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2日是鄧小平誕辰120周年,中共按例隆重紀念,召開了鄧小平誕辰120周年座談會,習近平出席並作了長篇講話,高度評價鄧小平對中共統治和中國發展的傑出貢獻。《求是》半月刊等官媒也發表了高規格紀念文章。但國內外和朝野上下,或明或暗普遍認為習近平十多年的執政偏離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如果這種看法成立,那鄧小平生前如何才能避免他的政策被偏離甚至被否定呢? 
我以為,習近平之所以會偏離鄧小平的政策,主要的原因還是“改革開放”積累了太多的社會矛盾,系統性腐敗和貧富懸殊,整個社會有求變的呼聲;其次是中共權力交接到了以習近平為首的“紅衛兵一代”。習近平上台後,回應了社會的呼籲,但他是以回歸毛路線來回應社會的呼籲。這是由他紅衛兵和知青經歷所決定。結果,十幾年搞下來,人們對現狀的不滿更甚於以前。以前是“患不均”,現在則是“患寡”。孔子倡導“患不均”,但實際上大多數人“患寡”甚於“患不均”。再加上,人們總是對當下的感受最敏感,於是,就珍惜懷念起十多年前的時光了,而忽略了當時的抱怨。“沒有對比,就不知好歹。” 50後,紅衛兵和知青一代,受毛式革命教育和經歷了殘酷的政治運動,其價值觀和人格基本定型於文革時期。即使後來知識有所更新,但價值觀和人格不會有絲毫改變。就拿習近平來說吧,他在文革中從雲端跌落到底層,在艱苦的環境中頑強倖存下來,文革後又快速升遷,形成了保守、排外,缺乏包容的價值觀,養成了隱忍、頑強、不擇手段,獨斷專行和野心勃勃的人格。再加上他的紅二代背景,有着“保持紅色江山不變色”的天命感,加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使命感,又有“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積累下來的雄厚國力為資本;正應了孟子所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他以此自許。種種因素疊加,就驅使他走向集中權力,加強社會管控和對外擴張以消除社會矛盾,鞏固中共政權的道路。但結果並不如他所願,社會矛盾反而更擴大了。 因而,如果能避免紅衛兵一代掌權,可能情況就不會像目前這樣糟糕。或許消除社會矛盾,就會從政治體制改革入手,而不是如習近平靠回歸毛路線,搞得比以前更糟糕。 不是沒有人預見到紅衛兵掌權會帶來的嚴重後果,北大教授錢理群就預見到了。在習近平上台之前,他就寫下了“對老紅衛兵當政的擔憂”一文,2012年2月19日發表在香港《成報》上。他憂心忡忡地寫道,“但不可忽視的,是文化大革命對這一代精神上的負面影響,包括毛澤東的負面影響:不要忘了他們當年都是‘毛澤東的紅衛兵’,不管他們今天對毛澤東的評價、態度如何,毛澤東在其成長初期的潛移默化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老紅衛兵中是不乏‘小毛澤東’的。在我看來,其中最應該警惕的,是文革殘酷的鬥爭中形成的‘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的觀念,以及由此產生的帝王氣與流氓氣。”中心思想就是“毛澤東是紅衛兵的精神之父”。錢教授對魯迅的研究果然很透徹,對國民性的了解非常通達,才有如此的先見之明。現在的狀況完全印證了他的擔心。 如果鄧小平能預見到這一點,能否避免紅衛兵一代掌權呢?應該可以。簡單的辦法,就是在憲法中規定國家主席可以連任三屆。這樣,總書記和軍委主席也不言而喻連任三屆。以後再改為只能連任兩屆。如此,江澤民干三屆十五年,胡錦濤干三屆十五年,就完美地避開了紅衛兵一代掌握國家最高權力及高層權力,將權力直接交接到60後手中。60後青少年時期正逢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初期,受過正規大學教育,有更開闊的視野,對新生事物和異見更包容,與文明世界的融洽度更高。應該不至於搞得像現在一地雞毛。當然這對於50後、紅衛兵一代不公平,他們也是政治鬥爭的犧牲品,其很大的局限和缺陷並非全然歸於自身,但對整個國家和社會卻是有益的。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可惜鄧小平沒有預料到這一點。 2024年8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