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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主媒的集體反川看美國的極左思潮及其成因(上)
   

現實與現象 ——主流媒體為何集體反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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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兩場極具戲劇性的白宮新聞記者晚宴

2011年4月30日,在一年一度的白宮新聞記者晚宴(White House Correspondents' Dinner)上,川普受邀坐在貴賓席上。在台上發言的奧巴馬先用調侃的語氣提到川普對他的出生地的質疑,接着就以川普的“總統夢”為笑柄展開演講,其間極盡諷刺之能事,妙語連珠滔滔不絕,言下之意:這根本是天方夜譚。在奧巴馬發言之後,著名喜劇演員塞斯·梅耶斯(Seth Meyers)登場演講,也順着奧巴馬的氣場全力拿川普開刷。

當時全場爆發了一波又一波的嘲笑,電視鏡頭也不斷對着坐在嘉賓席上的川普——他面帶微笑,默默地聽着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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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之後,在美國的各界精英場上,太多的名人們——從電視裡的節目主持人到好萊塢的大明星——無一不追隨這個時髦的潮流,逢人就當預言家,以居高臨下的口吻嘲笑川普,似乎川普當總統的想法根本就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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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這次晚宴之後,川普在2012年就試了一次參加總統競選,初選票數極低,退選了。4年後重新參選。之後的故事我們都看到了。

時間到了2026年7月24日,白宮記者晚宴上,已經是第二次回到白宮並一直拒絕參加這個活動的川普,再次收到邀請出現在晚宴上。在川普發言之前,CNN資深主播沃爾夫·布利策(Wolf Blitzer)頒發了一項與反川有關的新聞獎項。頒獎致辭時他以一副大義凜然的表情說道:

“我們絕不是美國人民的敵人。無論誰坐在橢圓形辦公室里,我們都是真相與問責的捍衛者。” (“We are not the enem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We are the guardians of truth and accountability, no matter who sits in the Oval Office.”)

不言而喻,這個“誰”就是針對就坐在旁邊的川普,而布利策發言之後站上領獎台的人則個個昂首挺胸,均是清一色的反川急先鋒。

面對這樣“大無畏”的當面挑釁,已經是第二度大“獨裁者”的川普也只有聳聳肩,對着旁邊的朋友苦笑一下而已。

 

一、 從川普被“妖魔化”到白宮向媒體宣戰

從 2011 到 2026,川普與美國主流媒體之間始終隔着一道無法逾越的鴻溝。不知從何時起,本應客觀反映現實的媒體,竟紛紛擔當起政治鬥爭的“重任”。在他們的筆下與鏡頭前,川普被鋪天蓋地地貼上了“獨裁者”、“法西斯”、“白人至上主義者”乃至“希特勒”的標籤。

我個人最早也受這種輿論環境的影響,認為川普是獨裁者,或者說有極強的獨裁傾向。當時的我並不真正關心美國政治,簡單地以為共和黨代表美國白人和富人,民主黨最代表黑人和窮人,所以川普排斥非法移民必定意味着白人至上和種族歧視。

我對川普看法的轉變其實在他的第一任期就開始了,原因主要就是民主黨與主流媒體預言的種種“危機”與“社會災難”均未兌現。而多年後,當我終於看清了極左意識形態的荒誕時,籠罩在川普身上那層被媒體精心偽造的“妖魔化”外殼,也就徹底不攻自破了。

從川普第一次當選到今天已經十年了。這十年中,主流媒體從未中斷過對川普的妖魔化。而川普也從來沒有對媒體的攻擊妥協過。早在第一次競選總統的時候他就直接表態,稱他們為“假新聞(Fake News)”。而在執政期間,他更是一改歷屆總統對媒體客客氣氣的慣例,以極其強硬的姿態展開反擊。他打破白宮數十年的傳統,一度徹底停掉了白宮每日電視新聞發布會,不再給主流記者提供利用電視直播向白宮做秀髮難的舞台,轉而直接通過社交媒體或在直升機旁與媒體對話。甚至在新聞發布會上面對記者的挑釁發難,他也屢次當場指示工作人員收回麥克風,甚至直接點名批評其為“粗魯、糟糕的人”。

最近川普再次與媒體展開正面交鋒——直接取消了幾家主流媒體在白宮的特權通行證與現場直播權,徹底打破了媒體精英長期享受的特權慣例。這一硬核舉措立即引發了媒體陣營的劇烈震盪與法律反撲。

目前,多家被剝奪特權的主流媒體聯合美聯社、《紐約時報》等行業機構,已正式向哥倫比亞特區聯邦地方法院提起訴訟,將白宮告上法庭。他們在訴狀中指控川普政府“侵犯憲法第一修正案賦予的新聞自由”並“違反正當程序”,要求法院下令恢復其白宮採訪與直播權力。白宮律師團隊則強硬回應,稱在白宮報道是行政部門賦予的特權而非憲法絕對權利,總統有權根據採訪紀律與國家安全重新設定規則。這場正在審理中的司法拉鋸,將媒體精英與白宮之間劍拔弩張的對抗推向了一個新高。

在許多崇尚美式民主的人眼裡,媒體對權力的這種反抗往往被看成勇敢的作為,但其實這個觀點是從專制國家的國情出發來看美國的。在專制國家,媒體受政府控制,要反抗就必然有犧牲。但在美國,整個政治體制本身就是為了給政府最小的自由、給民眾(包括媒體)最大的自由而建立的。

更不必說,美國的主流媒體絕非獨立於世俗權力的“道德淨土”,他們背後都有強大的資本集團,全是由頂尖富豪、跨國財閥以及強力的政治利益集團(Donor Class)所控制的龐大資本帝國。對這些財團而言,支持美國精英的極左議題既是用“道德高地”掩蓋資本壟斷的低成本護身符,又能捍衛他們在全球套利的利益。因此,主流媒體不僅不需要承擔任何政治風險,反而能通過反抗總統來賺取流量與道德本錢。所以在美國,媒體才是那個可以為所欲為的專橫“權威”,川普才是這場戰鬥中的勇者。

另外,在美國輿論場中,“川普被媒體妖魔化”並非一個讓很多人信服的陳述。常見的人類直覺是:如果一兩個人、一兩家媒體反川,可能是一兩個人、一兩家媒體的問題;但當絕大多數主流媒體都在用同一個聲音反川時,那一定就是川普有罪了。不過在我看來,當某個個體被某種集體力量齊聲喊打的時候,我們恰恰需要警惕這種龐大的“集體”。這是因為一個很簡單的邏輯:現實是複雜的、多面的,如果媒體的報道顯示出高度一致,往往意味着報道的虛假。

下面這兩個簡單的事實,就足以讓人質疑媒體的真實性:

  1. 報道與民意的嚴重不一致: 據統計,幾家主流媒體對川普的報道中,負面報道占比竟高達 92%。然而,川普在      2024 年的大選中以絕對優勢橫掃並贏得大勝。這      92% 的壓倒性負面報道,真的能反映真實嗎?

  2. 民調工具的“神奇”失真: 每次大選期間,主流媒體公布的民調都顯示川普極大落後於對手,甚至直到開票前夕依然製造他必敗無疑的輿論氣氛。然而到了大選之夜,現實卻給予了這種輿論建構沉重一擊。這種奇怪的現象也足以讓人對媒體的民調產生懷疑。

其實媒體要作假根本不需要直接說謊,僅僅通過有選擇性地報道、有偏向性的描述,便可以遊刃有餘地操縱人心。比如我個人發現,在“10/7”哈馬斯襲擊事件發生之後,媒體上鋪天蓋地地採訪加沙難民,而對以色列一方則幾乎沒有任何真實的採訪。在暴力方面對哈馬斯的暴行輕描淡寫,對以色列的軍事行動重彩塗抹。如此偏向性的報道自然會讓人得出“以色列霸凌巴勒斯坦人”的深刻印象。

面對這種長期且帶有強烈傾向性的輿論圍剿,這次白宮取消部分媒體的特權通行證,表面上是政客與記者的衝突,實質上是白宮在重重阻撓下捍衛言論自由、捍衛新聞獨立於政治的真實性的一次“壯舉”。

這樣的現實促使我們不得不去追問:究竟是什麼原因,讓號稱獨立、客觀的美國主流媒體,在面對特定政治力量時呈現出如此高度一致的立場?答案其實不在新聞業本身,而在於這些媒體的精英輸送器——美國高等教育體系。

二、 美國高校極度左傾的現狀

要理解主流媒體為何呈現出如此高度一致的政治立場,首先必須審視輸送這些精英的母體——美國高等教育體系。近年來的多項權威統計顯示,美國高校在政治光譜上已完成了一次歷史性的“單極化”洗牌。

1. 高校教授整體:左翼占據絕對多數

根據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高等教育研究所(HERI)對全美四千多所大學數萬名專任教師的長期追蹤:60% 的教授自稱為“左派”或“自由派”(Liberal 或 Far Left);僅 12% 的教授自稱為“保守派”(Conservative);而自稱“極左”的教授比例從 1990 年代的 4% 飆升至現在的 12%。極左力量的規模,已經與整個保守派群體持平。

2. 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保守派近乎絕跡

如果說理工科(STEM)尚存微弱的平衡,那麼直接塑造學生世界觀、價值觀的人文學科,則呈現出近乎單向壟斷的態勢:

  • 社會學(Sociology): 自稱左派或註冊為民主黨的教授比例高達      85% 至 90%,保守派僅占      2% 左右。

  • 英語與比較文學(English / Literature): 左派教授占比超過      88%,保守派不到      2%。(在此我想起查理·科克在一次校園辯論時,問一個英語系的學生最喜歡簡·奧斯汀的哪一本書,這個學生居然不知道簡·奧斯汀是誰!)

  • 歷史學(History): 左派教授占比達到      80% 以上。

更不可思議的是:在全美被抽樣調查的知名大學人文學系中,有大量系所出現了 0% 保守派 的情況——即整個系所 100% 均為左派學者。

3. 教學導向的變化:從“知識傳授”到“政治行動”

百分比的變化不僅體現在身份上,更體現在教育目的的轉變上:早在 1989 年,僅有 21% 的高校教授認為大學應當“幫助學生成為改變社會的力量”;但到了近年,已有高達 81% 的教授明確表示,將“鼓勵學生成為政治與社會變革的行動者(Agents of social change)”視為自己教學的核心使命。

這就是當今美國高校的精英教育土壤。在這樣的環境中,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何今天的主流媒體會發生集體左傾了——因為他們的絕大部分雇員都來自極度左傾的高校,而且恰恰出自最極左的人文社會科學領域。

 

結語

人是文化動物。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個定義,就是人也是最容易被洗腦的動物。如果不能保證媒體的真實性,不能保證教育體制的多元和客觀,一個文化中的群體就會出現意識偏差,導致一群人都對某個理念產生狂熱,最後人人都在自以為伸張正義的過程中實際作惡。

這種“自以為在伸張正義,實則在作惡”的現象,就是我個人在川普第二次回到白宮之前看到的一種普遍存在。我目睹了美國鋪天蓋地的挺巴遊行。那些衝上街頭和校園的年輕人,自以為真理在握,理直氣壯地揮舞着巴勒斯坦國旗、甚至哈馬斯和真主黨的旗幟,在一個本來自由的國度里義憤填膺地抗議着。他們不知道自己支持的是什麼,反對的又是什麼,只有滿腔熱情需要傾灑,至於行為的後果,他們根本不懂也不在乎。而這些年輕人,還恰恰是掌握着美國未來的人。這難道不是細思極恐的現象?

美國真的能繼續自由繁榮下去嗎?我個人是要打個問號的。當然,希望依然存在——這希望就在於川普、他的執政團隊,以及千千萬萬支持他的美國選民所凝聚成的這股力量。只有當這股力量在與強大極左勢力的博弈中徹底勝出,美國才可能懸崖勒馬,重回那個真正獨立與自由的軌道。

 

 

註:文中部分統計數據和背景資料藉助 AI 檢索工具進行了資料搜集與交叉核實,相關資料主要參考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高等教育研究所(HERI)及相關學者的研究報告。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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