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孔祥熙，用现代流行词来概括：超级土豪。在那个时代他有着“中国头号富翁”之称，他的私人财产究竟有多少，至今仍是一个谜。
一个能积聚庞大财富的人，首先可以肯定一点，其人本身必是精明强干的，其次也离不开身后强大的关系网。孔祥熙靠着这两样法宝崛起，但也因此而没落。他的一生兴衰沉浮，都与政治脱不开关系。
19世纪末20世纪初，山西的太谷县有着“中国的华尔街”之称，票号林立，商贾成群。作为孔圣人的第七十五代世孙，孔祥熙就出生在一个票号之家，其父在太谷经营着义盛源和三晋源，其母庞氏也是儒商家庭的大家闺秀，孔家祖上也曾在票号业上也曾做得风生水起。
不过孔祥熙没有赶上票号业发达的时候，由于近代银行的兴起，当他出生时票号已开始走下坡路。一个人的人生虽说不是由童年决定的，但至少童年对个人的成长影响很大。孔祥熙出生在一个商业氛围浓厚的大家庭中，再加上孔圣人后代的光环，所以，在孔祥熙身上呈现出一种儒商气质。
孔祥熙所处的清朝末年，那时的封建社会已是摇摇欲坠，青年知识分子都把留洋作为最理想的出路和崇尚的一种时髦。但凡受到西方文化思潮影响的年轻人，都向往重新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孔祥熙也不例外。
起初他想争取官费留学，于是去找了李鸿章。在处理“山西教案”时，孔祥熙与李鸿章有过一面之缘，而且当时的孔祥熙给李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李鸿章不仅接见了他，而且他们还聊了很久，临走时，李鸿章还送了他一包银子，以资学费，并致电驻美公使，请其对孔多方关照。但孔本身又是教会的宠儿，平时成绩平平的他，在毕业考试时却一举夺魁，拿到了学校公派留学的资格。
在美国期间，他与孙中山先生有过一次见面。受孙中山先生的启发和影响，在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太谷创办起了“铭贤学校”，当然在背后资助他的依然少不了基督教的势力。并遥尊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为总会，也揭开了他与孙中山先生之间的缘份。
“铭贤学校”对于孔祥熙很重要，通过创办这所学校，他不仅获得了美国欧柏林大学的资助，甚至得到了某些政界人物的信赖和支持，同美国建立了直接的、紧密的联系，进而也提升了他在当地的社会地位。
因为这所学校的存在，他开始在旧中国的政坛上崭露头角，并引起了军阀、政客们的重视。他同太谷商会、警察局以及许多头面人物都混得很熟，甚至在他后来上任南京国民政府的要职后，“铭贤”依旧备受青睐。更为关键的是，通过办学校，他培植起了一批自己的亲信，为他日后控制南京国民政府的部分权力，打下了基础。
辛亥革命爆发后，孔祥熙于1912年9月再次见到了孙中山先生，二度会晤，二人建立起了更为密切的关系。之后，他开始组建“中美同盟会”，在与外国传教士的接触中，他发现了有利可图的商机。
传教士告诉他，一位英国商人要在山西倾销煤油，于是孔祥熙便与五叔设立了祥记公司，在向英国亚细亚火油公司交了2.5万英镑（折合当时的银圆40万）保证金之后，取得了山西省亚细来壳牌火油的总代理权。
祥记公司的买卖，为孔祥熙带来了相当可观的利润，至于中美同盟会则没有什么大的成就。
孔子后裔身份的“精心打造”与社会资本的累积，将圣人后裔符号转化为政治信用，为家族披上神圣外衣。
族谱的巧妙修订：1908年，孔祥熙借祭祖之名，通过慷慨捐赠修缮孔庙、疏通孔府高层，成功将山西太谷孔氏一支“塞入”《孔子世家谱》。1930年，国民政府颁布《尊孔祀圣规定》后，他更是借中央权力之威，在1937年修谱时正式将自己确立为“孔子七十五代孙”，为家族披上了一层神圣的光环。
孔祥熙到德国访问
国际舞台上的文化符号：1937年访欧期间，孔祥熙在伦敦市政厅引经据典，被《泰晤士报》誉为“东方圣哲的代言人”；德国纳粹高层甚至因其“圣人后裔”的身份，在柏林为其举办了一场仿古雅乐宴会。这种文化包装使其在国内外政商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特殊话语权。
宋氏联姻与权力网络的隐秘构建
婚姻资本：通过宋氏姐妹打通最高权力通道，构建起错综复杂的政治网络。 
宋氏姐妹政治网络：孔祥熙与宋霭龄（宋家长女）的婚姻是孔家跻身权力核心的关键。宋霭龄不仅是宋庆龄、宋美龄的姐姐，还通过其精明手腕在蒋、宋、孔三大家族间斡旋，平衡利益关系13。宋家姐妹的婚姻（宋庆龄嫁孙中山，宋美龄嫁蒋介石）形成紧密的政治网络，而孔祥熙作为宋家长女婿，自然成为这一网络的核心成员。
宋霭龄的幕后操纵：1933年孔祥熙出任财政部长前，宋霭龄通过杜月笙牵线搭桥，向蒋介石许下“每月600万军费”的承诺，直接促成了孔祥熙的任命。抗战期间，她更是通过“三泰公司”操控中美桐油贸易，成为美国驻华外交官口中的“穿旗袍的洛克菲勒”。
孔二小姐的“特权之路”：孔令伟（孔祥熙次女）在重庆时期凭借特殊身份，组建“嘉陵公司”，垄断滇缅公路运输的战略物资。1942年，其走私车队被查扣时，她直接致电军统局长戴笠：“雨农兄，我的货你也敢拦？”货物随即放行，此事成为官僚资本嚣张跋扈的典型例证。
财政垄断的制度化运作
制度资本：利用财政改革构建垄断体系，将国家财政变为家族提款机。
法币改革的“灰色操作”：1935年法币改革时，孔祥熙提前获知白银国有化政策，指使山西裕华银行暗中囤积白银2000万两，兑换成法币后获利超过300%。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曾惊叹：“孔部长对政策的先知能力令人震惊。”
四联总处的“资本盛宴”：掌控中央银行期间，孔祥熙创设“四联总处”作为战时金融中枢。1942年，他通过该机构向家族关联企业发放低息贷款52亿元（占当年放贷总额的37%），其中庆记纱厂单笔获贷8亿元，而同期西南民族资本企业最高贷款额不足500万元。
1910年，山西，身着清朝官服的孔祥熙，那年27岁。
靠上王正廷
1913年，孔祥熙东渡日本，在日本他担任了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被外界称道不已。但实际上，他此行是受人之托，却在无意之中结识了他政途的引路人--王正廷。
当时的总干事原是由王正廷担任，由于王在政治上有些失误，遭到了学生的围攻，只好引咎辞职，之后才有了孔祥熙东渡日本的故事。
所以说，孔祥熙此举等于是为王正廷解了围，因此王对孔十分感激，之后便有了王正廷的投桃报李。他之所以担此大任是受人之托，在此机缘巧合下与王正廷搭上了关系。
孔祥熙年轻旧照
王正廷也曾留学美国耶律大学，与孔祥熙是校友。归国后，他在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工作，之后一直活跃在革命的最前线，1919年还参加了“巴黎和会”，可以说，王正廷在政治上很活跃。
孔祥熙在政治上的发迹离不开王正廷的引导，他在四十岁时还未改业，在山西开着进出口贸易公司。但自从追随了王正廷后，才步入仕途。孔祥熙一直追随王正廷，鞍前马后为其效力，逐渐成为王正廷班底的一员干将，活跃在旧中国政治舞台上。
王正廷先后担任过鲁案善后督办公署的督办，和中俄会议督办公署的督办，孔祥熙也在这两个机构工作过。后来，王正廷失势下台后，孔祥熙接过了他的衣钵，其班底成员大都出自这两个公署。
官僚资本的跨界“盛宴”
暴力资本：借助军警特力量维持商业霸权，对敢于挑战其权威者施以残酷打击。
航空领域的“买办式垄断”：1939年成立中央航空公司时，孔令杰（孔祥熙次子）以“设备采购顾问”身份，从美国高价购入淘汰飞机，每架报价高出市价40%，差额存入纽约花旗银行家族账户。美国《时代周刊》曾揭露：“中国人在用金条购买飞翔的废铁。”
土地兼并的“暴力逻辑”：1943年河南饥荒期间，孔家控制的河南农工银行以“赈灾”之名，用1.2万包霉变面粉换取郑州周边7万亩良田地契。冯玉祥在日记中痛斥：“此等趁灾敛地，堪比《水浒传》中的‘孔太公’！
蒋介石的“选择性反腐”庇护
政治资本：孔祥熙与蒋介石关系密切，既是连襟（宋美龄的姐夫），也是其财政政策的忠实执行者。蒋介石对其贪腐行为虽偶有不满，但因依赖其经济能力及家族纽带，长期纵容其掌权。
宋耀如一家人
美金公债案的“弃卒保车”：1945年轰动全国的美金公债舞弊案中，孔祥熙贪污1900万美元证据确凿。蒋介石初时批示“严办”，但在宋美龄携孔令伟赴官邸哭诉后，最终以“免去本兼各职”草草收场。《大公报》主笔王芸生评论：“打虎的鞭子，终究只敢落在苍蝇身上。”
流亡海外的“资本保全”：1947年孔家移居美国前，蒋介石特批其以“国民政府特别采购”名义，将价值8000万美元的文物、黄金运输出境。美国联邦调查局档案显示，仅1948年孔家在纽约长岛购置的别墅群就占地37英亩，时价相当于国民政府全年教育预算的1.2倍。
集财权与一身的时代
民国年间，孔祥熙作为政府要员，先后任国民政府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农民银行行长，实业部、财政部部长等职，可以说管了一辈子的钱，国人戏称其为“财神爷”。
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靠关税、盐税和统税。但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占税收比列80%的沿海地区落入日寇之手，国民政府的税源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战争之下的税收减少了，但是军费却增加了很多。
全面抗战开始后，每日军费至少要500万，全年需18亿元，而1937年度的实际收入不到5亿，单军费就超过了实际收入的3倍多。
为了维持战时财政，孔祥熙采取了四大措施：
其一，颁布并实施了《公库法》。按照规定，政府各机关的一切收入，都要集中于公库，不得各自为政，以消除中饱私囊的积弊。通过这一法案，孔祥熙进一步强化了对财政的控制。
其二，想尽各种办法增加税收，比如借债、增税、发钞、募捐、动用备战储金、变卖产业、征发七种方法。
增税的手法很多，但孔推行的新三税，即货物税、直接税和食盐战时附加税，虽然弥补了部分财政赤字，但是却坑苦了老百姓。别的不说，当时在四川，一只鸡、一枚蛋、一棵白菜、一根葱都有税，而且后期新税还在不断增加，人民苦不堪言。
其三，大举外债。孔先是发行了很多公债，1937年南京民国政府发行了战时救国公债5亿元，尽管战前公债不受欢迎，但还是被认购了一半。不过这些债券到最后都没什么信誉可言。
同时，孔又致力于外债之举，当时的债权国主要有美国、苏联和英国，此外也有向法、比、熏等国借款，举借外债总金额高达10.5亿美金。
其四，就是大量印钞票。为了填补财政赤字，只有靠印发钞票了，1938年发行额为23.1亿元，至1945年已高达10319亿元。通货膨胀的政策，使广大人民群众遭受了极其残酷的剥削，而四大家族却从中攫取了巨额的社会财富。
为了缓解军粮民食问题，孔祥熙还推行了田赋征实，原本是土地所有者缴纳，但地主总是想尽办法，将这项负担直接或间接转稼到劳动者身上，所以，最终劳动人民成为受掠夺的对象。
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孔祥熙作为掌握财政大权的政府要员，大敌当前，民族为难之际，尽管缓解了战争所带来的财政紧张局势，但并不能掩盖其敛财的斑斑劣迹。
在四大家族中，孔祥熙最会敛财。抗战期间，孔祥熙与其妻宋霭龄虽然也为国家民族做了一些有益的事，但同时也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大发横财。
在抗战期间，他手握行政、财政、金融大权，与此同时，他所经营的企业也空前的扩大了。其旗下企业涉及金融、工业、商业和文化事业等各方面。
金融方面，孔祥熙在山西老家有一间私人银行，名为“山西裕华银行”，在暗地里经营了30年。银行虽是私人资本，但本质上是商业银行，而且根据需要开设了很多分行。
孔祥熙在中央银行为裕华开设了透支户，至1941年年透支额高达三千万。在1941年的黄金抛售中，裕华银行大买黄金，然后又在西安分行售出，从中赢利。
在工业方面，他原本是不感兴趣的，但在抗战期间，由于他掌握了四联总处，有信用膨胀之权，便插手工业。当时四大家族中宋子文、陈果夫、陈立夫都在抢夺民营企业，孔祥熙也不甘落后。
比如当时由他一手吞并的“华西”公司就是一例。华西缺资金，向孔提出贷款请求，孔表示贷款有困难，但表示可以合资办华西。孔注资后，将华西改组为中国兴业公司，到1943年，在中兴1.2亿的总资本中，孔就占了95%，华西就这样成为了他的囊中之物。他担任此公司董事长10年，在该公司获利也是一个巨大数字。
商业方面是他的老本行，而且比工业来钱快，更是他钟情的行业。孔早期开办的是祥记公司，为美孚煤油公司在山西的推销人。他还开办了药铺，在向宋霭龄求爱时，他说自己的恋爱资本就是药铺。后来抗战时期，在重庆又开办了庆记纱号、强华公司、大元公司、恒义公司等，还有其子女名下的公司也不少。这些公司的开办，既为孔家敛财提供了便利，也从中攫取了巨大利润。
尽管孔祥熙插手了众多行业，但要成为亿万富翁，还有一个重要来源，就是营私舞弊、贪赃枉法。他在国民政府中掌握着各种大权，贪赃的机会是很多的。
比如“三千万元走私案”便是一例，这起案件是孔家利用林世良包庇走私，反被军统查获的一起案件。1937年底，中央信托局（孔祥熙任理事长）迁往香港，孔家大公子孔令侃为了便于走私，在中央信托局设立运输处，并派孔家的忠实管家林世良负责专门私运孔家需要的一切物资，而名号却打着国有资产的运输通道。
1942年，日军进攻缅甸，因滇缅公路是当时国统区唯一对外的海陆交通要道，为统一调度，老蒋派其表弟俞飞鹏去管理。俞到任后，规定任何车辆，都要承运军用物资，没有他的手令，任何车辆不得放行。
然而，林世良不但不执行此令，而且还包庇走私一批价值三千万的物资，从滇缅公路运往重庆。后来俞将此事向老蒋作了汇报，蒋最后下令逮捕了林世良，并判处其死刑。实际上林世良在其中不过是一只替罪羊，而真正的主谋却逍遥法外。但从此事也可看出，老蒋对孔家中饱私囊的纵容。
孔祥熙还有一件贪赃枉法的事，便是众人皆知的侵吞美国公债案。孔祥熙一家巧取豪夺，侵吞人民财产的行为，不但激起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和反抗，而且在国民政府内部也有多人对他不满，并有不少人向老蒋举报他的恶行，最终，在一片国内外的讨伐声中，他被迫下台。
孔祥熙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岌岌可危，由内到外，名声也越来越臭。同时，美国官员们也毫不留情地对孔祥熙公开发难，孔连连受到美国政府官员的指责。最终，罗斯福提出，要求更换孔祥熙的财政部长，孔祥熙此时真正感受到了内外交困的滋味。
抗战后期，几位爱国人士主动搜集孔侵吞美公债的全部材料，试图向国民参政会提出议案，严办孔祥熙，但最终被老蒋压下，不过还是提出了一个质询案。
1944年年初，傅斯年在国民参政会上，向行政院长孔祥熙发难，揭发其在发行美元公债中的营私舞弊行为。之后不久，孔就被免去了财政部长一职。1945年上半年，孔祥熙丑闻不断，他知道自己在旧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再也混不下去了。在内外交困的境况下，孔祥熙于1945年5月辞去了行政副院长；7月辞去了中央银行总裁；10月，又辞去了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等职。
1947年，孔祥熙以治病为由，由上海赴美国，从此再未踏上中国大陆一步，1967年8月16日，孔祥熙在纽约逝世，享年87岁。
纵观孔祥熙的人生，我们发现他发迹的秘诀，背靠外国教会，结交名人，还有就是娶宋家小姐。他的棋盘格局相当的大，但终因失道寡助跌落政坛，这也符合历史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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