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可望投降清朝後，為了取悅於清廷，不僅提供了永曆朝廷軍事機密等各方面的情況，獻上了滇黔地圖，還為清軍進攻提供了一批熟悉地形的嚮導。清廷在孫可望的大力配合下“以大兵分三路趨雲南”。雖然清廷出於種種考慮沒有讓孫可望親赴前線，但還是充分利用了他過去在大西軍和永曆朝廷中的特殊地位，加強了政治攻勢。當清兵分三路進軍時候，孫可望派人攜帶手書招降諸將帥，聲言自己已經“受王封，視親王，恩寵無比。諸將降者皆得予厚爵，非他降將比。惟定國一人不赦”。這以後，永曆政權在軍事上節節敗退，不少原大西軍系統的將領倒戈投降清廷，孫可望的現身說法無疑起到了很大的瓦解軍心作用。李定國支持的永曆朝廷的覆亡雖然源自多種原因，但清廷利用孫可望原來的地位和關係竭力進行瓦解，無疑是極其重要的原因之一。

從順治十五年（1658）起，清軍向西南的進兵頗為順利，這裡面自然有孫可望的一份“功勞”。然而，孫可望本人在清廷的地位卻隨着永曆朝廷的衰微逐漸走向沒落，曾經紅極一時的義王越來越感到自己的日子不好過。順治十六年（1569）閏三月，有人揭發孫可望放債取利等事。順治皇帝明知這種事情在滿洲八旗中是司空見慣的，卻故意利用此事貶損孫可望的政治地位。他派內閣學士馬邇吉到孫可望的住宅宣讀諭旨，先訓斥一番，然後宣布寬假其罪。孫可望於驚懼之餘，連忙上奏本解釋自己放債的經過：“前蒙皇上賞給銀兩，臣恐花費，借與天津衛民鄧時增銀一千兩，有文約可據。緣臣初到京城，其人之賢愚，臣不得知。”接着向順治帝搖尾乞憐，陳述自己“鬱積之苦衷並所以招尤招謗之原”。他說：“臣於明季失身行伍，浪跡疆場，各處人民遷徙逃亡不無失所，此怨臣者有之；今臣叨膺寵眷，無寸功可紀，一旦錫以王爵，此忌臣者有之。再可慮者臣下文官如吳逢聖，武官劉天秀等百有餘員蒙皇上格外加恩，官爵太重。每見出入朝班，諸人睨目而視，臣知朝廷有逾分之典，眾心騰沸之端也。然怨忌即積於心，詬害自生於外，謗議之事，久知不免。”

此後，孫可望的處境益發難堪了，“神龍失勢，與蚯蚓同”。順治十七年（1660）六月，孫可望被迫上疏請求辭去義王封爵和冊印。這時，南明永曆皇帝雖然已經逃入緬甸，西南大勢已定，但以李定國為首的明軍殘部仍在邊境地區堅持鬥爭。清廷覺得把孫可望徒有虛名的義王封號撤掉並不策略，因此順治皇帝特地發布了聖旨，寬慰孫可望，保留封號。

就在這一年的十一月二十日，孫可望忽然死了。官方說法是病死，真相如何頗為蹊蹺。清初史家有說孫可望是“隨出獵被射死”的；也有說“封為義王，尋被酖”的。康熙八年清廷欲招安據守台灣的鄭經。鄭經回信不無諷刺地說：“貴朝寬仁無比，遠者不問，以所聞見之事如方國安，孫可望，豈非竭誠貴朝者，今皆安在？往事可鑑，足為寒心。”可見，孫可望死得蹊蹺在當時一定流傳得很廣。

孫可望死後，朝廷命其子孫征淇襲封義王。幾個月後孫征淇病死，弟孫征淳承襲。順治十八年（1661），吳三桂等領兵進入緬甸，永曆帝被俘回昆明縊殺。次年康熙改元，李定國也病歿於邊境。孫可望家族對於清廷而言已經失去利用價值，清廷的“恩典”也就逐步降格。康熙七年（1666）朝廷下令將義王孫征淳的年俸從五千兩減為三千兩。十一年，孫征淳病死，其弟孫征灝請求襲封。御史孟熊飛上疏說孫可望“前有重大之罪，後無纖微之勞。我國家格外殊恩，授以義王顯爵，及伊身死，已襲替二次。------請將孫可望王爵停其襲替，或減等降封”。經議政王，大臣會議，降封為慕義公。孫征灝死後，其子孫宏相再降襲一等輕車都尉。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六月，清廷終於決定：“孫可望子孫所有世職，嗣後不必承襲。”從此孫可望家族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最後的蹤跡。（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