投靠資本。

李自成獲悉吳三桂叛變占領山海關後，經過緊張商議，決定一面安撫吳襄，讓吳襄寫信規勸吳三桂，一面做武力平叛準備。4月13日，李自成，劉宗敏親率大軍進發山海關。隨軍押帶明朝太子朱慈烺，永王，定王，晉王，秦王和吳襄等人。李自成仍抱希望於通過君，親之義招降吳三桂，但吳三桂投靠清廷已成定局，沒有回頭路可走。

與李自成疏於警戒防範清廷相反，清廷密切關注關內形勢變化。隨着明王朝的急劇衰微，清廷虎視眈眈，絕不放過擴張自身利益的良機。1644年3月，清廷決定大舉伐明，出師之前，范文程上書攝政王多爾袞（皇太極於1643年病死，幼子福臨即位，清廷實權落入攝政王多爾袞手中），指出明朝大勢已去，難逃覆滅命運，或建立千秋之偉業，或後悔痛失良機就在此一舉。范文程說明朝的勁敵不外乎清廷和流寇（李自成），現明朝將亡，正如秦失其鹿，楚，漢爭之一樣，表面上是清廷與明朝爭天下，實際上清廷真正的對手是流寇（李自成）。范文程的上書為清廷多爾袞用兵提供了總體戰略方針。四月初，傳來了大順軍攻克北京，明廷覆亡的消息。多爾袞決定趁大順軍立腳未穩，迅速出兵，動員兵力之多之強前所未有，清廷的戰略目標已經由從前掠奪財物子女一變而為進取中原。多爾袞接受范文程，洪承疇的建議，嚴格約束軍紀，規定“有抗拒者必加誅戮，不屠人民，不焚廬舍，不掠財物，-------軍民秋毫無犯”。進軍路線則採納了洪承疇的意見，準備由薊州，密雲破牆而入，避免頓兵山海關堅城之下。（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