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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官報》研究戰損 戰果不是學問研究的對象
   




一,官報研究的效果

廣陽戰鬥中,戰地報告稱第四中隊全體戰死19名,失蹤3名[1](聯隊史戰報記錄)。師團第二野戰病院總損失為死亡44名(1939年12月師團死傷統計)。此結果是否正確?有沒有大的遺漏?為什麼輜重部隊沒有出現損失報告?對此類疑問,除了戰鬥統計資料外,還有其它各種交叉驗證方法。

比較可靠,全面的方法是利用政府《官報》中的《戰地其他死亡者》通報,和同陸海軍省上報的靖國神社合祀者名單對照驗證證。若僅看死亡者數,日軍的各種統計,包括聯隊史中的最終統計(戰後的戶籍統計)是接近於精確的。而負傷數則不然,主要是衡量標準不同。一般下級部隊所稱的“負傷者”,指的是戰鬥減員,並不一定出現在上級部隊統計中。陸軍省計算的標準是從戰場後送入院。即重傷後送到兵站醫院,海上病院船,或國內病院的傷員。此類負傷者,在軍籍記錄,死亡者檔案(若後來死亡的話),厚生省的各種治療,入院記錄檔案中都可以查到履歷。但戰場上負輕傷下火線時,決定者是現場軍醫。軍醫在治療記錄中,部隊在戰鬥詳報中都可能記錄為負傷。但若沒有後送,軍內檔案不會留下痕跡。

廣陽戰鬥中也有此種例子。第三中隊古味准尉的陣中日誌,記錄了廣陽戰鬥第二天11月5日,第三中隊出現的5名負傷者。但僅4天后,在榆次又記錄了其中3名的歸隊。其餘兩名若後送(日誌沒有觸及),記錄會留在軍籍履歷中,但數天后歸隊的3名,並不會進入上級的負傷統計。所以精確地統計負傷者數是一個很困難的事。此現象不分敵我,具有一種普遍性。

由於負傷有這種表現曖昧,可伸縮的性質,所以某D擔當宣傳的部門,總願意使用“死傷,斃傷,殲滅,消滅,日偽軍,敵人”一類的定義不明確的詞彙,來宣傳擴大戰果。此宣傳技巧一脈相承,不僅今日的教育,記錄,連戰史研究的學者,也受到這種浮誇手法影響,濫用此類定義不明確的宣傳詞彙,使學問的嚴謹度大大下降。“殲滅,消滅”的“滅”,絕不等同於“傷”,從詞彙本意是將對象全部除盡,不致復起之意,但在國內多年的抗戰宣傳,軍史,戰史記錄中已發生政治性演變,外行者囫圇吞棗,沾沾自喜,內行者中,現似乎也成為曖昧的“死傷”代詞。

如大學歷史教材《中國近現代史綱要》中,為證明共產黨是抗戰“中流砥柱”所出示的數據中,就使用了“消滅”一詞。稱“在八年全國性抗戰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武裝等…消滅日,偽軍171.4萬餘人,其中日軍52.7萬餘人”[1]。此處的“消滅”到底是死是傷?文意不明。若理解為死亡,僅共產黨八年抗戰的殲敵數(死亡數),就遠遠超出了日軍在大陸地區8年間死亡者數(包括病死,事故死)總和[2],可以說是一個非常荒唐的國家見解。


[1]《中國近現代史綱要》2015年修訂版,高等教育出版社,166頁。

[2] 據日本厚生省的統計,8年的戰爭中日軍在大陸死亡人員約39萬,其中包括軍屬和約兩成的戰病死,事故死數據。筆者推測,剩下的約30萬名死亡者中,有約4/5,是在正面戰場與國軍作戰中的損失。即八年抗戰,共產黨軍隊的真正殲滅(指死亡)日軍數字最多不會超過6萬名。

所以,筆者不贊成使用“死傷”“殲滅”“消滅”之類的已政治化的用語、概念,提倡明確死傷分類,進一步講,只研究“死亡”數據。特別是對可以準確掌握的己方死亡數字的研究。如果是統計死亡數,日軍損失計算的精確度就會大大上升。

在日本,不僅一部分部隊史中有戰死者名簿,各縣廳的戶籍課,靖國神社(全國戰死者),各縣護國神社(地方戰死者)中,都有對同一死亡者的實名軍歷記錄,沒有一點可作假的餘地。若戰爭對象國都能按此方法進行對戰鬥死亡者的研究,歸納,其結果才是公平的,交戰對方所稱謂的“戰果”。此處,還要注意的是區別戰沒者和戰死者。除戰鬥詳報外,日本的統計,多以戰沒數字為準,其中包括2-5成的非戰鬥死亡[4]。

日本國內今日早已具備了這種對己方戰損研究的客觀條件。只是方法面還有一定阻力。因為此類死亡情報屬於個人隱私,在民主國家受行政保護,一般人(包括研究者)不能隨便查詢。即使是以前公開過的(如聯隊史中的戰沒者名簿),現在行政面也不准複製,引用。研究成果中若觸及戰死者個人情報,也有可能遇到行政,法律面追究責任的麻煩,哪怕是已被公布過的,戰爭時期的名單。

但有一個可鑽的空子,即戰前的《官報》(政府行政事宜的公報)中公布的“陸海軍其他戰地死亡者”名單,和《官報》登載的“靖國神社合祀”名單,此類情報,現在還在繼續公開中。雖資料不完全(戰地死亡者通報欄截止至1941年,合祀名單截止至1943年),若調查對象是1940年以前的戰地死亡者(戰死,戰傷死,戰病死),通過《官報》登載的陸海軍省戰地其他死亡者通報欄,不僅可以掌握全體數(年間死亡數),還可以具體到死亡日期,死亡者的實名,籍貫,軍階等細節,經專業研究,也不難歸納出戰死者的所屬部隊,並具體到某日,某地戰鬥的損失。

圖表6-10 《官報》首頁,約每工作日發一號,記錄政府行政面大事件。

官報唯一缺陷是沒有明確公開所屬部隊。所屬在戰時是一個不能公開的軍事機密。各部隊不稱編制名,稱呼“支隊,部隊”,冠部隊長姓的方法,就是一種保密處理。戰爭期間出版的各種戰場記錄中,此部分內容也必須被伏字掩蓋。另外,死亡者的正式記錄,並不是由前線部隊管理,而都在軍管區。軍管區,日中戰爭時正式稱“師管區”,“聯隊區”,是分布於各地方掌管徵兵,復員,保管軍人戶籍(軍籍)的單位。在現地徵兵後把兵員輸送,分配給各部隊。前線各部隊作戰的死亡者,最後也是由師管,聯隊區負責善後處理,並將最終結果報告給陸、海軍省,符合條件者(英靈)付證明書等通報給靖國神社實施合祀。

兵役是國家的法律制度。所以國家有義務保管服役者的檔案資料,賠償損失(死亡一時賜金),進行表彰(作為英靈合祀),和公開進行死亡通報。可以說官報中的陸海軍《戰地其他死亡者》欄,即是某人在確認死亡後消除軍籍,戶籍,解除僱傭關係(兵役)的公式通報。從理論上應包括所有的死亡者(但會有少數技術面遺漏)。而靖國神社的合祀者,是從其中篩選出的英靈(功勞者),經過訂正,核對信息更準確。實際上,只要不是投敵,叛變,犯罪者,包括所有的事故死,戰病死者,都可進入合祀名單,受到國家的表彰。被淘汰者(成為俘虜,為敵軍服務者),戰後也有權利接受國家的恩賞(生存者),撫恤(遺族年金)。

從以上可得知,日本不僅有近代的,全國普及的戶籍制度,更因為有兵役法(1927年),兵役制度,所以才留下大量軍人的人事檔案(厚生省掌管數達3400萬件),能精確地掌管到每一名戰死者的個人情報。

如今,在行政面的軍人人事檔案不公開(只對直系親屬公開)的情況下,利用《官報》的戰地死亡者通報數據進行戰史研究,可以說是一種新的方法面嘗試,現在已取得巨大成果。但由於結果對現在國內的政治宣傳,軍史研究具有逼真且強力的顛覆性,可揭穿即成國內所有戰史研究,政治宣傳,學校教育中的不實之處,此方法至今在共產黨政權管控的學術界,不可能獲得研究的市民權,大多數拿官餉研究的御用學者,不願意從事此類費力又危險的敏感話題研究,所以現狀下被官學界所敬遠,僅流傳於民間戰史愛好者之間。

圖表6-11 陸海軍公表的《戰地其他死亡者》通報欄。按日期,部隊別,記錄了幾乎所有戰死者的基本情報。國會圖書館『近代ライブラリー』公開中

此種國家官報資料,對戰史研究者來說應怎樣來利用?又怎樣克服死亡者所屬不明的缺陷?。雖比較困難,但不是沒有方法研究。因為通報中有明確的戰死日期表示,和籠統的死亡地域(如“北支那”“中支那” )別,所以僅此兩點,即可得到一個相當大的聚焦效果。

比如從理論上講,若能將各號《官報》(約每工作日頒發一號)中1937年9月25日這天,於“北支那”死亡的所有軍人名單聚集齊全,其中肯定包括同日八路軍平型關大捷,和腰站阻擊等戰鬥中死亡的日軍全部名單。現已查明9月25日,日軍在華北(北支)的全部死亡者共261名。其中包括八路軍一一五師平型關大捷中日軍死亡者總數的165名,腰站阻擊戰鬥死亡者2名。所以,平型關大捷兩處戰鬥,日軍到底是宣傳中的日軍被殲“1300名”,還是檔案文件記錄的戰死165名(不包括腰站阻擊的兩名),遵循戰損自報原則,其結果一目了然。一個是死傷不分的戰果宣傳概數,一個是包括所有死者實名,軍階,出身地,死亡時間的詳細戰損記錄。若此方法能得到推廣,得到多數研究者的協力,構築成數據庫,定能出現一個驚人的,顛覆性結果,推翻所有宣傳,教育“打造”出的,所謂國家認同和民族記憶(抗戰的殲敵數據)。

二,官報研究的方法(示範)

以上所述,只是一個理論上的方法,實際上的作業並不那麼容易。存在一,如何聚集數字,二,如何區分戰場,三,如何確定所屬部隊等難題。比如研究平型關大捷,1937年9月25日這天,八路軍在後方小寨村,國民黨軍在平型關長城前線,激戰同時在進行,“北支那”(華北)其他地區也有其它的各種部隊在戰鬥中出現死亡。這樣,要想要區分官報數據記錄的261名戰死者的死亡地點(具體戰場)就發生了困難。況且像在平型關小寨村與八路軍一一五師作戰的日軍各部隊一樣,其原屬的師管區分為幾處,同為自動車部隊,新莊淳中佐的第六兵站自動車本部四名屬於宇都宮師管,中西中隊屬於京都師管,矢島中隊屬於東京師管,步兵第二十一聯隊的死亡者屬於廣島師管,上報時間不會在一起,所以從約每工作日發行一號的《官報》陸海軍“戰地其他死亡者”欄中尋找出所有昭和“12年9月25日於北支那戰死”者,並聚集歸納成名單,作業很麻煩,不僅容易出錯,遺漏。即使都聚集到一起,得出了261名的總數字,若沒有專業知識,也很難辨明哪些是在平型關口,團城口,東跑池村與國軍作戰的死者,哪些又是在小寨村與八路軍作戰中的死者,或哪些是其他戰場(平漢線,津浦線)的戰死者。

實際上,解決這個問題也並不困難,一是要有高度的軍事知識,知己知彼,從其他資料掌握作戰日軍的所屬,戰鬥地域和行動蹤跡。摸清在某地作戰的到底是哪一支部隊。屬於哪一個師管,聯隊區。不能只籠統地稱鬼子,敵人。由於死亡者都是師管,聯隊區上報,上報方法,排列也有一定規則,所以若能掌握,利用其規則,判斷出部隊所屬也是不難的。

其規則之一是死亡者名單都是按日期,按部隊別加以區分,不同部隊之間,“戰地其他死亡者”欄中一般都留有區分線。即某日,某部隊的戰死者,會出現在一個區分線內。由於有死亡者的原籍記錄,所以只要有軍事知識(師管的管轄地域),戰史知識(作戰部隊所屬),基本可以判明這是哪一個師管,聯隊區的部隊。若再能從戰鬥詳報,聯隊史中尋找到幾位戰死者實姓實名進行確認的話,很容易就能找到特定部隊的戰死者全部名單。即《官報》中這個小段,就是某一次戰役(戰鬥)的某一部隊的死亡者。(不會包括失蹤數,失蹤若確定為死亡,也是一兩年後的事,名單不會在一起)。

1.廣陽戰鬥輜重兵聯隊的損失

下面具體進行一下演示作業。以下三張表是從三處《官報》中尋找出來的, 1937年11月4日,廣陽戰鬥(八路軍廣陽大捷)中的戰死者名單。

圖表6-12 官報第3440號,11月4日廣陽戰鬥第二十輜重兵聯隊的死亡者名單

這是一個廣陽戰鬥發生的11月4日,判斷為某輜重部隊的戰死者名單。會不會是廣陽戰鬥的戰死者?由於第二十輜重兵聯隊沒有留下自己的戰鬥詳報記錄,只按步兵聯隊史,判定不了輜重兵聯隊是否有死亡。換一個方法,若通過第二十師團的損失統計,可以掌握到至1939年12月31日,第二十師團輜重兵聯隊(下屬6個中隊)的總死亡數為174名。但也不能確定其中有多少於1937年11月4日死亡在廣陽戰鬥中。此為戰史記錄的界限。若資料不完整,追尋到此地,會一籌莫展。

能解決此問題的,既是《官報》的“戰地其他死亡者”欄。從上圖中可發現,廣陽戰鬥的11月4日,出現某部27名“輜重兵特務兵”死亡。是否是第二十師團輜重兵聯隊所屬?可用如下方法確認。

判斷方法一,可確認此27名,是1937年11月4日,於“北支那”戰死。二,出身地多為大阪,神戶,即都是大阪師管(第四師團)所屬。第二十師團是朝鮮龍山師團,1937年事變後新創建的輜重兵聯隊(20T)為國內大阪師管區代管。三,兵種絕大多數是輜重兵特務兵二等兵(圖中一等兵是死後的追敘)。從以上情報,可得知這是一隻輜重兵部隊。

僅以上三點,已具備了大多數證據,基本上已可確定為其名單為大阪師管上報的,第二十師團輜重兵聯隊11月4日在廣陽戰鬥中的戰死者,但還缺乏決定性證據。即個人名的對證。

若利用其他資料繼續查找名單中的將校[5]“逸見重治”的人物線索,可發現其屬於“加藤權”部隊。1931年東京帝大經濟學部畢業,其父是原日本銀行的計算局長(《朝日新聞》1937年11月15日)。對照聯隊史等記錄也可知,輜重兵第二十聯隊聯隊長為加藤權大佐[6],其部隊對外稱加藤(權)部隊。

圖表6-13 1937.11.15 朝日新聞

由於得到人名對證,所以可以確認,此處的27名輜重兵,正是11月4日,第二十師團輜重兵聯隊(加藤權部隊)的第四,第五中隊在廣陽戰鬥中的死亡者。在此研究分析過程中,可以說《官報》記錄起了決定性作用,彌補了戰史記錄的不足。若想精益求精,還有一個補充驗證法,查閱記錄戰功的《支那事變忠勇列傳》。前出逸見重治的戰功記錄,也出現在其中第六卷第33頁。記錄了更詳細的個人情報。有更具體的戰鬥時間,地點,戰鬥過程,死因等記錄。也可以判斷出,雖然第二十師團是日軍甲師團的精銳之一,但日中戰爭後經戰鬥動員新組建的輜重兵聯隊,卻全部是預備役,後備役和補充兵。可見日軍平時一直輕視輜重兵部隊建設,和人員素質培養的一貫作風。此弱點,戰爭初期被專打敵後勤部隊的八路軍的游擊戰術鎖定,以輜重兵特務兵為對手,演出過多次後方作戰的所謂“大捷”鬧劇。從以上作業中可知,實際上戰史記錄沒有過的內容,也能在政府的《官報》中得到確認,檢證。

2.第二野戰病院的戰死者

圖表6-14 官報3572號 11月4日廣陽伏擊戰中第二十師團第二野戰病院的戰死者名單

下面,用同樣方法繼續檢證一下廣陽戰鬥中第二野戰病院的戰死者。見下圖。

第二圖

1. 藍色框中的43名,可以確認是昭和12年11月4日於“北支那”戰死

2. 戰死者多數出身為大阪師管區內(和歌山,大阪)

3. 構成為4名將校,22名衛生兵,17名輜重兵

4. 死亡將校數量,和姓氏(高田,上田),與前出別檔戰史資料中病院長守田舍報告的將校數量,人名吻合。另外守田報告書提到的一名“飯沼一等兵”,也出現在名單中。全名“飯沼梅藏”大阪府大阪市南區人。

所以此件很容易斷定,這43名,正是廣陽伏擊戰中第二野戰病院的戰死者名單。按1939年12月師團死傷統計,第二野戰病院總損失為死亡44名,負傷15名。《官報》記錄中少記一名的理由,考慮是失蹤者的處理手續問題還沒有結束。

關於第二野戰病院的戰死傷,聯隊史等戰史記錄中有過複數記錄。在此處利用《官報》又得到一次交叉驗證。從結果看,官報記錄和師團死傷統計的數據幾乎一致,是十分可信的。通過此次再驗證,不僅可確認數量,還能精確掌握所有死亡者的個人信息。

3.護衛步兵第四中隊的戰死者

再進一步驗證一次廣陽戰鬥中步兵第四中隊的死亡數據。見以下第三圖

圖表6-15 官報3579 號 11月4日,廣陽戰鬥中80i第四中隊的戰死者名單



1. 藍色框中的20名,可以確認是昭和12年11月4日於“北支那”戰死

2. 戰死者多數出身為大阪師管區內(和歌山,奈良,大阪)

3. 構成為2名步兵將校,18名步兵

4. 將校名松下武男步兵大尉(死亡時中尉),中井義治少尉(死亡時准尉)

將校名與聯隊史記錄的第四中隊長松下武男姓名一致,戰鬥詳報中的中井(義治)准尉也在同表中出現,所以無疑,這裡出現的20名,是廣陽戰鬥中第一大隊第四中隊的戰死者。在此官報記錄也交叉證明了聯隊史記載的戰死19名(戰傷14名,失蹤3名)的記錄是十分可信的。失蹤的3名在官報中應有一名被認定為死亡。

4.用《官報》合祀名單驗證

不僅如此,官報的“戰地死亡者”記錄,還可以進一步得到《官報》中的另一種記錄,《靖國神社合祀者》名簿的再次佐證。

下面的這張官報,是1939年4月,也就是前述“戰地其他死亡者”通報約半年後公表的靖國神社合祀名簿中有關部分。步兵第四中隊,和師團第二野戰病院的名單排在一起,說明其公表也是按照日期別,部隊別的順序。合祀名單中並沒有日期是一個大缺陷。但只要能對上姓名,此方法也能成為一種再檢證的手段。此圖表,雖沒有日期記錄,但對照有日期的前出《官報》“戰地其他死亡者”欄,可知道這前後數頁,都是第二十師團在娘子關戰役中死亡者的綜合記錄。其中包括了前出的廣陽戰鬥第四中隊的全體名單共46名。多出者,是戰役中第一大隊在其他戰場的死者。

圖表6-16 官報3675號 1939年4月《官報》3675號中,靖國神社合祀名單。此部分為第二十師團的合祀者

中段的水色框中的是第二十師團輜重兵聯隊在廣陽戰鬥中的死亡者,和前出“戰地死亡者”名簿的內容同樣,下段黃色框中的內容是師團第二野戰病院的廣陽戰鬥死亡者,和前出 “戰地死亡者”名簿的內容也同樣。其中的前後,零星部分筆者還沒能確認,推測也都是第二十師團在太原攻略戰中的700餘名戰死者的一部分。如此,日軍的檔案記錄中的死亡者,不僅可以進行複數,交叉驗證,還可以提示死亡者名單作證據。

用《官報》數據查找死亡者十名以上的大規模戰鬥十分有利,若僅僅數名死亡的小戰鬥,還原起來就會很困難,在上十萬人的名單中查找核對數人,不僅工作量大,容易出錯,也十分繁瑣。若不知道一名以上具體人名的話,幾乎不可能進行有效查詢。另外,官報的數據,也不一定精確。若是存在一段時間後的戰傷死者,或失蹤者被追認死亡的情況,即使名單進入官報,其排列位置也不會在一起。會零星出現在日後其他號官報中。所以查找大宗並不困難,若掌握全部的零星補遺卻很難。補報成全,又是一個常見現象。所以最全面正確的統計,應還是戰後按行政,戶籍,軍籍資料再次構成的戰沒者名簿(若存在,多附錄於各聯隊史中)。可以具體到每一位“戰沒者”(包括“不名譽”的死亡者)。


[1] 高鍋博美編『地隙を征く/歩兵第八十聯隊北支戦誌』1984年、80頁。此為第四中隊的記錄。由於未見原文,是戰鬥詳報還是戰後的統計不明。


[2]《中國近現代史綱要》2015年修訂版,高等教育出版社,166頁。


[3] 據日本厚生省的統計,8年的戰爭中日軍在大陸死亡人員約39萬,其中包括軍屬和約兩成的戰病死,事故死數據。筆者推測,剩下的約30萬名死亡者中,有約4/5,是在正面戰場與國軍作戰中的損失。即八年抗戰,共產黨軍隊的真正殲滅(指死亡)日軍數字最多不會超過6萬名。


[4] 在大陸戰場,病死等其他死因一般在戰沒者數2成前後,在太平洋戰場,達4(秦郁彥說)-6(藤原彰說)成。


[5] 將校的公開情報,比士兵容易查到。報刊,特別是地方報刊為重要線索。


[6] 《追憶?輜重兵第20聯隊?朝鮮第30部隊》赤れんが會編,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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