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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德功的皮帶像一條死去的蛇，蜿蜿蜒蜒地趴在那裡，它的頭部掛着很多小刀，錐子之類的工具，翹了起來，好像在哭泣，正是用這些工具，丘德功在他的不眠之夜為多少人修手錶，收音機，現在它們再也沒有用了，因為它的主人死了。我的眼睛感到熱，鼻子有些酸，那一定是那天打丘德功的時候，給解下扔在那裡的，但是這麼多天過去了，為什麼沒有人撿起來？

我在問誰呢，自己也奇怪。

我又想，誰也不會去撿的，這根皮帶承受着人的心靈不能承受之重，那些在會場的人，在那天打人的熱火沸騰中，誰沒有叫口號，火上加油？面對這根皮帶，是何心境，人的良知畢竟不能死盡。

幾天后，我與幾個工人一起幹活時，李雲飛突然說：“丘德功死得冤啊”，他的口氣充滿了不平之意，我詫異地看着他，想從他的臉上看到他的歉疚。因為我被告知，在打丘德功的會上了，他給打丘德功火上澆油，跳得非常凶。可惜我沒有看到一絲愧色，只有對他人的指責。他繼續說下去，沒有人響應他，我看到周圍人臉上的悲愴，大家不忍談這個題目，老張用懇求的口吻說：“請不要說這個了”。

李雲己可能覺得他對丘德功的死沒有責任，他在那個會上的表現，是出於無奈，否則自己就要被打。

那麼是誰殺死了丘德功呢，誰應該負責呢？

丘德功的妻子大李，一位令人尊重的女性，自丘德功死後，將家封了，領着四歲的兒子去告狀。她背着被子(當年旅行必須帶的)，拖着孩子，走遍大慶，哈爾濱，北京的所有可以訴訟的地方。

她去告誰呢？

告邵蘭新？沒有他對丘德功的歧視，可能丘德功就不會處於地富反壞的邊緣，只差一個理由就可以被斗。否則汪深怎麼敢造出消滅解放軍的荒唐故事？但是邵蘭新自己還一肚子怨氣，在四隊選舉新的領導班子時，他拒絕再當隊領導，他覺得自己常年來聽黨話，認真負責的教育四隊的工人，辛辛苦苦，想不到大家竟這麼恨他，竟讓他戴高帽子遊街？他是個榮譽心極強的人，這口氣難咽下去。何況丘德功死的時候，他連幹部都不是，是革命委員會掌權，他根本不覺得自己有責任。

告汪深？汪深是有些覺得對不起丘德功，但他只是體現上司邵蘭新的旨意，何況他為這件事已經感到深深的自責，自丘德功死後，眼睛看人更混濁了，走路低着頭，不敢看人。但是他怎麼會想到最後事情變成這樣呢？打丘德功他沒有做任何事，丘德功是為砸黑農場被打，不是為唱消滅解放軍被打，他怎麼能對丘德功的死負責呢？

告當時的四隊革命委員會？但是他們是接到大慶革委會的指示，提供一份鬧砸爛黑農場最凶的人的名單給秋收支援隊。選丘德功是因為他不但參加砸黑農場，而且出身不好，還要消滅解放軍，但是他們也不贊成打死丘德功，他們不能對打死丘德功負責。

告李雲飛，黃福民？他們都在砸黑農場的名單上，也可能要被打，為了表現自己痛改前非，他們當時會上不得不特別積極，但是他們沒有參加打人，怎麼能對打死丘德功負責呢？

告大慶秋收支援隊？他們被告訴這個農場的人都不是好人，不是反革命，就是壞分子，現在竟然反對改造，要砸農場，應該教訓一下，大慶革委叫他們打，他們能不打？至於被打的人名單都是農場提供的，每個人打得輕重程度都有說明，他們怎麼知道打得合不合適？何況去打的人主要也是在研究院犯了錯誤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當時是是臭老九，他們為了香一點，就更要打人，下手是重了一些，但是本意不是打死人，而且當時是混打，所有要求進步的知識分子都上去打了，用打來表示自己的階級立場堅定，你讓誰去負責？

大李也不知道告誰，她只知道她的丈夫的死是冤枉的，現在冤有頭，債找不到主，她最後告的是大慶黨委，大慶黨委也哭笑不得，因為他們連丘德功是誰都不知道。

大李是一個工人，她不懂政治，她不可能想到去告毛澤東。確實毛澤東的責任比上面說的人都大，但是告毛澤東當時是要殺頭的，就到現在仍舊是不允許的。另外毛澤東也不能對丘德功的死負具體責任，如果我們在一個暴君時代，將所有的殺人罪都歸於暴君一人，這樣的清算還算清算嗎？那不等於說二戰殺猶太人都是希特勒負責，那麼猶太人還不遺餘力的去抓殺人犯幹什麼呢？

實際情況是在中國，大李是找不到兇手的，她的告狀不可能有結果。這就是中國這個國家的特殊國情，與其他任何國家不同。唯一安慰的是她漂泊在外告狀的幾年時期，農場書記茹作斌命令給她發工資，這一點別的國家是做不到的。

公元二千年，我從海外回大慶，念念不忘的是要再看一下這個農場，那個丘德功冤死的地方。

我到國外的最初十多年中反覆做一個夢，就是我還在農場，在那裡做着苦工，我常常哭泣着從夢中醒來。一旦醒了的時候，我半天都弄不清楚我到底在哪裡？等到我確定我已經不在農場，而是在美國的時候，我會號啕大哭起來。

後來這樣刺心痛骨的夢少了，我的夢變成我回國去探訪，不知道怎麼又將我弄到農場去了。農場的樣子變多了，不是記憶中的那個窮困的樣子，也有商店和樓房了。農場將我分配到四隊去工作，我很不願意去，我仿佛記得我出過國，還得了博士學位，我就寫了信給我的導師 KEITH 博士，請他想辦法將我從農場弄出去。從這樣的夢中醒來的時候，我不再哭泣，而為已經告別了那個苦難時代，那個是非弄不清的國家而欣慰。

我再訪農場時，朝鮮族的朴副場長一直陪着我。他開着一部吉普越野車，一直開到格丘山頂。從格丘山的山頂看下去，整個農場都在目下，農場的周圍，綠樹鬱鬱蔥蔥，遠處的五大蓮池，和我當年在那裡獨自看魚池的月牙泡在陽光下晶瑩發光，格丘山的十一個姐妹山，玉泉山，火燒山，臥虎山等在藍天白雲下隱隱約約，飄渺可見。朴副場長指着遠處一片樹，我順着他的指頭看過去，他說：丘德功就埋在那裡，但是他聽說前幾年大李來過這裡，將他丈夫的屍體帶走了。

妻子知道我的悲傷，她折了一些樹枝，編了一個花環，掛在一顆樹上，我對着花環鞠躬，屏息默禱，丘德功，別了，你安息吧。

從農場回到大慶，我過去研究所的副書記張慶華， (也許是我一生真正的soul mater，可惜我知道這一點晚了一些，是聽到她死訊的時候才明白，因為她死的時候是叫着我的名字離去的，過去種種事情回到了面前，我眼淚不可自制流了下來）。她一定要請我吃飯，承她的盛情，還請來了我在農場的黨委書記茹作斌，他當時是大慶組織部長，已經退休。

會見時我問起丘德功的墳，茹作斌說好像墳還在農場，沒有遷走，與朴副場長說得不一致，哪個消息準確，我就不知道了。我還問起徐仁芳，他當年的秘書，他說在大慶的某個指揮部，是副局級幹部了。我請他代為致意，我沒有解釋為什麼，我一直為他在丘德功的首次鬥爭會的不合法表現懷有敬意。

這次宴請難友李延成一直陪着我，難友李延成自平反後一直緊緊跟着茹作斌部長，官升到處級。我不無感概地看着這位一起出生入死的老同學，今天跟着茹部長的那種過分得讓我也有些臉紅的言談舉止，當他說：茹部長就是我們當年在農場的保護傘時，茹作斌也有些受用不了了，他想了一會兒這樣說：

“不敢，不敢，只能說我很慶幸我當年在你們的事情上沒有胡來”。茹作斌的持事穩重可見一斑。

最後，我問起另一位我掛念的人，范世春，可惜大家都不知他的去向和結局了。

(九) 天譴

下面說的事情有些血腥，丘德功的故事加上這一段才為一個完整的故事。

七十年代未，我已經調到大慶油田好久了。如果在油田碰到當年農場的朋友會有一種特別的親切感。有一件事可以說明這一點。

那是我兒子得了肝炎，去大慶傳染病醫院掛號。人排得非常長，我正發愁的時候，突然在走廊上看到了張崇，一位曾在農場一起積肥的難友。他也馬上認出了我，一當知道我是帶兒子來看病的，他馬上將我領到他的病室里，他現在是主任醫生，他竟然將其他病人和護士都轟了出去，高興地說專門給我兒子看病，使我感動得快掉下眼淚。他一邊看，一邊不斷說，看到你今天這個樣子我心裡高興，我心裡高興，我記憶中你是穿着一身滿身窟窿和油膩的衣服的。

張崇有一半白俄血統，長得高大英武，他曾經是國民黨的軍醫，以後又變成共產黨軍隊的少校軍醫。轉業後在大慶醫院中因為一個醫療事故，使一個頗為重要的人物死了，被以階級報復的原因定為現行反革命，送農場勞改。我們在四隊共事時間不長，他就調到一隊去了。看着他專心給我兒子看病的已經蒼老的面孔，將我帶入一個風雪瀰漫的冰天雪地的記憶，我拿着鐵杴在滿天的雪花中冷得發抖，一個高大的中年漢子掄着鎬頭在刨地，他的鼻子中流出一道長長的清涕，他就是張崇，看着他現在穿着白大褂，戴着醫生帽子在診斷的樣子，我心裡在說，謝天謝地，那個噩夢總算過去了。

實際上我與張崇共事時間並不長，所以印象彼此並不深，在大慶遇到下放幹部張瑜的那天，我才是非常激動，他才是我在農場，在同一個大田班中出生入死，朝暮與共的患難之交啊。

張瑜是延安幹部，三十年代就參加了革命，他的黨齡比我的歲數都大，在農場的八年生活中我們結下了深厚的改造友誼。更確切地說，他從來沒有將我當為反動學生對待，而對我有一種像長輩對孩子的關切。他曾經為了怎么正確對待一個犯錯誤的青年學生，在隊部的黨支部會議上與邵蘭新吵了起來。這在文革中被作為包庇同情反動學生列為他的一條罪狀。在丘德功被打死的會議上，他也差點被打死。我將來會另外寫文章來紀念我們之間的珍貴友情。

張瑜看到我也特別高興，他告訴我，他的問題也得到了部分糾正，恢復到十七級幹部待遇，雖說離他原來的十四級尚遠，但他已經很滿意了。他詳細地問我現在的情況，為我的處境改變高興。接着我們談起了丘德功，都認為邵蘭新當年那樣對待他太過分了，張瑜說，不過邵蘭新已經得到報應了。我有些不明白，迷惑的看着他，張瑜說：

邵蘭新死了，你不知道？

我說不知道。

下面是張瑜告訴我的故事，整個敘述中張瑜沒有一點對邵蘭新這個悲慘結局的同情，甚至還有罪有應得的幸災樂禍。張瑜在四隊的日子中飽受邵蘭新的歧視和迫害，他有這樣的情緒是非常自然的。

邵蘭新一家六口人，四個孩子，老大是女孩子，十八歲，已經到情竇初開的時候，與農場最下面養牛場的放牛娃產生感情，兩人開始戀愛。等到邵蘭新發現的時候，已經晚了，兩人感情已深。邵蘭新非常看重他的幹部身份，認為自己的女兒必須配幹部的子女，才是門戶相當，嫁給放牛娃太沒有面子了，採取了禁止他們來往的硬辦法。以我對邵蘭新的了解，他這樣霸道已經形成習慣，而且本人不覺得是錯的。女兒當然是聽父親的，可是放牛娃不甘心，硬到邵蘭新的家中來看自己的情人，邵蘭新叫他滾出去。我想起邵蘭新凶起來的樣子，那種懾人的目光一定很怕人，可是放牛娃可不是我和丘德功這樣的書生，他磨了一把殺豬刀，在夜深人靜的時候衝進了邵蘭新的家中。

那一定是一場慘烈無比的博斗，邵蘭新的家中打得天翻地覆，鄰居聽到動靜報告了保衛科。等保衛科召集了民兵將邵蘭新的家包圍起來的時候裡面已經沒有動靜了，可是裡面黑洞洞的，一股血腥味傳了出來，民兵不願作無謂的犧牲，就在門口大叫放下武器，繳槍不殺(其實放牛娃根本沒有槍)。直到天蒙蒙亮，民兵確定裡面戰鬥已經結束了，才進去。

走進去後，邵蘭新房子的牆上，天花板全是血，邵蘭新的老伴，四個孩子都死了，放牛娃也自殺了，唯一活着的是邵蘭新，他身上被戳了五十多刀，疼痛非常。送到衛生所去的時候，在昏迷中不斷懇求再給他一刀。過了一個時辰，他死了。

聽完這個故事，我半天無言，說不出什麼感覺。

這是不是丘德功冤案的延伸，一個在人間無法說清楚的事情，老天做的判決？

我活到這個年紀，對因果報應，宗教信仰，進入了一種超意識的境界：一方面我一生看到很多離奇的事情，包括我自己的命運轉化浮沉，隱隱約約感到有一個神奇的力量在控制一切；但是另一方面，我也不太相信人類為了自己生死和榮華富貴等等疑難問題，所創造的對口回答這些問題的擬人化的上帝。我覺得生死的謎是人類智慧的極限，不管科學怎麼發展，永遠無法突破，如果突破，就是人類自己的毀滅和終極。

如果邵蘭新的結局確實是老天的報應，可能有些太血腥了，不過這個老天的行為與東方民族的認知觀倒是符合的。東方人會為這個結果感到高興。

(十) 悲曲

毛澤東時代-- 恐懼，欲望與狂熱的交響曲。

這篇文章不帶一點虛構地寫了毛澤東時代，一個普通人怎樣被一步步逼死的完整故事。

這篇文章讓今天的人和將來的人明白了為什麼在毛澤東時代被冤死的人往往找不到債主和兇手。

同時這篇文章也讓讀者看到了文化革命的一部分真實面貌。

作為對一個人命運的敘述這篇文章可謂完整，但是對於了解那個時代這畢竟還是滄海一粟，很不夠的。作為本文的補償，下面從人文感情的角度，而不是政治、哲學和宗教的角度對毛澤東時代再做一個描述。

毛澤東時代是人類一支徹痛心肺的悲愴的邪惡交響曲。

它是用三種旋律奏鳴的：恐懼，欲望和狂熱。

它的基音是恐懼。這種恐懼不來自監獄，那是犯罪人的聲音，這種恐懼不來自罪惡，那是行為的報償，這是一種從共和國的最底層平民到最高層的高官，所有人都被籠罩在內的一種無刻無地不在的巨大恐怖：

它來自一個深淵，一個漆黑的深淵，它深不見底，裡面傳來煉獄的火焰。這個深淵就在他們身旁，他們時時刻刻都能看到它，裡面是一片火海，他們時時刻刻都能聽到裡面人的呻吟，掙扎，哭泣。

它的名字叫地富反壞右。

但是沒有人覺得這些人可憐，同情在那個時代已經死去，人們像躲麻瘋病一樣躲避這些人，人們只是恐懼自己也會變成這些人。

為什麼這些人比聖經中說的麻瘋病還可怕？

因為任何人一旦掉入這個火海，成為這些人，就不會像監獄，有個期限和盼頭，他們將再無出去之日；

還因為任何人只要一入火海，他們的後代，親族，上學，分配工作都要受到歧視和不公平對待，他們會遭到妻子，丈夫，子女，父母和所有親族詛咒；

這些人比偷竊，強姦，殺人的人處境還悲慘，因為共產黨說犯罪是人民內部矛盾，而這些人是敵我矛盾，是共產黨的敵人；

人人都在恐懼，害怕成為共產黨的敵人，害怕掉到這個深淵中去，但是誰也不能倖免這種恐懼，不管是國家的高官，將軍，元帥，主席，都是說掉就掉：

如果有親族在這個火海，那麼就比其他人更容易被人推進去；

如果出身不好，那麼也比其他人更容易被人推進去；

這些容易被推進去的人比其他人加倍恐懼，他們不少人成了瘋狗，亂咬亂害人，為了立功，可以得到黨的信任，不讓自己掉下去。

這個國家隔不久還要來一次運動，添加新成員進去，思想不好，出身不好，反動言論，對黨員不尊敬，不要求進步，持才傲物等等這些與犯罪沒有任何關係的，種種純主觀印象，都可以成為被選中的理由。每到這個時候，這個國家就成了一個互相亂咬亂陷害的瘋人院。

每次運動都有扔進去的指標，為了完成指標，一切都可以成為被扔進去的理由。

在這個國家裡生存，人們失去了最起碼的基本權利的保障，不經任何法律申訴和程序，一個工作單位的頭頭，就可以將人輕易的送入萬劫不復的火坑，所以它對人的威脅超過了歷史上和世界上的任何酷政。在它的威脅下，人們除了恐懼和保護自己不掉進去以外，已經不顧其他的人類感情。

但是生活在這個國家的人並不覺得自己可憐，悲慘，正相反，他們覺得他們生活在一個無比幸福的時代，他們感到無比驕傲，他們還覺得世界上的其他人都在羨慕他們，都在等他們去拯救，等他們去解放，讓他們也能過上中國人這樣的幸福生活。

這怎麼可能呢？你以為我在胡說八道嗎？

但是這在當時中國是千真萬確的事實，現在大家有些不好意思承認了，史書，小說，電影也都避免談這些。

為什麼他們會有這種感情呢？因為他們除了恐懼這個基音，他們還在吹奏另外一個旋律，狂熱。

狂熱是這個交響曲的高音。

狂熱來自一套非常有道理的完整的理論：

這個世界只有兩種人，剝削者和被剝削者，剝削者不勞動，過着好日子，共產黨領導窮人打倒剝削者，消滅剝削，等到剝削者都被消滅的時候，世界就進入大同，進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

共產黨肩負着人類這麼偉大和崇高的理想，可謂任重道遠，所以共產黨員都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人。

現在蘇聯共產黨背叛了革命，世界革命的重任落到中國共產黨的肩上，中國共產黨成了全世界三分之二的窮人唯一的希望，全世界都等着中國人民去解放他們，中國共產黨在帝資修的圍攻下，肩負着全人類如此偉大的重責，所以必須實現無產階級專政，內部必須鎮壓這些帝資修在國內的社會基礎，外部必須抵抗敵人的破壞。

在這套理論的作用下，這些心懷恐懼的人膽子就大起來了，原來自己這麼了不起，在做前人從未做過的事業，個個將自己想象為保爾科察金一樣的英雄。

單獨的恐懼是不可怕的，單獨的狂熱也是不可怕的，當恐懼和狂熱聯合起來作用的時候，就出現了精神原子彈的效果，非常可怕，狂熱去生產恐懼，而恐懼反過來放大狂熱，使這些狂熱恐懼者一個個都變成了暴徒。

在這種效應下，連性格最和善的最有教育的淑女都能拿鞭子去打人，拿刀去殺人，因為他們覺得他們打的殺的不是人，是剝削者和他們的反動勢力，是黨的敵人。因為他們覺得他們正跟着偉大領袖毛澤東，在做歷史上前人從未做個的偉大事業，在埋葬剝削制度和消滅剝削者。

於是當時狂熱的恐懼者充滿了中國，試想十幾億的狂熱恐懼者，他們都是毛澤東的戰士，這是一股什麼樣的偉大力量，它超過了任何軍隊，使整個中國變成了狂熱和恐怖的海洋。

在這兩個高亢的主調，狂熱和恐懼的下面，還有一個穩定的中板如行雲流水在偷偷的爬行着，那就是欲望。欲望在毛澤東時代不是主流，但是這股暗流將會慢慢升起，在未來充滿毛澤東離去後的天空，成為主旋律。

這三個聲音互相支撐，互相呼應，奏出了一支毛澤東悲愴交響曲，幾千萬無辜的中國人在它的樂聲下非正常死去，至今沒有留下一點痕跡。

改變歷史和這個演奏的是林彪元帥，嚴格說毛澤東並未輸給林彪，他是在打敗林彪，取得勝利後輸掉的，他不是輸給林彪，而是輸給了老天。

這裡有些難懂，我藉助小說《說唐》中的一個故事來說明這個道理。頭號英雄李元霸學藝成功下山的時候，師傅對他說，你下山後誰都可殺，但是不能殺二號人物宇文成都。李元霸在一次搏鬥中，殺得性起，忘了師傅的話，將宇文成都殺了，然後老天就不斷在他頭上打雷，他受不了，將大鎚扔向天空，鎚掉下來，將他砸死了。

當然這是一個神話故事，那麼毛澤東為什麼雖勝猶輸呢？

毛澤東輸在人心中的那個魔鬼，當毛澤東最親密的戰友林彪反對毛澤東，莫名其妙地從天上掉下來死掉的時候，人心中的那個魔鬼被喚醒了：

怎麼這麼多的人反對毛澤東，連最親密的戰友都要反對毛澤東？

怎麼副統帥說死就死，飛機會從天上掉下來？

看來這裡面水太深，政治鬥爭太複雜了。

看來這個人類最偉大的事業裡面有些問題，太殘酷了。

我腦筋簡單，裡面的事弄不清楚，以後有些事悠着點，不要太激進。

如果一個人心中升起這個魔鬼，那是對毛澤東和共產黨無損毫髮的。

但是當幾億的狂熱的恐懼者，包括黨的官員心中都升起這個魔鬼時，奇蹟發生了。

毛澤東的邪惡交響曲中狂熱的聲音沒有了，於是政治運動無人再去打衝鋒，不再可怕了，那些深淵中的黨的敵人沒有人去侮辱和折磨了，恐懼者相互的監督匯報陷害幾乎沒有了，

於是，又一個奇蹟發生了，恐懼也沒有了。原來狂熱是恐懼之母啊！人們的恐懼是由於自己的狂熱造成的。

毛澤東加在中國人身上的魔法就這樣被解除了，他的交響樂中的兩個主旋律已經失去了魔力。

毛澤東自此非常不快樂，他絞盡腦汁，再也想不出辦法來填補由於林彪死造成的理論漏洞，將他臣民的狂熱再煽動起來，他的身體愈來愈差，不久就死了。

毛澤東死後，共產黨中再無理論才子能夠將被捅破了的共產黨解放全人類的理論漏洞填補起來，人們處於無恐懼，無狂熱的毛澤東時代。

鄧小平上任後，看到那個毛澤東的交響曲還在那裡支亞支亞的單調的運轉，對老百姓已毫無作用，沒有人再將它當回事，他乾脆將恐懼和狂熱的旋律去掉，將欲望上升為主調，自己奏起了一個新曲子，進入了一個新時代。

毛澤東時代還會死灰復燃，重新回來嗎？

不是沒有可能，重新奏起毛澤東三個旋律的曲子是完全能做到的，但是那將是一個徒有毛澤東之表，沒有毛澤東靈魂的時代，毛澤東時代的骨髓是狂熱和激情，毛澤東是一個詩人，除了毛澤東，誰還能讓十億人再燃起那種狂熱和激情呢?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