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九一八事变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正当国民党统治集团调动兵力大规模”围剿“红军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驻中国东北的侵略军——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 并以此为借口，突然袭击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9月19日晨，日军侵占沈阳，随即在几天内侵占安东(今丹东)、海城、营口、辽阳、鞍山、铁岭、本 溪、抚顺、四平、长春、吉林等20多座城市及其周围广大地区。9月，辽宁(除锦州及辽西)、吉林两省沦陷。11月，黑龙江省基本沦陷。1932年1月，锦 州及辽西地区沦陷。2月，哈尔滨沦陷。至此，在短短四个多月内，整个东北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沦为日本的占领地。

 日本所以能够如此轻易地 实现它的侵略计划，主要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侵略实行不抵抗政策的结果。九一八事变前，日军已在中国东北制造多起事端(如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等)，其侵占东北的野心早已昭然于世。但是，蒋介石既忙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和军阀混战，更忙于调集军队“围剿”红军，而置民族危机于不顾。

 张学良在1928年底实行东北易帜的时候，本想通过依附南京政府来增强自身抵抗日本的实力，不料却被蒋介石拖入关内内战的漩涡，使东北的防务受到削弱。1930年9月和1931年7月，东北军十几万人先后进驻北平(1928年6月北京改称北平)、天津一带。尽管如此，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本关东军只有1万多人，而中国东北军留在关外的兵力仍有十几万。但这些东北 军部队多次接受力避沖突的训令，在日军的突然袭击面前，除小部分违反蒋介石的命令奋起抵抗外，其余均不战而退。

2，《塘沽协议》

  日军攻占东三省后继续南下，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下旬相继占领冀东各县，直抵北平郊外的密云、怀柔一带，对平津构成威胁。中国军队在长城一线，与日军激战两个多月，终因伤亡惨重，后援不继，而不得不撤出长城各关口。长城抗战失利，华北门户大开。

  不到三年时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对中国连连发起进攻，占领四省，可见倭寇侵略中国的野心，正在猛烈地、急剧地、迅速地、狂妄地膨胀中。作为北方政治、文化中心的北平市，失陷是在所难免。

  缺乏意志的国民政府，与日本关东军在天津塘沽签署的了停战协定。该协议划定河北省东部为非武装地带，国民革命军撤出该区域，而日军则打开了通往华北的大门。核心内容如下：划定非武装区： 中国军队撤出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县、香河、宝坻、宁河、芦台等线以西、以南地区；撤出区域内不得驻扎中国军队及维持治安的武装警察。日军维持秩序： 非武装地带的治安由中国警察机关维持，但日军有权使用飞机、汽车等交通工具进行视察，中国方面需给予便利与保护。停战与撤军： 双方承诺在协议签署后停止敌对行动。中国军队退回规定防线后，日军将退至长城一线。历史背景与影响：当时日军在占领中国东北后，继续向关内进犯，逼近北平与天津。国民政府在面临中日军力悬殊、装备落后的情况下，为了保存实力、争取时间进行全面国防准备，被迫妥协。这项协定实际上等于中国默认了日本对热河及长城一带的占领，被认为是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下的一次重大退让，激起了当时全国各地学生和民众的强烈愤怒与抗议。默认了日本对东北、华北的实际控制。

 3. 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在西安扣留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他们的目的是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与中国共产党联合起来共同抵抗日本的侵略。这一事件最终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启了全民族抗日的新局面。

 由于蒋介石坚持“围剿”红军，驻守西北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因厌恶内战，多次劝谏无果。1936年12月12日，张杨发动“兵谏”，扣押蒋介石，逼迫其与中国共产党联合起来共同抵抗日本的侵略。最后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人以及宋美龄、宋子文等人的积极斡旋下，各方达成协议。为了国家统一和自身威望，蒋介石最终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张学良随后亲自陪同蒋介石返回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落幕。

 总结从这三个事件可以看出，蒋介石的抗日意志是不断被激发和逼迫出来的。在早期，他的抗日意志表现为惧战与妥协”。中期的《塘沽协议》表现为“务实退让”。直到西安事变后，在内外部压力与民族存亡的关头，他的抗日意志才真正转变为“坚决抵抗”。

其实，即便消灭了共产党，蒋介石独立面对日本人也只是第二个溥仪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