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下面，请蔡崇国先生发言。现在常住法国的蔡崇国先生，当年是《青年论坛》杂志社副社长，还是第一副社长，担负了相当繁重的行政事务，这都属于幕后活动，一般读者并不知晓。当时《青年论坛》的读者知道“沉扬”这位作者，写出了《论一九五七年》《论一九六六年》，还有《毛泽东晚年与文化大革命》，等等。“沉扬”就是蔡崇国的笔名，他当年30岁。

蔡崇国：我刚才听了友渔说的，还有国光和胡平都讲得非常好。 首先是觉得出这本书真是不容易，很棒。然后我就觉得刚才胡平评价李明华真的是非常准确，他看起来非常稳重，一副书生样，但是一到关键时刻，他的勇敢他的果断，而且那么多年之后他又写了这本书。他的这种勇敢这种顽强，真是叫人佩服。

友渔刚才提到了一些，就是《青年论坛》这些文章，他的局限、他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我前不久也回看了几期，其实除了胡平的《论言论自由》，还有几篇文章以外，大部分的文章其实也没有什么高的质量。所以我记得我们当年开会的时候，经常为约稿发愁，找谁？所以我们最后就要去建立记者站。

刚才高伐林、胡平讲了，陈东升（领导的北京记者站）那时是我们《青年论坛》在外最强有力的记者站，我们叫做第二编辑部，实际上它起的作用就相当于，就经常是比在武汉的总部起的作用更大。另外我要顺便提一下，我这个第一副社长其实当了没几天，湖北社会科学院不同意，因为我不是湖北社会科学院的人。但是我们是一起讨论，一起策划。从一开始……

《青年论坛》第二记者站站长陈东升（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士，泰康保险集团创始人、董事长）

在《青年论坛》创刊一周年大会上讲话

我要说的是第一个就是 ，不要夸张当时的各级领导的开放程度，《青年论坛》之所以能够存在两年多，而且很大胆，一方面是当时的各级领导，从上面的，我们其实跟胡耀邦完全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跟胡德平，就是我们那个时候跟朋友说的， 他其实是很天真很淳朴的一个人，只要是改革他都支持，所以，我们在一次座谈会上遇见的，我当时有一个发言很大胆，我就是反对清理“三种人”，我就是说，现在是要改革开放，一些老革命他们思想很陈旧，恰恰需要这个新的社会阶层来推动改革开放，你搞清理“三种人”，又搞运动式的，这个挺不好。胡德平他非常感兴趣，然后我们又约了，我、李明华和王一鸣，当时社长，我们去了胡德平住的地方。胡德平住东湖宾馆，毛泽东每次到武汉来就住东湖宾馆，胡德平当时住的就是当年毛泽东住的那间房。我们就谈，胡德平说到，他要把我们《青年论坛》办成当年的《新青年》，那胆子比我们还大。而且，他就说他有一篇早已写好的《为自由鸣炮》这篇文章，他给我们在创刊上发表。其实胡德平这篇文章《为自由鸣炮》，它的内容很陈旧，基本上就是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但是他这个题目真是很轰动，它其实就为我们后来胡平发表《论言论自由》，以及后来再加上邓朴方发了发了一篇文章为人道主义张目，都为后来朱厚泽提的、还有胡启立提的创作自由，都打了一个基础。所以我们就把在创刊号上就把这篇文章发了。

那么，除了这个题目轰动以外他还造成了一个什么局面呢？就是湖北省委宣传部包括中宣部，他们都以为胡德平支持那就是胡耀邦支持，对吧？那么湖北省委和湖北省委宣传部、包括中宣部，他们就觉得没有责任了，是胡德平、胡耀邦在管。而这个胡德平他基本上是撒手让我们做的，所以我们《青年论坛》的这种勇敢、这种开放，实际上就和中宣部以及湖北省委，他们可以卸责，他们觉得这个是胡耀邦系统的直接干预，他们不好干预，所以我们是打了一个体制上的空缺，这是《青年论坛》很大胆的一个原因。还有就是李明华。具体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们当时要申请经费，当时的省委副书记钱运录批了五万块钱，我就是拿着钱运录批的五万块钱去了湖北省财政厅，把那个钱批下来的。我就看到钱运录的批文，是说《青年论坛》得到胡德平同志的支持， 所以我们一定要支持。我还跟李明华开玩笑，我说胡德平当时只是中央整党委员会驻湖北联络站的一个副站长吧 ，这个省委书记怎么这么听他的话？所以钱运录他们很支持、包括湖北省委宣传部他们很支持，其实并不是因为他们思想开放，并不是因为他们想追求什么新的东西，其实就是因为胡德平在那里支持，就是整个各级领导，在我们湖北，他们就是这个样子，包括湖北社科院。所以真的是不能够高估当时的基层干部的从上到下的那种开放程度。这一点我在写《论1957年》的时候特别体会到。我本来就是说不用笔名，用真名的，后来大家都建议说，今后的路还很艰难，我们起笔名，为了安全，那么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用了笔名）。邓力群特别不高兴这篇文章，其中一个我讲到，中国共产党它其实是一个农民出身的党，然后去打仗是吧，所以农民和军队的思维来指导现代化，它其实就是五七年反右的一个根源之一。其实这个问题在八十年代的中国还是非常明显，那不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我们体会到的是，各级干部他们基本上还是一个一元化的军队干部搞运动的方式搞改革开放，这是共产党基本结构。所以说，从这点出发，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的基础是很弱的。

《团结报》全文转载沉扬（蔡崇国）《论一九五七》

我记得八六年，朱厚泽带着贾春旺，还有中宣部的几个副部长，专门来《青年论坛》来看我们，因为邓力群揪住我的几篇文章不放，然后邓力群和胡耀邦的矛盾似乎激化，所以中宣部专门到湖北武汉《青年论坛》的所在地来探望我们、支持我们，对我个人也表示支持。然后晚上，我们在武汉大学开了一个座谈会，朱厚泽，还有湖北的邓晓芒啊郭齐勇啊那些中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参加了座谈会，朱厚泽就问大家，我们改革开放有什么问题，应该怎么样解决，大家要献计献策。朱厚泽真是很棒。 但是在座的人就开始跟朱厚泽谈康德啊谈黑格尔啊吧谈萨特啊，谈得非常抽象，就是说对中国社会有什么问题，他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走，大家确实是一片空白。所以我们当时也开玩笑，我们都希望民主都希望参政，真的给我们机会参政，我们既对中国社会不了解 ，也对行政系统的运作也不了解，也对西方的各种政治和行政、社会治理的理论一无所知，给我们机会，我们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这是，所以朱厚泽跟我们开座谈会的时候，真的要大家所谓献计献策的时候，大家无话可讲，这个给我的印象非常深。所以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的幼稚，在八十年代在理论上在政治上的天真、幼稚，确实是比现在，和现在比起来你不能说那个时候就更好。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当时第一次成为官方的东西，是一件大事。我老记得那时官方的提法开始是陈云的那一套，即“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经过反复政论，80年代中期，陈云教条终于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我们非常开心。在李明华家里讨论，我们整天就在那里观望政治气候，担心《青年论坛》，担心我们的命运。但说实话，我们大家都知道，80年代没有今天这样多的私人企业，更没有这样一个企业家阶层，没有这样多的外资企业。其实九十年代到2000年以后，大量的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哲学著作都翻译到中国来了，而在八十年代就没有这样雄厚的知识基础，社会的多元化程度和今天比起来是远远不足的。那时从上到下，都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想象为一个完美的体制和理想社会，是接近天堂的玫瑰园；好像是我们替代共产主义空想、乌托邦的另一个乌托邦。大家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非常理想化。八十年代的人以为，中国只要走向市场经济，只要搞改革开放，一定会实现民主化，一定会繁荣，他根本没有预计到后来的种种问题，像社会的不公平，社会的不平等，腐败大家都多少意识到，对吧，然后国力强盛富裕了以后他要和西方叫板，要雪百年之耻，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民族主义，尤其是共产党，我刚才说的，他们整个思维方式，他们的干部组成结构，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文化，使他们很难容忍言论自由，很难容忍党外独立的社会力量的存在。在八十年代各级干部们，包括知识分子，根本没有预计到市场经济发展以后矛盾会更尖锐， 社会力量的多元化以后，更和这个体制、和共产党的文化会形成尖锐的冲突，八十年代的人没有经历过这些东西，所以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追求类似于一种对空想的追求，这是八十年代我们的幼稚之处。所以说，我想的比较多的还是八十年代我们的天真。所以我那个时候确实是有预感，我在《论毛泽东》和《论文化大革命》里讲文化革命的起源的时候，就特别讲了这一点，就是我们现在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想化，以为那是走向天堂的一个玫瑰园，后来八九年呈现的历史比我们当时预想的还要更残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还是比八十年代现在要成熟得多了。

注：新书发布会的全部视频都已在youtube上发布，点击观看蔡崇国发言视频。

新书发布会全部发言摘要已发表在《波士顿书评》，点击阅读

本博将陆续发布其他嘉宾的发言，敬请关注。

特别消息：第97期《不明白播客》中，丁学良教授推荐了壹嘉出版的《李慎之与美国所》：“我推荐的第二本也是美国做的，美国华人办的壹嘉出版的《李慎之与美国所》，美国研究所。我出国以前，他是美国研究所的所长，也是我的师叔，是我的恩师的好朋友。这本书是回忆从1970年代开始，这一帮人怎样推进中美之间相互的理解、尊重以及合作。虽然不是很学术，但这些细节非常感人。而且这个是在美国做的，在中国大陆这些书已经不能再出来了”。

李慎之是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的创始人和第一任所长，也是新中国的美国学的开创者。《李慎之与美国所》是李慎之去世后，他原来的美国所同事们自发撰写的纪念文集，从不同侧面回顾了1980年代，在李慎之领导下，美国研究所、《美国研究》、中华美国学会等开创性机构和刊物的筹备、创办经过，也凸显出李慎之的学术修养和人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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