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世纪40年代奉潘汉年之命打入日本在上海的特务机关的袁殊
1943年4月,潘汉年回到淮南根据地,向饶漱石汇报了有关日军近期不会举行大扫荡的情报,但对和汪精卫见面一事,却只字未提。潘汉年与汪精卫见面,形式大于内容,虽然谈话过程很短,谈话中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但汪精卫毕竟是和共产党的一个高级干部碰了面,无论如何是一个大的政治事件。对于这么重要的事件,不向上级汇报,终于酿成了大祸。

潘汉年夫妇
潘汉年(1906 1977),江苏宜兴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央特科二科负责人,是中共隐蔽战线上的一位杰出领导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在上海等地领导对敌地下斗争和开展统战工作,周旋于日、汪伪、敌顽之间,建立了对我极为有利的情报网。1955年4月3日因莫须有的“内奸”问题被秘密逮捕。
镇江事件
1942年11月,因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形势危急,地下组织处境更加困难。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上海的江苏省委和所属干部,包括一部分区级干部都撤退到解放区。这时,正好潘汉年也奉命撤退,于是他建议一起走由他选定的第一条交通线。
行前,潘汉年通过胡均鹤找到汪伪汉奸集团的特务头子李士群,告诉李他准备到淮南新四军那里去一趟,同时还有几名“商人”同行,希望李能够提供方便,并保证他们的安全。李士群表示同意,还特地指定胡均鹤专程到镇江与特工总部设在镇江的特工站站长刘毅相商,对潘汉年一行经镇江渡江北上之事作具体的布置。
经过几天的舟车劳顿,11月6日,他们到达淮南根据地。这次能够顺利抵达根据地,如果没有潘汉年的情报网所建立的特别路线,几乎不可能通过敌伪控制区。可是此事后来竟然作为“镇江事件”,成了潘汉年勾结汉奸投降敌人的罪行!
被骗与汪精卫见面
潘汉年一到上海,先与负责电台工作的刘人寿取得联系,了解在他于1942年11月离沪之后的上海情报工作情况,随后便约见胡均鹤(前中共党员后叛变),提出要和李士群见面。胡告诉他,李士群目前不在上海,而在苏州,说要和李见面,只有到苏州去。

李士群向汪精卫汇报
第二天,潘汉年在胡均鹤的陪同下,乘火车到达苏州,径直来到李士群家里。但李家里人称李士群到南京去了,说有事可直接到南京去找他。
事情到了这一步,潘汉年一时无法判断。究竟该不该去南京?请示汇报吧,已经来不及了,断然拒绝吧,显然不是明智的做法。因为如果这样,很可能会激怒李士群,使他在汪精卫面前丢了面子。出于对此次南下要完成的任务考虑,潘汉年还是决定去南京一趟,以便会见李士群,从他那里搞到敌伪情报,证实有关“扫荡”根据地的确凿消息。经过短暂思考,潘汉年决定冒险去闯一闯。
到了南京与李士群见面,李却突然提出汪精卫要接见他。李说:“汪先生目前心情不好,他打算搞议会政治,听说你来了,很高兴,他想和你谈一谈。”
到了这个时候,潘汉年才知道李士群、胡均鹤预谋的真正意图。他们用欺骗的方法,让胡将潘汉年带到南京来,然后挟持他去见汪精卫,从而一方面显示他李士群有能耐,另一方面则借潘汉年这位著名的中共代表来为自己向汪精卫邀功,使汪对他更加倚重,也让他当时在与周佛海的矛盾斗争中“多获得一点筹码”。
于是当天下午潘汉年由胡均鹤陪同驱车前往汪精卫的公馆。整个活动的流程他们实际上都已事先安排好了:首先是由汪的秘书长陈春圃出面接待。在客厅坐了不大一会儿,汪精卫便从楼上下来,他和潘汉年握手之后,便坐下来开始谈话。
汪精卫说:“我认识你们的毛泽东先生。过去我是主张联共的,以后发生误会了。你们和蒋介石联合是没有什么搞头的。蒋是独裁的,我是搞民主的。我要搞议会政治,成立联合政府,吸收各党派参加,也请共产党参加。”
潘汉年说:“共产党是不会来参加你的议会政治的。来的也是假的。上海的共产党不会代表延安来参加的。但我可以把汪先生的话转达给延安。我认为延安方面是不会退出重庆的参政会来南京参加你们的议会的。”
汪精卫又说:“现在是个好机会。我们合作起来可以异途同归,希望共产党不要同蒋介石搞在一起。只有同我们合作才能救中国。”
最后,汪又对潘说:“你回去联络一下。以后的联系仍找李士群。”
潘汉年最后也对汪说:“新四军的发展是肯定的。 如果将来你感到与日本人合作有困难,要另找出路时,新四军不会对你过不去,会给你一个转身的余地。” 这次与汪精卫的会见时间不长,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但会见和谈话本身无疑是重要的,就这样潘汉年被汪伪特务胡均鹤与李士群合谋做了手脚,一步步挟持着潘汉年和汪精卫见了面。铸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一块心病,成为潘的政治生命结束的直接祸根。
4月初,潘汉年返回淮南根据地。不知是出于对饶漱石的不信任,还是别的原因,潘汉年在向饶汇报时,只谈了上海的情报工作等情况,而将与汪精卫会见一事隐瞒下来。后来他到延安,也由于种种顾虑而未汇报此事。一个党员对党不坦白,当然是一个错误,但这同“秘密投敌”却是风马牛不相关。
1945年1月29日,潘汉年与爱人董慧一起从太行山区抵达延安,作为“七大”代表出席会议。还在赴延安之前,潘汉年是有心要向党中央,特别是当面向毛泽东说清楚这件事情的。但面对毛泽东对自己的信任和关怀,潘汉年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1945年2月23日,就在潘汉年与毛泽东谈话后不久,中央向华中局饶漱石发去一封由毛泽东批发、刘少奇和康生共同署名的电报,特别向饶漱石解释不要相信国民党方面关于潘汉年与汪精卫会面的宣传。
1955年,潘汉年被捕,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潘扬案。潘汉年在没有提前向组织请示的情况下,私下和汪精卫见了面。放在当时地下斗争的环境里,他有自己开展情报工作的考量,但这件事做完之后,他一直没有向上汇报。到1955年开会的时候,潘汉年自己把这件尘封多年的事说了出来。消息上报上去,中央十分重视。那个阶段国内正在开展肃反,隐蔽战线几十年前的事情,很多当事人分散各地,不少材料很难补齐核对。结合当时掌握的材料,认定潘汉年存在内奸问题,随即对他实施逮捕。
潘汉年被捕之后,长期在关押中。1963年,他被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之后获准假释,安置在团河农场,接受管制。没过多久局势变化,他又一次被收押。1970年,改判无期徒刑,开除党籍。这些年里面,潘汉年一直在写申诉材料,反复说明当年那次会面的真实情况,申明自己没有叛变。只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案件结论没有改动。1977年4月,潘汉年在医院病逝。
七十年代后期,不少积压的历史案件开始复查。陈云最先提出来,潘汉年这个案子疑点很多,应当重新核查。办案人员调阅全部卷宗,一条一条核对留存的史料,还去找当年一同在隐蔽战线工作过的老同志核实情况。复查之后确认,当年认定潘汉年是内奸的证据站不住脚,他不存在投敌叛变的行为。但也要说清楚,当年那次会面,事前没有请示、事后长期隐瞒不报,在组织程序上是严重的错误,平反结论也没有回避这一点。1982年8月,中央正式发文,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党籍,肯定他是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在隐蔽战线、统战工作上做出过不少贡献,明确这是一桩重大历史错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