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國家高端智庫理事會理事，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

范勇鵬：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院長。

如何讀懂當下之中國，特別是中國對於世界發展的意義和貢獻？我們經常會聽到一個新詞——“賦能型大國”。

在東方衛視9月14日播出的《這就是中國》節目中，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和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院長范勇鵬教授，就從“賦能型大國”這個概念出發，深度剖析未來世界新秩序。

范勇鵬：在今天這個危機重重的世界上，中國可以說是一個最主要的積極因素了。比如安全上，如果沒有中國，我們可能已經進入了世界大戰的“劇本”，東亞地區也不可能維持幾十年的和平發展。

經濟上，從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2018年特朗普開打貿易戰，到新冠疫情、俄烏衝突、美以伊戰爭，世界經濟也是不斷地遭受重擊，幸好中國這個主要的全球增長“發動機”在撐着。

科技上，人工智能給人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前不久，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在上海成立，同樣也是中國來牽頭，認真面對這個問題。

中國社交媒體上流行的一句話很傳神：“世界破破爛爛，中國縫縫補補。”其實我們身在此山中，反而感覺可能不那麼明顯，但是世界上有不少觀察者已經開始意識到，今天這個世界已經離不開中國的賦能。所以，從去年以來，中國媒體和學術界開始探討一個新概念，叫“賦能型大國”。

這個賦能指的是什麼呢？我給它一個定義：一個國家通過資源、技術、安全承諾或者制度性平台，來實質性地提升其他國家的自主行為能力的對外戰略行為。

這個定義聽起來有點奇怪，任何一個國家的戰略行為，不都是要服務於本國利益嗎？它怎麼可能去主動提升別國的能力？我們看古代世界確實如此，各個文明要麼是相互隔絕，要麼是生死競爭。和平狀態之下的交通貿易，它也是文明的自然互動，以利益為目標，很少有主動的對外賦能的行為。

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建立起了掠奪性、剝削性和奴役性的世界體系。雖然客觀上傳播了一些先進生產力和現代社會組織，但是它的目的還是服務於宗主國的利益，給殖民地帶來的損害遠遠大於其複製能力，所以也不存在淨賦能。

但是從20世紀開始，世界上出現了淨賦能的雛形。特別是二戰後，出現了以聯合國為代表的全球性賦能和美蘇這種集團式賦能並存的階段。比如冷戰格局之下，美蘇兩強為了集團競爭，都需要對自己的盟國進行有限的賦能，形成這種集團式賦能的體系。

比如美國“馬歇爾計劃”幫助歐洲，美國幫助日本和韓國實現工業化，以及蘇聯對中國工業化的援助，特別是像我們都知道的“156工程”，都是典型的案例。但是這種賦能它有很強的政治條件，而且非常不穩定。

蘇聯解體後，世界進入了一個單極霸權的階段。原本西方集團的一些國際制度開始向全球性轉化，比如關貿總協定，原本是西方國家為核心的一個多邊貿易框架，後來就變成了一個世界貿易組織。這種“全球化”，客觀上對世界各國起到了一定的賦能作用，比如中國入世之後的高速發展階段。但是這些制度本質上仍然是服務於西方霸權，並且隨着美國霸權的衰落，這些制度也都在迅速衰敗。這幾年，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就陷入癱瘓，它的這種賦能的能力嚴重受損。

另一方面，美國所主導的這種集團式賦能也在加速衰變。從特朗普對待盟國的態度，到俄烏衝突和美以伊戰爭的發展，已經徹底暴露出美國主導的集團正在加速解體。

總之在2010年之前，包括美蘇在內的世界大國，它的賦能活動都是服務於它自身的經濟利益、地緣戰略、霸權競爭、意識形態等目標，都是某種中心依附型的賦能。而中國從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後，我們越來越多地向世界和各國賦能。特別是新冠疫情爆發之後，中國日益表現出平等、互利、非中心化的賦能的意願和能力。經過中美貿易戰、科技戰、俄烏衝突，以及美國對全球的關稅大棒政策等一系列事態的發展，中國的“賦能型大國”定位應運而生，日益得到世界的認同。

我們來看一下“賦能型大國”的特點和形成原因。在中國的外交政策和全球治理理念中，我們早就以不同的方式表達出中國式現代化是對世界賦能的現代化。比如2024年，習近平主席就說過“中國不追求獨善其身的現代化”，明確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對世界和各國賦能的現代化道路。中國追求的世界秩序也不是那種中心依附式的霸權，而是通過真正的多邊主義和平等有序的多極化。這樣一種多極化，它是平等的多中心的一個網絡結構。

我們為什麼要追求這樣一種世界秩序？首先，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型國家，我們幾千年的定居性高級文明特性決定了我們不去追求掠奪性壓迫性的霸權，因為這個東西對自己也是有害的。因而中國絕不會去玩地中海歷史上那種霸權更替遊戲，也不會搞任何形式的兩強爭霸或者G2共治。

其次，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的國際主義傳統也讓我們始終和發展中國家、“全球南方”站在一起。中國今天已經成了人類歷史上最強大的工業國，但我們絕不能搞帝國主義，所以我們不能停留在西方式全球化的全球價值鏈上，而是要和世界形成一種互利多贏的全球價值網。為別人賦能的同時，也是為自己賦能。

最後，世界權力結構的多中心化，它也是當代生產力、生產方式，以及科技、能源和交通模式的分布式、分散化、多元化發展趨勢的一個反映。例如，人工智能和可再生能源這些新型技術，都有去中心化的趨勢，因而也呼喚一種網絡式的全球治理結構。

中國的“賦能型大國”定位，是符合人類歷史發展規律的科學定位。“賦能型大國”是人類文明新形態下的一種大國現象，它的實現過程必然不同於近代歷史中世界資本主義體系裡的大國更替，不是通過戰爭或任何一種突變的形式，而是基於經濟和科技發展的大勢，順應歷史唯物主義的強大邏輯，通過合作和漸進式的改革，最終把人類帶進一個新的世界秩序，一種人類文明新形態。

這是在所羅門群島瓜達爾卡納爾省薩利村拍攝的屬於中國援助寬帶網絡項目的一座塔架。

這是在所羅門群島瓜達爾卡納爾省薩利村拍攝的屬於中國援助寬帶網絡項目的一座塔架。新華社記者 章建華 攝

“賦能型大國”具有什麼樣的世界歷史意義？我想到了東漢經學家何休，他根據《春秋》所對應的三個階段，構建起了一套“三世說”的歷史哲學。第一個階段是叫“衰亂世”，後來康有為把它改為“據亂世”，這個階段是內外國界分明，充滿了戰爭和篡逆、禮崩樂壞，這個階段的原則叫“內其國而外諸夏”，也就是諸侯國以國內為本，視其他的諸侯國為對手為外。

第二個階段叫“昇平世”，進入小康階段，華夏內部走向了一種和平有序的狀態，但是對外仍然有隔閡，這個階段的原則叫“內諸夏而外夷狄”，也就是以華夏為本，視夷狄為外。

第三個階段是“太平世”，就是進入大同階段，文明普及天下，這個階段的原則是叫“天下遠近大小若一”，也就是消除了華夏與夷狄的界限，共為一家。

“三世說”雖然是我們祖先、古人在有限認識條件下提出的一個社會理想，也早已為我們今天的歷史唯物主義歷史觀超越，但它作為中國思想史上最有影響力的歷史哲學，所包含的進步性因素今天依然有價值。

我們拿這個“三世說”做一個不嚴謹的比擬：新中國七十餘年完成的就是一個讓中國從“據亂世”升級到“昇平世”的歷史偉業；在達到“昇平世”小康社會的過程中，我們仍然以內部發展為第一要務，叫“內中國而外世界”。自2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首次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中國就進入了一個“昇平世”向“太平世”的發展階段。

人類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發展、中國經濟產業的體量和我們快速發展創新的科技，都決定了中國已經不能再僅僅是作為世界中的普通一國而存在。中國的發展在某種意義上又到了一個新的“天下”階段，這個“天下”涵蓋全球，“至大無外”，也就是那句話叫“天下遠近大小若一”。“太平世”的天下大同是中國人幾千年的理想。今天的中國，我們即將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也自然而然地站在了追求大同世界的新起點上。

“賦能型大國”概念的提出不是歷史的偶然，而是世界歷史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華文明發展邏輯的必然要求。在傳統霸權衰落、全球挑戰加劇、新興力量崛起的時代，世界迫切需要一種超越傳統霸權邏輯的新型大國領導模式。中國作為一個“賦能型大國”的定位，正是對這種時代需求的回應。一個不以爭奪霸權為目的、倡導包容性合作和發展的“賦能型大國”，正在成為世界秩序轉型中的重要力量。這是中國對世界的承諾，也是中國對人類文明的貢獻。

何婕：剛才范老師詳解了這個概念，叫“賦能型大國”。最近確實是比較多會聽見這個詞。我們以什麼樣的“能”去給別人賦能？

張維為：比方說到東南亞國家，他們老問這個問題：美國要我們選邊站，選擇中國還是美國？我說我們中國不要你選擇，你當美國的朋友也沒有關係，只要不損害中國的核心利益。

但接着我一定加一句：美國能夠向你提供什麼？中國能夠向你提供什麼？我說美國向你提供什麼呢？第一是非政府組織NGO，那幾乎是一股禍水；第二提供軍備武器，我說這個中國也可以提供，而且價格更加合理，質量可能更好。中國可以向你提供四次工業革命的幾乎所有的產品，以及相關的服務、經驗，美國提供不了這些。

何婕：產品、經驗、解決方案。我們有了這個“能”，才能給別人賦“能”。

范勇鵬：對。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其實已經總結了一整套的方案。這個方案裡邊有些像我們的文化模式、政治模式可能門檻比較高，一下子別人未必能用，但在具體層面有很多東西其實是很多國家可以直接拿來就用的。比如中國的基建能力、經濟發展能力、產業發展能力，很多是可以直接用來幫助很多國家來建立自主能力的。

還有亞投行，我們推的一些國際組織，實際上跟傳統西方主導的金融組織、國際組織非常不一樣。它強調尊重主權，不搞所謂的一票否決，大家有事情商量着來，然後鼓勵用本幣進行融資，其實都是在幫助大家賦能。

在安全方面，有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國和巴基斯坦的合作，梟龍戰機項目。這個項目其實非常經典的，就是我們共同擁有、共同投資，然後共同承擔風險和收益，並且巴方在裡邊獲得了一些技術自主性，當然我們還保留一些核心的技術優勢。同時，巴方不僅僅是作為一個接受者、採購方，它其實也可以再向全球市場去銷售，達成了一種共贏的模式。

在知識和科技上，是非常典型的，像中國的空間站、“天眼”，都是向全球開放，各國的科學家可以來申請。去年我們已經開始培訓巴基斯坦的宇航員了。另外就是最新的人工智能AI，現在美國人每次要炒作起來的時候，中國就推出一個開源版本把它打下來了。否則，美國一家在前面搞，我們所有人都要被你剝削。中國人提供另一種可能性。總體來講，我覺得提供了一種可能性，就是我們最大的一個貢獻。

何婕：不管是更大的政府這樣的主體，還是說小一點的企業主體，都可以看到這樣的一種理念、這樣的一種模式。

張維為：中國崛起的這種體量，“文明型國家”的體量，給全世界帶來的好處是巨大的。實際上，你今天演講第一段，講白了就是多虧這個世界有中國。我們現在已經連續五六年，每年經濟增長在5%左右的水平，這意味着什麼？我們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30%，也就是世界經濟每增加100美元，30美元是中國經濟提供的，這就不得了。

如果沒有中國對全球扶貧事業作出貢獻的話，世界貧困是在增長，而不是在減少。如果沒有中國對世界安全做出關鍵影響，恐怕早就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了。如果沒有中國對AI做出的貢獻，想想整個世界的AI需求都要被硅谷七家公司壟斷了。

范勇鵬：我剛才突然想到這個賦能也是雙關的。漢語這個“能”字，一方面是一個自主發展的能力；另外具體來講，能源，我覺得現在中國在整個人類文明的基座層面已經提出了一種新的方案，這個東西我覺得是革命性的。你看歷史上人類文明各個形態幾乎都是以某一種能源形態為基礎的，現在中國這個賦能，其實是狹義的解釋，我們在提供一種新的能源模式。

何婕：霍爾木茲海峽危機發生之後，大家都預判國際石油價格、能源價格會發生劇烈地動盪，但是後來發現實際情況沒有想象中那麼劇烈。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是一個重要的壓艙石、穩定劑。我們沒有像有些國家一樣去囤石油，反而是減少了石油的進口量。因為我們減少了進口量，就緩解了其他地方的石油危機，所以這個是負責任的行為。

反過來說，我們能這麼做，是因為我們在能源戰略上做了長時間部署，可以在這時候對石油的倚重少那麼一點點。所以，我們對綠電的發展，對新能源的利用，中國已經走出了一條精彩的路，這些經驗也可以分享給其他地方。

張維為：我再補充一下：能源，因為這個問題太重要了。我們講國際秩序，經常講從單極秩序走向多極秩序，多極世界已經客觀存在了，多極秩序還沒有建立起來。

看人類近代史，不同的國際秩序都有自己的能源基礎：英國主導的秩序下，它是煤炭；美國主導的秩序下，它是石油。今後的多極世界，現在正在出現這個秩序，它的能源基礎一定是可再生能源。

最近歐亞集團發表一個報告，就是2026年的風險評估，它說現在毫無疑問是兩種模式：一是美國的石油國家模式，一個是中國的可持續發展、綠能、綠電模式。這兩個模式哪個代表未來？它傾向於中國模式代表未來。

在埃及南部阿斯旺省沙漠中的康翁波光伏電站。

在埃及南部阿斯旺省沙漠中的康翁波光伏電站。

何婕：像中國這樣的“賦能型大國”的模式，在歷史上是不是從未有過？

范勇鵬：我們是一種共同體式的方式。我們已經很大很大了，在某些方面已經很強很強了，但我們還是禮賢下士，拉着大家的手一起來做。

你看中國“賦能型大國”的提法，包括《人民日報》的表述。去年《人民日報》連續發了九篇評論，也會提到“賦能型大國”對應的是一種什麼關係，比如傳統性霸權，或者叫“收割型”大國等等。但是我們從來沒有說美國是我們的敵人，我們團結這些國家是為了跟美國干。

好多老百姓會覺得這就不太過癮、不太痛快，但其實我覺得這是一種更高的智慧，就是我們追求的目標是一個未來的有序的世界。這個世界是不可能排除美國的存在、排除任何一種國家的存在。

何婕：甚至我在想，在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樣的目標之下，如果美國需要我們賦能，我們也賦能。

范勇鵬：對。我們不僅向國際體系賦能，向“全球南方”賦能，向周邊賦能，同樣也要向這些包括前霸權國家、向西方國家賦能，形成一個大家的命運共同體，才可以去共同發展。

張維為：回憶改革開放這個過程，你仔細看，為什麼我們當時開放的時候，是對全世界開放，不光對西方，也對發展中國家、對東歐開放？今天也是一樣的。“一帶一路”，美國如果加入、歐洲加入，我們非常歡迎。“一帶一路”純粹靠一個國家來做，是做不完的，做不好的，它一定要是一個結合體。所以，中國是決定擁抱全球化，在這個過程中趨利避害。

何婕：所以，咱們國家走的這條新型大國發展之路是史無前例的，前面也沒有榜樣可以學。這條路上，我們可能會面對什麼樣的挑戰和風險？

范勇鵬：比如最主要的一個，就是西方人看到這樣的概念，馬上就會提出來“賦能悖論”。賦能邏輯上就是我增加別人的能力，但按照傳統國際關係理論，或者所謂的現實主義理論，怎麼可能去增強你的能力？你能力強了，我肯定能力相對就弱了，所以它是個悖論。

但這個問題，中國的歷史邏輯和西方的霸權歷史邏輯完全不一樣。西方整個現代世界體系，包括西方這些國家，它的歷史邏輯是一種什麼邏輯？它們是從地中海文明裡邊生長起來的，地中海是一個空心的結構，會產生很多文明體，大家互相競爭。競爭過程中就會有某一個文明體強大了，我把別人征服了，這叫霸權。

但霸權是有周期的，你不可能永遠統治別人，等到別人一崛起，舊的霸權就消失了，甚至有很多徹底就不存在了，消失在歷史的雲煙裡邊。它跟我們的邏輯不一樣，所以我把它稱為興衰邏輯，叫Rise and Fall。

中國的歷史是另外一個邏輯，叫治亂邏輯。因為我們本身形成了一個獨立的大陸板塊，在我們歷史上最大的對手從來不是一個外部的敵人，是我們自身的發展和秩序。中華民族幾千年最大的挑戰是怎麼超越自我，怎麼保持革新、保持這種維新精神，所以中國歷史是治亂邏輯。現在隨着中國的全面崛起，我們要回到自己的邏輯裡邊，中國的命運是由自己本身決定的，外部只是環境和條件，所以我不以任何人為敵人。

你會發現，這兩種歷史邏輯是完全不一樣的。在中國的邏輯下，“賦能悖論”不是個大問題。因為我們如果真的變得強大了，別人變成我們的附庸，我們自身反而會很快停滯、躺平，甚至腐朽。我們需要去給別人賦能，以如此強大的工業產能和技術能力，帶着大家一起發展，然後和我們形成一種互補關係。這種互補的關係還可以不斷倒逼我們內部革命，保持自我革命的動力，中華民族作為一個有新鮮活力的生命體、文明體，就能永遠健康下去。

張維為：我們有源遠流長的歷史傳承：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這也體現在我們整個賦能的過程中，而且幫助是互相的。

有些觀眾不太了解，一直覺得發展中國家都是窮國，實際上不能再這樣看了，世界已經變了。比方說，我們現在發展新能源，新能源電池的材料大都來自亞非拉。有時候一個小國，提供的原材料對我們都是決定性的。就這一點，這個小國對中國的意義可能不亞於一個普通的歐洲國家。所以應該以全新態度來看中國和亞非拉的關係，我們幫助人家，人家也幫助我們，大概是這麼一個關係。

何婕：西方媒體經常會提出各種各樣所謂“陷阱”、“悖論”。您剛才是從中國文化、精神角度去解釋不會這樣。但張老師剛剛說，其實我們在對外賦能時，也在接收別人的能量，發展中國家有很多資源，我們可以互補、互相來合作。

范勇鵬：比如說民間會有一些擔憂，我們將來國際合作，國際化到了一定程度，會不會有大量移民進入，會不會沖淡我們主體文化的主導性？這個問題，我覺得恰恰不用擔心。

我大概在十五年前，寫過文章評論歐洲的難民問題。解決難民問題最好的辦法是讓這些難民來源國發展起來，大家都願意在自己的家鄉生活。為什麼會出現難民潮這樣的現象？這就是中心依附型國際體系帶來的必然結果。

中國主導的新一波全球化，所建立的新的世界秩序，是要讓各個地方的人都能建設自己的家園，反而有利於各個民族的文化主體性發展。

還有一點，就是“賦能型大國”建設可能會受到的一個挑戰或者質疑，因為“賦能型大國”建設背後的一個基本原則是不干涉內政。這一點好多人會問：有些國家拿到好處就“跳反”，或者比如很多國家採取多黨競爭選舉機制，它今天答應了，明天換個政權更迭了，不認賬了怎麼辦？我覺得我們確實要注意這個問題。

在中國歷史上有一個很重要的爭論：我們的對外政策到底是以道義為主，還是以現實主義的利益為主？這兩個必須要找動態平衡，要講原則，但是具體的抓手要有。

所以今天“賦能型大國”建設要怎麼做？我覺得第一，我們在這個“賦能型大國”建設的過程中，要充分地利用新的國際體系、新的國際秩序裡邊所形成的規則、制度、機制、法律這些東西，形成一種獎懲機制，形成一種合作的“棘輪效應”。任何一個國家，你拿到了合作項目，不能輕易“跳反”，否則要付出代價，有整個一套國際制度在約束你。

另外，就是今天這個世界還是由西方的自由主義所主導，未來我們要讓我們的價值觀成為世界主流的普遍價值。這種普遍價值形成之後，也會改變很多國家的思維方法、行為模式。

何婕：中國通過自己的努力，如果對整個世界格局穩定、有序的運作帶來積極貢獻的話，這個好的國際環境對我們自己發展也是非常有利的。所以賦能他人，是贈人玫瑰，手留余香。

張維為：西方對中國“一帶一路”的圍剿，從一開始就創造各種各樣的話語攻擊我們，說我們在搞新殖民主義，說我們搞債務陷阱等等。不是這樣的。中國實際上是賦能其他國家，大家共同發展。因為我們奉行的“黃金法則”是共商、共建、共享，它是貫穿於“一帶一路”項目的指導原則。這種軟實力的創新最後效果是非常好的。

問答環節

觀眾1：兩位老師好，主持人好。近年來中國對“全球南方”國家的援建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涵蓋社會經濟的方方面面。但是，有部分西方國家認為中國的援建是經濟霸權，是新的“馬歇爾計劃”。所以想請問兩位老師，是怎麼看待這個問題的？謝謝。

張維為：“馬歇爾計劃”最基本的特點，它是陣營對抗，美國扶植歐洲對抗蘇聯陣營，是這麼一個邏輯。它是高度排他性的、基於意識形態的。

我們的“一帶一路”，完全是開放的，我前面提到的任何國家，美國、歐洲國家，你們公司都可以參加。我們在歐洲都反覆講過，我們說現在人口增長最快是非洲，難民流出最多也是非洲，而歐洲和中國完全可以一起來為非洲創造就業機會。

或者再直白一點，就是你今天看到的“一帶一路”規模，中國建設“一帶一路”所涉及的資金，如果按簽約合同來算的化，已是兩萬億美元，這也是另外一個不能比的地方。

范勇鵬：這位觀眾提這個問題，確實是個很現實的問題。今年上半年，英國《金融時報》連續發了三篇文章，就炒作一個話題叫“中國衝擊2.0”。什麼叫2.0？1.0是說中國衝擊到西方了，現在它打造一個概念2.0，中國現在正在衝擊“全球南方”這些發展中國家。這個典型的就是一種話術，中國人肯定不會信，西方人罵別人的基本上都是自己做過的事，沒什麼想象力的。

但是我們應該怎麼做？我覺得真的，第一，又要講到我們人文社科了。人文社科現在要承擔起非常巨大的使命，就是要把我們的理念、文化、一些非常好的東西講出來，要傳達出去，要能講得清、傳得開。說白了就是要給中國的偉大復興和“賦能型大國”建設保駕護航。

金融時報炒作“中國衝擊2.0”

第二，就是我們的國際傳播。因為這種事情我們也不能任由對方醜化你，或者捧殺你，各種各樣的聲音都有。比如，我曾經在海外考察過一些中國的項目，你會發現中國踏踏實實做了一些事情，西方會動員一些媒體、一些法學界人士橫挑鼻子豎挑眼。其實要求我們的不光是國際傳播，我們在各個國家的地面上要有精細的工作，要有我們的抓手，我們要深入融入到各國民眾的生活、生產等民間社會裡邊，要能把工作做紮實。

張維為：我們需要大量的人走出去，包括人文社會科學工作者，真的去實地調研，去成立我們自己的非政府組織，去做各種各樣的事情。這個活動餘地非常之大，需求也非常巨大。

何婕：西方攻擊中國的這個話術是多變的，也在不斷更新迭代。當它發現之前說的什麼債務陷阱、新殖民主義影響不了太多人的時候，可能又會有新的詞出來。所以一方面，我們要能讀懂它們發明這些詞背後的用意是什麼；另外還要更多地主動講中國故事。

觀眾2：各位老師好。中國賦能“全球南方”國家，對於提升我們的軟實力毋庸置疑，但同時我們也看到“全球南方”國家在經濟制度以及廉潔方面都略遜於發達國家，甚至出現“印尼鎳礦”這樣的背刺事件。我想問的是，我們在賦能的同時，如何做到強有力地掌控有利於我們的局面？謝謝。

張維為：你正好提到印度尼西亞，因為我們剛剛去印度尼西亞做過調研。王毅外長會見了印尼的經濟部長，雙方達成一個共識：印尼強調我現在採取一些政策不是針對特定國家，背後是現在許多國家都出現了經濟民族主義、資源民族主義，把一部分的資源在當地加工。實際上中國在印度尼西亞已經這樣做了，它現在希望一些下游的產業也能夠在印尼做，我們也表示這當中有可以肯定的地方，也就是比初級加工再進一步。

這背後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一種博弈。印尼現在生產的鎳和鎳產品，約90%是中國市場消化的，如果真的像一些網上說的，它對中國要這樣做、那樣做的話，它產品賣到哪裡去？沒有國家能夠買下來。所以大家手中都有很多的牌，互相加深理解就能達成某種妥協。我想這大概是一個比較正確的方法。

在印尼中蘇拉威西地區的莫羅瓦利縣，挖掘機在鎳礦里作業。 

范勇鵬：網絡、自媒體上有一些聲音，出於流量的考慮，會把一些問題誇張化。其實在雙邊關係裡邊有很多博弈是正常的。既然我們追求的是一種共商、共建、共享的方式，大家是可以商量、一起來合作的。

但客觀上，你講的這個問題會存在，為什麼？第一就是比如經濟環境，很多國家它遇到很急迫的這種利益壓力，包括有些政黨、政治力量着急想摟錢，它就來抬高價碼，有這樣的操作。

還有中國現在雖然強大到沒有人能夠來對我們開戰了，但還沒有強大到別人不敢來給你製造矛盾。畢竟世界上還有幾個大的權力中心，在權力中心的夾縫裡邊，任何一個國家都會選擇我兩面要“糖”，兩邊搖擺，這也是正常現象。

在一些國家內部的政局上，確實存在短視、非理性的情況。這個問題怎麼解決？其實在近代西方人就面臨這個問題，西方國家採取的方式，是殖民主義或新殖民主義。殖民主義就是鎮壓，用鞭子抽；新殖民主義的方式，就是你看今天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看起來是獨立國家，實際上在去殖民化過程中大多數是一種妥協的產物，沒有經歷過深刻的社會革命。看似原來的殖民宗主國退出了，他獨立了，選了新的政府，但實際上內部結構是和西方的新殖民主義系統是血管相通的，在不停地流血、不停地抽血。這樣的方式西方人維持了很長時間，用來剝削這些新獨立的國家。

這種方式對西方國家本身是好事嗎？其實不是。因為這種方式會在西方國家內部供養出一個腐敗的集團，一種新殖民主義的利益團體，它甚至會腐化自己的國家。今天英國、美國這些國家自己內部的亂象，相當程度上就是因為它對世界的剝削造成對內部的反噬。

觀眾3：各位老師好，很榮幸今天作為一名大一學生來到現場。在平常生活中，我在思考一個問題：作為普通的青年學生，應該如何去處理個人發展與國家發展之間的關係？所以有一個問題想請教在座的老師：在我們日常的生活中，哪些方面可以讓我們體會到中國作為一個“賦能型大國”的價值，以及我們又可以投身到哪些板塊去貢獻自己的力量？

范勇鵬：今天的年輕人，可能比我們70後、80後這代人未來經歷的變革要更多。我現在回頭想，我站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時候，會覺得未來好恐懼，但現在我經歷過來了，會覺得這是非常美好的一段經歷。我覺得今天的年輕人將來也會一樣的。

其實我覺得一個好的選擇是什麼？就是加入到我們國家的“全球倡議”建設裡邊來。過去新聞界有一句話叫“走轉改”，現在我們應該叫“洋走轉改”，走基層，我們走“洋基層”，轉作風、改文風、走遍全世界，然後投入到創建一個更好世界的事業裡邊。

這個更好的世界一旦建立起來，今天年輕人遇到的很多挑戰和困惑，其實都消失了。如果未來的世界只有中國一家獨大，我們這樣一個工業體系，確實會遇到失衡的問題。讓我們的能力走出去給其他國家賦能，形成大家互補的模式，未來大家的經濟都可以迎來一波新的增長。比如多元文化、移民挑戰，我們如果幫助所有的民族建立起自己美好的家園，這個問題釜底抽薪，自然就解決了。

張維為：我補充一下。上個月我剛剛去了莫斯科，莫斯科大學舉行一個學術會議，我專門提了個要求，我說我們想去參觀一下當年毛澤東主席在莫斯科大學會見中國留學生的地方。毛主席著名的即席演講：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他整個講話非常之精彩，我專門去看了，感觸良多。

毛主席當時除了講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寄希望於年輕人，還講了東風壓倒西風。當時毛主席有這麼一個期望：社會主義陣營可以戰勝資本主義陣營。

今天我們講“東升西降”，已是客觀存在，全世界都看到“東升西降”，某種意義上是真正形成一種不可阻擋的大勢。這意味着年輕一代能夠做的事情非常之多。我覺得中國也需要你們年輕一代擁抱整個世界，中國走到世界中央，年輕人也走到世界中央。最近中國AI產業的崛起，背後很多都是90後、00後，令人感佩，有很多榜樣。

何婕：就好像我們說“賦能型國家”這個詞，它本身就是個新詞一樣，現在真的是一個很新的、會有許多新變化的時代。

就像我們說人工智能給這個世界帶來很多重構，它重構個人，也重構整個社會秩序、社會治理結構等等。在這樣一個有許多新的機會和新的變化的年代，我們到底要看什麼？是看到它對過去一些傳統東西帶來的變化，還是說在這個變化背後，其實孕育了無數新的可能？我相信會給我們帶來很多期待和希望。這也是我們今天討論“賦能型國家”這個概念非常重要的內涵。因為這會給中國、給世界，給我們個人帶來許多新的機會。

再次感謝大家來到我們節目，謝謝兩位，謝謝大家，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