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七嘴八舌失去控制的會議

　鮑彤

　　二十年前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已經成為歷史。這次會議，拉開了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使改革開放得以起步，順應民意，方向正確，非常難得。

　　從１９６６年起，整整十二年，中共中央全會統統都在肯定和歌頌文化大革命，基本上都是錯誤的，惟獨這一次會議正確。為什麼？

　　理論家們正在百家爭鳴。有人說，因為實事求是。有人說，因為有個好領導鄧小平。有人說，因為高舉了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

　　我不敢苟同。我不是理論家，不會按照理論說話，只知道根據事實說話。事實是：今天所說的鄧小平理論的內容，二十年前誰也不知道，誰有本事把不知道內容的旗幟舉起來？鄧小平的領導地位是這次全會以後逐步確立的，怎麼能夠成為這次會議成敗的決定因素？實事求是，毛澤東講了幾十年，為什麼毛澤東自己做不到，九大十大十一大做不到，十一屆一中二中全會也做不到，只有三中全會做得到？所以我認為，那些說法，隔靴搔癢，解釋不了真實的歷史。

　　照我看，三中全會所以開得好，因為它是一次失掉控制的會議，七嘴八舌的會議，有言論自由的會議。多數中央委員沒有和死去的毛澤東和活着的華國鋒保持一致，他們轉向人民，和人民保持一致，運用言論自由的權利，把會議開成一個能夠接受來自人民的壓力，因而敢於實事求是地承認錯誤的會議。

　　這樣說有沒有根據？

　　有根據。根據三篇文章，都是公開發表的。一篇是《三中全會公報》，一篇是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３日），最重要的一篇是陳雲在中央工作會議東北組上的發言（１１月１２日）。順便說一下，仔細讀這三篇文章可以看出，力量對比和形勢的改變，不在三中全會而在為它作準備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那次中央工作會議才是三中全會的靈魂。

　　陳雲發言很短，不到兩千個字。首先是這麼幾句：

　　“華主席說，對揭批四人幫運動中遺留的問題，應由有關機關進行細緻的工作，妥善解決。我認為這是很對的。但是，對有些遺留的問題，影響大或者涉及面很廣的問題，是需要由中央考慮和作出決定的。對此，中央應該給以考慮和決定。”

　　接着，陳雲提出了六個問題：薄一波，陶鑄，中央組織部的兩個決定，彭德懷的骨灰，天安門事件，以及康生的錯誤等等。

　　當時存在着來自民間的強大壓力。華國鋒想逆天行事，定下了基調，反對把壓在人民心上的問題拿到會上來討論。陳雲自己沒有和中央主席保持一致，相反，他要求中央全會和人民保持一致，對人民關心的重大問題作出決定──當然不是維持過去那些錯誤的決定，而是作出新的平反的決定。

　　結果怎麼樣？結果，就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震動全國的１９７６年天安門事件得到平反。從《公報》和鄧小平講話的第三部份中都可以看出，陳雲在東北組發難，得到了多數中央委員響應。他們不同意華國鋒定的基調，不同意把這些所謂“遺留問題”交給“有關機關”去“解決”，也就是不同意拖着頂着老是不解決。相反，他們順着陳雲提出的問題，七嘴八舌扯開了，一扯扯了一個多月。

所以公報說：“會議認真地討論了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也討論了文化大革命前遺留下來的某些歷史問題。”討論的熱烈程度，從兩句話中可見端倪：一句是鄧小平的話，“我們黨多年以來沒有開過這樣的會了，這一次恢復和發揚了黨的民主傳統，開得生動活潑。”另一句是公報中的話，“全會增選陳雲同志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央委員會副主席”。

　　陳雲是八大選舉的副主席，過去由於沒有和毛澤東保持一致，失了君心，被貶為普通的中央委員。這一次，他沒有和華國鋒保持一致，卻得到了人心，重新被選為副主席。形勢變了，華主席畢竟不是毛主席，控制不住局面了。

　　對會議不能誇大。頭號“遺留”問題──劉少奇的問題沒有人敢提出來。對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彭德懷，只敢提“骨灰應該放到”哪裡，不敢問毛澤東反右傾到底反得對不對。對老百姓最關心的人民公社問題，仍在唱老調，什麼“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穩定不變”等等。所以鄧小平作了這樣的估計：“現在敢出來說話的，還是少數先進分子。我們這次會議先進分子多一點，但就全黨全國來看，許多人還不是那麼敢講話。”為什麼在憲法明文保證公民有言論自由的國家裡，居然有“許多人不是那麼敢講話”？鄧小平沒有分析。不過公報里有一句很重要的話：“全會決定，一定要把這種風氣擴大到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中去。”這個一定要擴大的風氣，顯然是指即使實際上沒有言論自由也要“敢講話”的風氣。

　　這次會議以前，沒有人敢對偉大領袖毛澤東講半個不字，也沒有人敢對英明領袖華國鋒表示不敬。現在好了，要“擴大”敢講話的風氣了。陳雲不買華主席的帳，老百姓也可以不買毛主席的帳。華國鋒失去了控制能力，毛澤東及其語錄乃至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切政策和規矩從此就再也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天經地義了。過去全黨必須和一個人保持一致，今後全黨應該聽誰的？鄧小平認為應該聽人民，他說：“一個革命政黨，就怕聽不到人民的聲音，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他強調指出，“我們的各級領導，無論如何不要造成同群眾對立的局面。這是一個必須堅持的原則。”鄧小平講了“無論如何”四個字，“無論如何”者，沒有例外也，任何時候不能同群眾對立，對立了就不配當領導，更不配自稱為共產黨。當時鄧小平說得多好。根據這個原則，老百姓張開嘴巴講話了，許多幹部也代表老百姓講話了。於是三中全會上不敢講和來不及講的更多更大的問題，會後在全國範圍內被老百姓七咀八舌提了出來：為彭德懷開追悼會，為劉少奇恢復名譽，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徹底否定反右傾，躲躲閃閃步步為營地否定反右派，放下三面紅旗，解散人民公社，包產到戶，改革開放，商品經濟，民主政治，等等等等，儘管步履艱難，總算一個個提上了日程。三中全會本身的成果是有限的，遠遠比不上全國老百姓七嘴八舌的成果，但是第一張骨牌畢竟是在三中全會上倒下來的。

　　所以我認為，三中全會的精髓是言論自由。中國公民有權七嘴八舌，有權不和領導唱一個調。領導無論如何不得同群眾對立，領導有責任順應民意，領導必須同老百姓保持一致。談三中全會而不談言論自由，叫做空談，或者叫言不及義。真要舉三中全會的旗幟，首先應該舉言論自由的旗幟。

（１９９８－１２－１０）

再談七嘴八舌的三中全會

　鮑彤

　　今年是三中全會二十周年，明年是廬山會議四十周年。

　　兩個會議，都是中共中央開的。一個起死回生，一個禍國殃民，為什麼？

　　有人說，因為一個實事求是，一個不實事求是。話是說得圓滿極了。不過毛澤東既然在打倒王明博古時舉的是“實事求是”的旗幟，當然不會承認自己在廬山不實事求是。

　　“實事求是”有冒牌貨，所以非有防偽標誌不可。對現在中國的會議來說，最起碼的防偽標誌，我看莫過於七咀八舌。

　　你不是標榜“實事求是”嗎？好極了。當代中國起碼有兩大“實事”擺在你面前看你承認不承認：第一，中國人存在着不同意見，第二，中國憲法明文保障公民有言論自由。誰把這兩大“實事”踩在腳下，誰就不配在中國談什麼“求是”。即使是毛澤東這位偉大的領袖和導師，即使他掌握了完整而又正確的真理，即使他天天在用實事求是的理論教育全黨全民，只要他捂住了別人的嘴巴，就可以判定他已經丟掉了自己實事求是的本錢。所以這個防偽標誌是很靈的。

　　允許七咀八舌是最起碼的實事求是，不准別人講話肯定違背實事求是，這是從廬山會議和三中全會的對比中可以得到的一個結論。

　　毛澤東剝奪彭德懷的發言權，毀了廬山會議。可是，華國鋒主席不是也想捂住別人的嘴巴嗎，為什麼三中全會開成功了？

　　是的，華國鋒不是不想學毛澤東。華國鋒也要把三中全會控制起來，他一開始就反對大家把彭德懷問題和天安門事件等等“遺留問題”提到會上來討論。翻翻“陳雲文選”第三卷就明白了。

　　華國鋒定了個基調：工作重點要轉到建設上來了，會議要一心一意談四化，不要談運動，運動的“遺留問題”可以由“有關機關”去妥善解決。這個基調，冠冕堂皇，滴水不漏，誰能反對，誰敢反對？

　　華國鋒還有個法寶，叫做兩個凡是：第一凡是毛澤東說過的，第二凡是毛澤東決定的，凡是這兩種東西，誰都不准說不。要知道，毛澤東思想是中國人民的歷史性選擇，反對毛澤東豈不等於危害國家安全！這頂帽子誰受得了！

　　可是陳雲在東北組放了一炮：華主席講得很對，不過有些問題影響大，中央不考慮，別人不好考慮。陳雲提了六個問題。其中第四個是關於彭德懷的“骨灰問題”。他說：

　　“彭德懷同志是擔負過黨和軍隊重要工作的共產黨員，對黨貢獻很大，現在已經死了。過去說他犯過錯誤，但我沒有聽說過把他開除出黨。既然沒有開除出黨，他的骨灰應該放到八寶山革命公墓。”

　　陳雲沒有講文化大革命和反右傾，只提了一個小小的“骨灰”問題，但是一涉及彭德懷，就非同小可：彭德懷是１９５９年廬山會議的主角，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海瑞罷官”的主角。只要討論他的“骨灰”，無論如何躲不開文革和反右傾。

　　六個問題中最大的問題當然是天安門事件。陳雲說：“這是北京幾百萬人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不同意批鄧小平同志的一次偉大的群眾運動，而且在全國許多大城市也有同樣的運動。中央應該肯定這次運動。”毛澤東把天安門事件定性為反革命，陳雲說，不，這是偉大的群眾運動。陳雲向毛澤東唱反調，但理由很充份：悼念周總理是反革命嗎？反對四人幫是反革命嗎？不同意批鄧小平同志是反革命嗎？華國鋒想駁，駁駁看，駁得倒嗎？陳雲不愧為三中全會的英雄。

　　廬山會議上也有一位英雄彭德懷，可惜被毛澤東鎮壓下去了。許多人本來抱着和彭德懷相同的觀點上廬山，看到毛澤東翻了臉，除了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周惠李銳幾位以外，大家噤若寒蟬。其中的原因或理由，一是怕自己遭殃，再是怕毛澤東這面神話般的旗幟一倒，黨將不黨，國將不國，天下大亂。毛澤東倚仗從遵義會議以來積累的老本，利用多數中央委員這種苟安心理，斷然扼殺了以彭德懷為代表的正確意見。

　　三中全會和廬山會議不同。從一個月後陳雲被選為中央副主席可以證明，他這次發言得到了熱烈響應。大家心裡清楚，苟安是沒有好結果的。因為不僅有廬山的教訓，也有了文革的教訓：彭德懷失敗後，毛澤東更加神氣了，自以為不但有本事戰勝別人，而且有本事戰勝真理，他變本加厲，發動了使全世界目瞪口呆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把中國推上絕路，把在廬山用沉默幫過他大忙的多數中央委員各個擊破，紛紛打成走資派。廬山和文革使人猛省：黨將不黨，國將不國，天下大亂的根源，不在為民請命的彭德懷，而是想捂盡天下人嘴巴的毛澤東。所以陳雲發言以後，很多人和他一起，一起七咀八舌，一起捍衛自己的發言權，逼得華國鋒窮於應付。形勢急轉直下，中共中央終於以“北京市委”的名義為天安門事件平了反。

　　由此可見，在三中全會上，華國鋒不是不想控制，而是在大家七咀八舌的壓力下失去了控制。發言權不能靠領袖恩賜，要靠自己團結起來爭取和捍衛。事關言論自由，當仁不讓，一定要爭到底。不爭，何以對憲法，何以對人民，何以對良心？這是可以從兩個會議對比中得出來的另一個結論。

　　三中全會的可貴之處，是在一個時期內，把這種七咀八舌敢講話的風氣從上層擴大到基層，從一黨擴大到社會，把會上有限的成果，擴大為改革開放的局面。

　　三中全會的不足之處，是沒有把這種可貴而又原始的七咀八舌進一步法律化制度化，只有風氣，沒有規矩，言論自由不鞏固，今天到手的，明天可能丟掉。鄧小平當時有句很好的話：“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不幸的是，後來領導人看法果然變了，大概是忙於解決“生存權”問題去了，對公民的政治權利沒有興趣了。所以直到二十年後的今天，我們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還是得靠我們自己起來爭取。靠恩賜是靠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