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員的被捕問題非常敏感，這很可能涉及變節問題。高官劉少奇、薄一波等在文革時深受其苦，即便是左派的江青、張春橋等也不能置身其外。

現在中共黨史公認，1927年毛澤東發動秋收起義時，唯一一次被捕，而且險些被處死。

1.毛澤東親述的被捕經歷

據考證，毛澤東被捕的地點，是在湖南瀏陽縣和銅鼓縣交界處的張家坊。

後來，毛澤東面對美國記者斯諾，如此饒有興味地敘述他1927年的“歷險記”：

當我正在組織軍隊，奔走於漢陽礦工和農民赤衛隊之間的時候，我被一些同國民黨勾結的民團抓到了。那時候，國民黨的恐怖達到頂點，好幾百嫌疑分子被槍殺。那些民團奉命把我押到民團總部去處死。但是我從一個同志那裡借了幾十塊錢，打算賄賂押送的人釋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僱傭兵，我遭到槍決，於他們並沒有特別的好處，他們同意釋放我，可是負責的隊長不允許。於是我決定逃跑。但是直到離民團總部大約二百碼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機會。我在那地方掙脫出來，跑到田野里去。

我跑到一個高地，下面是一個水塘，周圍長了很高的草，我在那裡躲到太陽落山。士兵們追捕我，還強迫一些農民幫助他們搜尋。有好多次他們走得很近，有一兩次我幾乎可以碰到他們。雖然有五六次我已經放棄希望，覺得我一定會再被抓到，可是我還是沒有被發現。最後，天黑了，他們放棄了搜尋。我馬上翻山越嶺，連夜趕路。我沒有鞋，我的腳損傷得很厲害。路上我遇到一個農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給我地方住，又領我到了下一鄉。我身邊有七塊錢，買了一雙鞋、一把傘和一些吃的。當我最後安全地走到農民赤衛隊那裡的時候，我的口袋裡只剩下兩個銅板了（斯諾：《西行漫記》，第141至142頁，三聯書店一九七九年版）。

所幸毛澤東所遇上的是民團，不是國民黨特務。這次死裡逃生後，毛澤東發動了秋收起義，從此中共及中國的歷史展開了新的一頁……。

2.1934年毛澤東的第二次被捕？

在陳鴻年、吳越合著的長篇紀實回憶錄《九死還魂草》、吳越著《我的爸爸是冤鬼》裡卻記載，毛澤東在第五次反圍剿之後，曾經被圍剿部隊的師長樊崧甫手下捕獲。

吳越的父親吳山五十年代是上海市司法局第一法律顧問處民事組組長，當時兼任樊崧甫的私人秘書。

據《我的爸爸是冤鬼》記載，樊崧甫是國民黨高級將領之一，因他指揮作戰時總是騎着一匹白馬，因此也稱“白馬將軍”。1933年蔣介石發動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他是主力部隊的師長。1934年， 中央蘇區反“圍剿”失敗，紅軍撤退，開始了“兩萬五千里長征”，樊崧甫又奉命追剿堵截。

就在這時，毛澤東不慎被捕，被押解到樊崧甫的面前。毛澤東否認自己的身份，但他是蘇維埃政府主席，樊崧甫手上有他的資料和照片。不過樊崧甫比宋希濂聰明，宋希濂抓到瞿秋白以後，立刻打電報通知了蔣介石，以致後來宋希濂和瞿秋白的關係相處得很好，想給瞿秋白開脫都不可能，蔣介石下令處決，他不得不遵命執行，只能在行刑之前給一些感情上的“優待”，擺了一桌酒菜。

樊崧甫抓到毛澤東以後，甚至在明確了毛澤東的真正身份以後，根本就沒跟蔣介石提起過一個字，因此得到了處理毛澤東的“絕對自由”。樊崧甫雖然是“國軍”的師長，但他是“洪幫”中人，對“黨爭”的認識和興趣都不是很強，而對傳統的“義氣”和“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卻十分相信。因此，毛澤東能夠通過遊說打動他，讓樊崧甫拿他當普通百姓，發些路費放了。

這件事情，當然是絕對秘密的，除了樊崧甫和毛澤東本人之外，不可能有第三個人知道。

正因為樊崧甫與毛澤東之間有過這樣一筆默契的“交易”，1949年5月上海戰役之前，蔣介石電令樊崧甫去台灣，樊崧甫居然藉故沒有遵令，為此蔣介石下令逮捕樊崧甫，關進了提籃橋監獄，直到上海解放，才被放了出來；而上海解放之後，對他這個當年圍剿過蘇區的戰犯，陳毅市長不但沒有把他抓起來，而是派專人先去保護他的住宅，後來專門把他請到市政府去談話，接着請他出任上海市政協委員、虹口區政協主委，還給他分配了許多社會工作，諸如抗美援朝委員會委員、愛國衛生委員會委員等等。在1951年的鎮反中，他也得到了特殊的保護，而且還“幸運”地在文革時平安無事，一直到1979年辭世。

3.樊崧甫其人其事

樊嵩甫(1894—1979)，原名芝碧，字仲哲，號哲山，縉雲五雲鎮人。浙江省陸軍小學畢業，加入龍華會、同盟會。辛亥革命時，任浙軍敢死隊分隊長、滬軍機關槍隊隊長。“二次革命”中兩度入獄。1914年，入武昌陸軍預校，後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六期，畢業後歷任中尉旗官、連附、連長等職。1925年入陸軍大學第七期。1927年10月任第二十六軍第一師第一團團長。1930年1月任第六師第十七旅少將旅長，在馮閻聯合反蔣時，曾與吉鴻昌部作戰。1931年1月，任第六師參謀長，後任第八軍中將參謀長，參加第三次“圍剿”中央革命根據地。1932年11月，任撫河方面“剿共”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1933年2月，任陸軍第七十九師師長，參加第四次“圍剿”。同年10月，任北路軍第三縱隊指揮官兼第七十九師師長，參加第五次“圍剿”。1935年任“剿匪”第二路軍第一縱隊指揮官，追堵湘鄂川黔中國工農紅軍二、六軍團。1936年1月，任陸軍第四十六軍軍長。1938年，徐州會戰中在狼子湖澇溝線與日軍坂垣師團作戰三晝夜。同年9月任第十二軍團軍團長。1939年2月，任湘鄂贛邊區游擊總指揮。1940年1月，任第三十四集團軍副總司令。1944年秋，任國民政府軍委會第五軍風紀巡察團主任。1947年1月退役，客居上海，因參與反內戰活動，1949年5月14日被國民黨特務機關逮捕。上海解放後獲釋，任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政協委員、上海市參事室參事等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