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定全滇是大西军史册上的重要篇章。就大西军而言，张献忠在世时虽然有建军立国的开创贡献，但在1644年入川以前流动性太大，所建地方政权随建随失，入川以后尽管有意以四川为基业，但在政策上屡犯过失，滥杀无辜，激起无数叛乱，张献忠死前数十万兵马仅仅拥聚于西充一带弹丸之地。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人于张献忠死后，团结内部，不失时机地挥军入滇，取得了一块稳定的基地，修养补充兵马，整顿经营地方，为原大西军在南明抗清斗争中重展雄风积蓄了力量。大西军自1650年起北出贵州，四川，东进广西，广东，湖南，几次挫败不可一世的清军，成为全国抗清的主力，是同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等收取和经营云南分不开的。

大西军在平定全滇之后，即发兵守卫四川之大渡河，贵州之镇远，中路之雪山关，凡是可以入滇之路，都派兵扼守之。孙可望等在云南的统治虽说是大西政权的延续，但在政策措施上做了大量改革，纠正了张献忠奉行的过激行为，针对云南地方特点注意团结少数民族，成绩非常显著。具体表现在下述方面：

一，       

在政权建设方面，孙可望等大西军领导人为争取云南汉族官绅和土司的支持，废除了大西国号，许诺“共扶明后，恢复江山”，但当时还没有同南明永历朝廷建立联系，因此纪年暂时用干支。领导体制上，孙可望称平东王，李定国称安西王，刘文秀为抚南王，艾能奇为定北王，四人地位大致相当，孙可望以大哥身份充当盟主主持军政重务。以杨畏知为华英殿学士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沐天波仍明旧封为黔国公，府，州，县官员一概重新任命，委用的官吏皆换用新的印章，只有沐天波佩旧印不改。重用廉洁官吏，严惩贪官酷吏，雷厉风行的惩办贪腐，有效地荡涤了明朝相沿成习的污泥浊水，保证了云南吏治的清廉。

二，       

在经济政策上，大西军初入云南时候面临紧迫的粮饷问题，在很短的一个时期实行过打粮（抢粮食）和对官绅，土司追饷的办法。但很快就代之以切实可行的赋税政策。他们把原先地主向农民征收的田租从一半以上减为十分之一，大大降低了剥削率，入官四分，剩余的为农民所得，从而保证了军队和政权的稳定收入。地主们虽然心怀不满，但仍然能收取一部分，生活有着，因而也对孙可望政权没有太大的敌对情绪。此外孙可望等还注意保护民间贸易，铸造了“兴朝通宝”，使得云南在商品流通过程中普遍使用钱币，同其他各省趋于一致，对于活跃云南和内地经济上的交流具有深远的意义。再有，对于云南的井盐生产也加强了管理，消除陋规，增加财政收入。孙可望派人为盐税司，负责征收盐课和商税。通过铸钱，整顿盐课，商税以及田赋制度的改革，为大西军的稳定云南进而出滇抗清奠定了经济基础。

三，       

在军事方面，孙可望等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包括严肃军队纪律，加强训练，改善军需供应等方面。

孙可望等在云南站稳脚跟后，严厉申明军纪，“凡发兵征剿，所过大路，鸡犬不惊，百姓卖酒肉者路旁不断。如兵余小子有擅夺百姓一物者，立刻取斩；如该主不首，连坐；如该管官失察，责八十棍。”在这种严明军纪之下，孙可望等很快得到云南百姓的衷心拥护。连当时的封建文人也称赞道，“孙可望等立法甚严，兵民相安。”

在加强军队建设和训练方面，孙可望等以云南为基地，秣马厉兵，抓紧军事训练。当时，孙可望等拥兵三十多万，兵员数量比入滇之处有大增长，其中既包括了对原明朝官军的收编，也吸收了不少当地少数民族的军队。为了操练兵马，在昆明征发数万民工，扩建教场，日夜操练士卒，为不久后出滇抗清准备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

此外孙可望等还注意改善军队供应，将各州县田地分与各营头，令彼处坐就食。军需供应也做了妥善安排。

四，

在社会治安方面，孙可望等也大大加强了管制，各府，州，县虽然委任了文职印官，但实权掌握在分布各地的武将手里。为了争取地主士绅的支持，孙可望等非常注意争取他们的合作。孙可望命令吏部官员主持考试生员，取士多名，观政选官；对于生活有困难的士子给予关怀，开仓赈济寒生，每人谷一斗。这些措施使得出身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感到出头之日，大大减少了抵触情绪而予以积极配合。到1650年孙可望出兵“以复中原”前夕，考试滇南生童，意在选取官员出任收复地区官职。1651年以后，刘文秀北出四川，李定国东出两广，湖南，所占地区派设了不少官员，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从云贵人士中选拔的。

五，

对于云南少数民族和宗教在政策上也做了比较妥善的处理。孙可望等人利用明封黔国公二百多年在各土司中享有的威信广行招徕，注意笼络各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只要不持敌对态度就承认其统治权，并责成土司提供部分兵员和粮饷，不少土司的头人成了大西军下的将领。孙可望，李定国等人排除民族偏见，对西南少数民族的将士能够善用其长，如山区行军作战，组织排布象阵等等，从而扩大了兵源，形成了西南各族人民共同抗清的局面。在宗教方面，孙可望等命令保护宗教寺观，尊重当地居民的宗教信仰，这些措施对于增强民族团结和地方局势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