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下面，請蔡崇國先生發言。現在常住法國的蔡崇國先生，當年是《青年論壇》雜誌社副社長，還是第一副社長，擔負了相當繁重的行政事務，這都屬於幕後活動，一般讀者並不知曉。當時《青年論壇》的讀者知道“沉揚”這位作者，寫出了《論一九五七年》《論一九六六年》，還有《毛澤東晚年與文化大革命》，等等。“沉揚”就是蔡崇國的筆名，他當年30歲。

蔡崇國：我剛才聽了友漁說的，還有國光和胡平都講得非常好。 首先是覺得出這本書真是不容易，很棒。然後我就覺得剛才胡平評價李明華真的是非常準確，他看起來非常穩重，一副書生樣，但是一到關鍵時刻，他的勇敢他的果斷，而且那麼多年之後他又寫了這本書。他的這種勇敢這種頑強，真是叫人佩服。

友漁剛才提到了一些，就是《青年論壇》這些文章，他的局限、他的問題，我覺得這個其實是很重要的。我前不久也回看了幾期，其實除了胡平的《論言論自由》，還有幾篇文章以外，大部分的文章其實也沒有什麼高的質量。所以我記得我們當年開會的時候，經常為約稿發愁，找誰？所以我們最後就要去建立記者站。

剛才高伐林、胡平講了，陳東升（領導的北京記者站）那時是我們《青年論壇》在外最強有力的記者站，我們叫做第二編輯部，實際上它起的作用就相當於，就經常是比在武漢的總部起的作用更大。另外我要順便提一下，我這個第一副社長其實當了沒幾天，湖北社會科學院不同意，因為我不是湖北社會科學院的人。但是我們是一起討論，一起策劃。從一開始……

《青年論壇》第二記者站站長陳東升（武漢大學經濟學博士，泰康保險集團創始人、董事長）

在《青年論壇》創刊一周年大會上講話

我要說的是第一個就是 ，不要誇張當時的各級領導的開放程度，《青年論壇》之所以能夠存在兩年多，而且很大膽，一方面是當時的各級領導，從上面的，我們其實跟胡耀邦完全沒有直接的聯繫，但是跟胡德平，就是我們那個時候跟朋友說的， 他其實是很天真很淳樸的一個人，只要是改革他都支持，所以，我們在一次座談會上遇見的，我當時有一個發言很大膽，我就是反對清理“三種人”，我就是說，現在是要改革開放，一些老革命他們思想很陳舊，恰恰需要這個新的社會階層來推動改革開放，你搞清理“三種人”，又搞運動式的，這個挺不好。胡德平他非常感興趣，然後我們又約了，我、李明華和王一鳴，當時社長，我們去了胡德平住的地方。胡德平住東湖賓館，毛澤東每次到武漢來就住東湖賓館，胡德平當時住的就是當年毛澤東住的那間房。我們就談，胡德平說到，他要把我們《青年論壇》辦成當年的《新青年》，那膽子比我們還大。而且，他就說他有一篇早已寫好的《為自由鳴炮》這篇文章，他給我們在創刊上發表。其實胡德平這篇文章《為自由鳴炮》，它的內容很陳舊，基本上就是自由就是對必然的認識，但是他這個題目真是很轟動，它其實就為我們後來胡平發表《論言論自由》，以及後來再加上鄧朴方發了發了一篇文章為人道主義張目，都為後來朱厚澤提的、還有胡啟立提的創作自由，都打了一個基礎。所以我們就把在創刊號上就把這篇文章發了。

那麼，除了這個題目轟動以外他還造成了一個什麼局面呢？就是湖北省委宣傳部包括中宣部，他們都以為胡德平支持那就是胡耀邦支持，對吧？那麼湖北省委和湖北省委宣傳部、包括中宣部，他們就覺得沒有責任了，是胡德平、胡耀邦在管。而這個胡德平他基本上是撒手讓我們做的，所以我們《青年論壇》的這種勇敢、這種開放，實際上就和中宣部以及湖北省委，他們可以卸責，他們覺得這個是胡耀邦系統的直接干預，他們不好干預，所以我們是打了一個體制上的空缺，這是《青年論壇》很大膽的一個原因。還有就是李明華。具體到什麼程度，就是我們當時要申請經費，當時的省委副書記錢運錄批了五萬塊錢，我就是拿着錢運錄批的五萬塊錢去了湖北省財政廳，把那個錢批下來的。我就看到錢運錄的批文，是說《青年論壇》得到胡德平同志的支持， 所以我們一定要支持。我還跟李明華開玩笑，我說胡德平當時只是中央整黨委員會駐湖北聯絡站的一個副站長吧 ，這個省委書記怎麼這麼聽他的話？所以錢運錄他們很支持、包括湖北省委宣傳部他們很支持，其實並不是因為他們思想開放，並不是因為他們想追求什麼新的東西，其實就是因為胡德平在那裡支持，就是整個各級領導，在我們湖北，他們就是這個樣子，包括湖北社科院。所以真的是不能夠高估當時的基層幹部的從上到下的那種開放程度。這一點我在寫《論1957年》的時候特別體會到。我本來就是說不用筆名，用真名的，後來大家都建議說，今後的路還很艱難，我們起筆名，為了安全，那麼我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用了筆名）。鄧力群特別不高興這篇文章，其中一個我講到，中國共產黨它其實是一個農民出身的黨，然後去打仗是吧，所以農民和軍隊的思維來指導現代化，它其實就是五七年反右的一個根源之一。其實這個問題在八十年代的中國還是非常明顯，那不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我們體會到的是，各級幹部他們基本上還是一個一元化的軍隊幹部搞運動的方式搞改革開放，這是共產黨基本結構。所以說，從這點出發，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的基礎是很弱的。

《團結報》全文轉載沉揚（蔡崇國）《論一九五七》

我記得八六年，朱厚澤帶着賈春旺，還有中宣部的幾個副部長，專門來《青年論壇》來看我們，因為鄧力群揪住我的幾篇文章不放，然後鄧力群和胡耀邦的矛盾似乎激化，所以中宣部專門到湖北武漢《青年論壇》的所在地來探望我們、支持我們，對我個人也表示支持。然後晚上，我們在武漢大學開了一個座談會，朱厚澤，還有湖北的鄧曉芒啊郭齊勇啊那些中青年社會科學工作者參加了座談會，朱厚澤就問大家，我們改革開放有什麼問題，應該怎麼樣解決，大家要獻計獻策。朱厚澤真是很棒。 但是在座的人就開始跟朱厚澤談康德啊談黑格爾啊吧談薩特啊，談得非常抽象，就是說對中國社會有什麼問題，他應該怎麼樣，應該怎麼走，大家確實是一片空白。所以我們當時也開玩笑，我們都希望民主都希望參政，真的給我們機會參政，我們既對中國社會不了解 ，也對行政系統的運作也不了解，也對西方的各種政治和行政、社會治理的理論一無所知，給我們機會，我們還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做。這是，所以朱厚澤跟我們開座談會的時候，真的要大家所謂獻計獻策的時候，大家無話可講，這個給我的印象非常深。所以那個時候的知識分子的幼稚，在八十年代在理論上在政治上的天真、幼稚，確實是比現在，和現在比起來你不能說那個時候就更好。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當時第一次成為官方的東西，是一件大事。我老記得那時官方的提法開始是陳雲的那一套，即“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經過反覆政論，80年代中期，陳雲教條終於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取代，我們非常開心。在李明華家裡討論，我們整天就在那裡觀望政治氣候，擔心《青年論壇》，擔心我們的命運。但說實話，我們大家都知道，80年代沒有今天這樣多的私人企業，更沒有這樣一個企業家階層，沒有這樣多的外資企業。其實九十年代到2000年以後，大量的西方的社會學政治學哲學著作都翻譯到中國來了，而在八十年代就沒有這樣雄厚的知識基礎，社會的多元化程度和今天比起來是遠遠不足的。那時從上到下，都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想象為一個完美的體制和理想社會，是接近天堂的玫瑰園；好像是我們替代共產主義空想、烏托邦的另一個烏托邦。大家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非常理想化。八十年代的人以為，中國只要走向市場經濟，只要搞改革開放，一定會實現民主化，一定會繁榮，他根本沒有預計到後來的種種問題，像社會的不公平，社會的不平等，腐敗大家都多少意識到，對吧，然後國力強盛富裕了以後他要和西方叫板，要雪百年之恥，在這個基礎上產生了民族主義，尤其是共產黨，我剛才說的，他們整個思維方式，他們的幹部組成結構，他們的歷史他們的文化，使他們很難容忍言論自由，很難容忍黨外獨立的社會力量的存在。在八十年代各級幹部們，包括知識分子，根本沒有預計到市場經濟發展以後矛盾會更尖銳， 社會力量的多元化以後，更和這個體制、和共產黨的文化會形成尖銳的衝突，八十年代的人沒有經歷過這些東西，所以他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追求類似於一種對空想的追求，這是八十年代我們的幼稚之處。所以說，我想的比較多的還是八十年代我們的天真。所以我那個時候確實是有預感，我在《論毛澤東》和《論文化大革命》裡講文化革命的起源的時候，就特別講了這一點，就是我們現在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想化，以為那是走向天堂的一個玫瑰園，後來八九年呈現的歷史比我們當時預想的還要更殘酷。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還是比八十年代現在要成熟得多了。

註：新書發布會的全部視頻都已在youtube上發布，點擊觀看蔡崇國發言視頻。

新書發布會全部發言摘要已發表在《波士頓書評》，點擊閱讀

本博將陸續發布其他嘉賓的發言，敬請關注。

特別消息：第97期《不明白播客》中，丁學良教授推薦了壹嘉出版的《李慎之與美國所》：“我推薦的第二本也是美國做的，美國華人辦的壹嘉出版的《李慎之與美國所》，美國研究所。我出國以前，他是美國研究所的所長，也是我的師叔，是我的恩師的好朋友。這本書是回憶從1970年代開始，這一幫人怎樣推進中美之間相互的理解、尊重以及合作。雖然不是很學術，但這些細節非常感人。而且這個是在美國做的，在中國大陸這些書已經不能再出來了”。

李慎之是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的創始人和第一任所長，也是新中國的美國學的開創者。《李慎之與美國所》是李慎之去世後，他原來的美國所同事們自發撰寫的紀念文集，從不同側面回顧了1980年代，在李慎之領導下，美國研究所、《美國研究》、中華美國學會等開創性機構和刊物的籌備、創辦經過，也凸顯出李慎之的學術修養和人格魅力。

《李慎之與美國所》，壹嘉2020年版，亞馬遜及各網絡書店有售。台灣秀威網上書店、博客來，香港田園書屋有售。美國亞馬遜點擊購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