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老庄连的事迹，是一个共产党新四军的团体，在日军的扫荡中全体阵亡的殉国事件。为了扩大宣传效果，加码牺牲者殉死（忠）之外的功绩（勇），亦被描绘成其行动发生在掩护党政领导机关和人民群众安全转移之机，并歼敌170 -300余名的英雄故事。当事者全部牺牲，胜利者日军最终打扫战场，又是谁能来清点的殉死者的歼敌数字？正因为没有研究，没有档案史料的佐证，仅有口述历史和政治宣传中的情节，故事，所以其内容也不会一致。

有关刘老庄连的所谓“歼敌数字”，上世纪的各种文章，书籍采用的均是毙伤敌军170人说。进入今世纪，在刘老庄连进入英模队列的新宣传攻势下，各种记录，故事中出现了毙伤日伪军300至400余名的新说。如中共淮安市党史工作办公室等编《刘老庄连》一书中，郭家宁，马新文等称“日军也付出了死170余，伤200余的巨大代价”[1]。此说不久被新四军刘老庄连纪念园（1955年设立，国家级抗战纪念馆）的解说采用。亦有御用鼓手孙大文的所谓“考证”，仅凭一方的回忆，口碑，即下结论称“刘老庄战斗中敌人伤亡400余人是比较确切的”（同书190页）。2016年6月10日《解放军报》文章《刘老庄连—不朽的番号》也称刘老庄连“连续打退日伪军５次进攻，毙伤日伪军300余人”。此类进化型的宣传特征，即是不存在证据史料，没有文字记录，内容基本都是一家口碑。口碑当然不会有止境，可随宣传教育的需要，出现水涨船高式的变化。抗战神话，多发生在此类口碑（回忆录）的繁衍中。

事实上，根据日军参战部队步兵第五十四联队的记录，刘老庄战斗，日军的第九中队兵员百人，仅一次冲锋即轻而易举，成功地突入新四军四连阵地，突击战中，日军方面的损失也仅记录过两名战死者。打扫战场的记录中，敌方的遗尸数也不是82具，而为 “118具”。武器也没有被牺牲者事前“拆毁，掩埋”，“水冷式重机一挺，捷克轻机枪4挺，步枪61支，手榴弾153枚，弹药2600发”全数被日军缴获（内容后述）。经笔者的考证，还可知道此战斗，在被新四军作为殉国英雄宣传之前，仅作为敌大规模扫荡中，十九团因疲劳过度，嗜睡中疏忽敌情，险遭围歼，尾部的第四连不灵活撤退，死拼硬打导致全连覆灭的“教训”存在。且第四连也不是“为了掩护群众，主力撤退”，而是为了摆脱日军的拉网扫荡脱走途中，被敌方不意与主力截断，陷入单独包围。

国内刘老庄战斗的原始记录来自于何处？据笔者调查，最早出现在战斗后不久，1943年4月金明在豫皖苏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淮海区反“扫荡”的经验教训》中，作为失败的教训，内容称：

敌来时我军事上开始是被动的，跑掉了就是最好的战术，打是附带的…。

对待日军的合围扫荡方法

我们应付的方策：…规定以班或排为单位，配合民兵便衣跑反，夜里在较远的预定的地点集合，并预定遇敌时各自逃敌的路向，逃时班为单位掌握。某个连因连长老大，敌干六百人拂晓包围，他不转移，敌来后出路沟遇断头沟，与敌激战，战至下午三时，给敌极大杀伤，结果因几个错误：1，骄傲，2，不知节省子弹,3，反冲锋过早，大部牺牲，机枪也炸毁了[2]。

此处对四连连长白思才因“骄傲”，违反了新四军“跑反”方针（不转移）所带来的重大损失，进行了严厉批评。

1943年7月，黄克诚（刘老庄连所属的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在《盐阜区反“扫荡”》总结一文（《真理》第十三期）中也云：

部队在反“ 扫荡”时发现敌人大兵力包围即须迅速突围。不能集中突围，即分散逃走到指定地点集合，以避免全部牺牲。无论怎样困难是可以跑脱的。此次十九团四连的全部阵亡是未坚决突围的缘故。（同前，482页）

1943年新四军第三师战斗总结《苏北区一九四三年作战概况》也记述：

曾有个别战斗．由于侦察警戒的不够，未能争取胜利，甚至遭受到损失。如十九团刘老庄战斗…（同前，497页）。

即新四军在敌大规模扫荡时，只有一个至高的目标，就是跑（转移），跳出敌包围圈。第十九团由于疏忽敌情，指挥错误导致仓促撤离途中，部队一部被敌截断，四连连长，在被包围的情况下，亦不能灵活指挥部下分散突围，反而组织全连在绝境中拼打，以导致全连阵亡。可见初期的刘老庄连事件，在第三师的军内评价中仅仅是一个作战失败的教训。一面也有如下功效。

黄克诚在《盐阜区反扫荡》总结报告中，提起过四次战斗，评价如下：

二十二团单家港战斗杀伤敌人最大，给进攻之敌以二百以上的伤亡。二十三团及二十二团一部陈家集战斗最漂亮，把敌人全部歼灭…，二十四团八滩战斗最激烈，而未能将敌人全部消灭…，刘老庄战斗打得最壮烈，…指战员八十二人全部阵亡，…无一投降。在战术上，今天这种拼战是不适当的，然其为国尽忠…精神可歌可泣。

即刘老庄战斗不同前三者的“胜利”，从军事面，战术面讲，仅仅是一个教训，但从精神面看，82人的宁死不屈，同时存在宣传殉国精神面的高度利用价值。此初期的总结中没有提到四连的歼敌数字，也是当时的一个特征。因为根本不可能掌握任何此遭难部队的歼敌证据。

盐阜区反扫荡中评价最高的战斗，是第二十二团单家港战斗，称杀伤敌200以上。而今日著名的八滩大胜的战斗实相，若看早期的档案记录，也并不像回忆录，宣传描写的那样光辉。

战斗次日，黄克诚，洪学智致陈毅有关八滩战斗（1943.3.30-31）的电文中称，第二十四团主力及特务营激战一夜虽最后攻入八滩村内，但始终为能克日伪军共300余人坚守的最后据点。

上午八时因我伤亡过重，东坎敌来援，即撤退战斗。是役敌死伤约七十余名，缴获三八式步枪四十余支（均确数），俘虏鬼子一名、伪军数名。我伤亡团以下干部百五十余，二十四团团长谢振华、参谋民尹捷峰、二营长均负伤，一营副营长阵亡，连排干部伤亡三十左右[3]。

这个原始电文中出现的伤亡团营干部以下150克敌70的所谓“胜利”，才是反扫荡战斗中，新四军各部与敌（日军）奋力拼搏的残酷事实。因为日军不好惹，新四军更乐意放弃攻击日军，和国军地方武装（文件中称顽军）作战，争夺，扩大地盘。

在刘老庄与新四军四连作战的步兵第54联队，守备地域正处于新四军及国军，日军三方鼎力的地域，在“北支那战线”（1941.4-1943.8）作战的两年半间，包括两成以上的非战斗死亡，总共死亡人员217名，而担任刘老庄战斗中冲锋的第九中队，此期间也仅死亡20名[4]。怎可能一次都散花在刘老庄战场？按步54联队史的不完全记载，该联队此期间一次性战斗死亡最多的是与国军主力为对手的中原作战（1941.6月），浙赣作战（1942.4-10），两次大战役的死者，即占总死亡数的半数以上。

而与八路军作战死亡最多的是1943年，4月20日涟水西南方的遭遇战，一次战死10余名，其次是1942年5月11-14与新四军作战的泗阳，淮阴间大运河三岔讨伐，一次战死山根准尉以下8人。其余各次战斗（包括刘老庄战斗的两名）的战死者记录均在3名以下。完全没有死伤，没有战斗的“作战”也为数不少（像步54的沂南作战，洪泽作战，仅仅是追击拉网，但并未捕捉住八路军，新四军主力）。若刘老庄十九团一连，逆境下一天轻而易举灭敌数百，如何来解释步54联队2年半间，近百次大小战斗的损失（除去其他死因约170名）分配？

很明显，刘老庄战斗和其他多次与新四军战斗记录的损失数一样，并不存在歼敌2名以上的战果，此时，仅仅是作为疏忽敌情的失败教训处理，之后之所以成名，取的是全体殉国的美德。

痛定思痛之际，此新宣传价值很快被新四军的首脑发现，并巧妙利用。将失败的教训，作为殉国精神的榜样宣传表彰的最早记录，可见新四军代理军长陈毅于1943年7月5日，即事件4个月后的报告《新四军在华中》[5]。有关刘老庄战斗的内容，评价如下:

今春三月十六日，淮海区敌寇分兵十一路，计敌兵千余人，包围我进驻梁岔之部队，…十六日晨敌三度合击，我军先头部队安全突围，而后卫则陷入重围中。我军乃就田畴间之交通沟进行抵抗。第一阶段，我军进行突围，屡次与敌肉搏均无效，乃决心固守待援。第二阶段，敌见我转攻为守，欺我力弱，以大队兵力向我猛冲，为我军击退；其冲至防御工事前沿之敌，下马肉搏，均为我刃毙。第三阶段，敌悉知我仍不易欺，乃选择较远距离，重新配备火力，以机枪、大炮集中放射，对我进行火力毁灭；是时敌寇知我军已突围无望，乃妄想降服我军，无耻的伪军乃开始其招我投降之火线喊话。我军将士坚不为动，乃从容将机枪步枪拆毁，并将文件杂物付火，将忠骨掩埋后，乃集中未伤者之二十余名，进行最后之突围战；至下午五时，终全部殉国！此我三师七旅十九团二营第四连全部，连长白思才、副连长石学富、政指李云鹏、文教孙尊明、排长尉庆忠、蒋员连、刘登甫等以下计82人，无一投降者，无一生还者。呜呼壮矣。敌寇虽歼灭我军一连，其损失亦相近。此役敌寇所获者，无一可用之武器和什物。

图表5-2 陈毅《新四军在华中》，《解放日报》 1943年7月5日

陈毅的文章，应代表的是反扫荡总结中新四军总部的一个新见解，即将刘老庄战斗指挥失败的悲惨结局，变作为一个表彰殉国精神的榜样，进行政治面宣传，以达到消除悲观情绪，从精神面鼓舞根据地军民团结抗日的目的。此时，是新四军首脑担忧的是，新四军的士气，提供一口饭，在宣传中聚集扩大的部队，平时还好管，一进入战斗，许多就会跑散，回家。这也是新四军不可能掌握刘老庄连人员名单的理由。有记录的人员，仅仅是受到信赖的“党员，干部，和红军战士”。

关于第三师的人员逃亡状况，可见刘老庄连战斗前2月，师长黄克诚的《第三师与盐阜取工作报告》

第三师主力部队一万九千人，地方部队一万六干人，其三万五千人。…（今年一年中）伤亡，失联络者四千三百九十九人，前年冬天离皖东北后伤亡二千人，共六千七百人，干部有一千零八十人。…开小差去年一年五千四百五十三人，连前年半年共七千人。逃亡现象很严重...[6]

从此数字可知，第三师一年半间，逃亡（开小差）数达7000名，超出了死伤数6700，且6700的伤亡中，亦包括有逃亡嫌疑的失联络者。此比例酷似1941年，狼牙山五壮士殉国精神宣传之前，晋察冀第一军分区统计的反扫荡人员损失统计。从此惊人的数字，不难看出为何新四军总部，不管教训如何，刻意要宣传刘老庄连殉国事迹的理由。其宣传所带来的另一结果，可见今明在战斗总结报告中的记录：

（一般群众）以前见我们跑，骂我们是兔子的兵，后我十九团一个连，敌千六百余人围击，从辰至申除突围二十余人外，余均壮烈牺牲，使群众极感动… [7]

即刘老庄事迹的宣传，如同一场教育运动，改变了普通民众对新四军印象。从以前称新四军是不打日本的兔子兵，到现在的为其牺牲精神所感动。

在此，虽“无一投降者，无一生还者”的事迹可“呜呼壮矣”，但若无歼敌成绩，或武器被敌全数缴获的事实泄露，也很难抬高英雄的价值，达到宣传目的。如何解决此问题？陈毅报告中列举的，不受降（此为事实），破坏武器、烧毁文件，掩埋忠骨，发起决死突围，并取得与敌方“损失亦相近”的结果，即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不管它是否真存在。之后的所谓歼敌170余人说，即是从陈毅文章中“损失亦相近”的推测，开始发酵的。特征是先忠（殉国事实）后勇（战绩的制造，发挥），价值在先，“事实”后衬。此点，与狼牙山五壮士歼敌百余（实际敌仅负伤一名）的英雄塑造法同出一辙。此方法，亦有宣传行为的普遍性，敌手日军的军神塑造法中，也不乏此种事例。皆为先忠（殉国）后勇（宣传中推测，拼凑歼敌事迹）。

[1] 中共淮安市党史工作办公室等编《刘老庄连》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78页。

[2] 《新四军文献》（3），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472,473页，475-476页。

[3] 《新四军文献》（3），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498页。

[4] 『歩兵第五十四聯隊史』歩兵第五十四聯隊史刊行委員会編、1989年，669頁。

[5] 参考陈毅《新四军在华中》（解放日报1943.7.5）《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3月。

[6] 1943年2月黄克诚《第三师与盐阜取工作报告》《新四军文献3》422页。

[7] 今明《新四军文献3》4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