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極左思潮的成因——埋藏在歷史中的答案

引：幾十年前那個虛幻的“愛的夏天”

十五年前，我曾熱情洋溢地寫過一篇關於美國嬉皮士文化的文章——《愛在夏天的舊金山》。我當時對這個在 20 世紀 60 年代風靡一時的嬉皮士運動持相當肯定的態度。然而，在肯定的同時，直覺也告訴我，這種文化運動只能是社會的“亞文化”，絕不可能成為主流。在文章結尾，我這樣寫道：

“這是個浪漫的夏天，一個自由的夏天，一個美麗得近乎不真實的夏天：廣大的志願者們組織了無數免費的生活供給與醫療服務，眾多的嬉皮文化愛好者捐獻了無數生活用品，人們似乎回到了無拘無束的原始社會，人人都可以不工作，每天都在載歌載舞享受免費的音樂會，每天都可以在免費商店‘買’到基本生活所需的一切，甚至還可以免費拿到迷幻藥品。然而，漸漸地，這個不現實的夏天變得‘現實’起來——超載的人口，混亂的公共秩序，最終給城市帶來了嚴重的後果：公共秩序癱瘓，衛生條件極差，疾病橫生，到處都是病態或濫用毒品的人。‘愛的夏天’里的舊金山，終於變成了一個流浪者們無家可歸的‘貧民窟’。”

當年的舊金山，這個“愛的聚會”只是一個局部的、邊緣的社會實驗。它如同一場高燒，燒過之後，絕大多數普通人依然要回到現實生活中去打工、養家，在法律與道德的制約下過日子。

但誰也沒有想到，這種起源於 60 年代嬉皮士與反文化運動“解構一切、否定秩序”的亞文化理想，並沒有隨着狂歡的散場而消亡。相反，它在隨後的數十年裡，通過象牙塔、文化界和主流媒體系統，展開了一場漫長而隱蔽的“體制內長征”（Long March through the Institutions），不知不覺地潛入美國的主流意識形態，從內部瓦解着美國的文化傳統與道德構架。

當這種曾經只屬於少數人的極端亞文化，最終演變為占據西方主導權的主流意識形態時，當年舊金山那個夏天所爆發的混亂與秩序坍塌，便開始在整個美國社會轟然上演。

一、 美國幾十年來左傾教育的根源

要理解美國今天的高校為何如此左傾，就必須了解目前占據高校學術主導地位的那一代人——嬰兒潮一代（Baby Boomers）的成長曆程。

1. 恐懼催生的“享樂主義”——嬉皮士的特殊心態及其歷史根源

十幾年前當博客剛開始流行的時候，我在網上參與了一個英文博客論壇，在裡面認識了很多英語母語界的寫手。一開始我非常為他們的開放思想所感動，但討論深入後，我發現他們很多人有着非常脫離常識的看法——比如絕對不能提種族之間的差異，絕對地鄙視金錢，絕對地反對任何性質的戰爭等等。多年以後我才意識到，這些寫手大都是嬰兒潮一代的人。

我花了很久去思考，為何這些人有着如此極端的思維模式？隨着了解的深入，我發現這與嬰兒潮一代的特殊歷史經歷密切相關。

美國的“嬰兒潮”指二戰結束後的 1946 到 1964 年間出生的那一代人。這一代人生活在一個非常特殊的歷史時期，經歷着極其矛盾的現實：一方面，他們在戰後的和平中長大，享受着極其舒適的物質生活，極端愛好和平，也極端自我；另一方面，他們不僅目睹了父輩（二戰一代）未癒合的創傷，還要面對冷戰的陰雲以及對核戰爭的極度恐懼。

這種交織着舒適與恐懼的現實，導致他們極度迷戀眼下的和平，同時又對可能發生的戰爭無比焦慮。而隨後發生的越戰，更將他們的這種焦慮推向了頂點，甚至誘發了一種強烈的迴避現實與及時行樂的態度。嬉皮士運動，就是在這樣矛盾複雜的歷史境況下應運而生的產物。

嬉皮士追求個性解放，充分享受和平與自由。優越的物質條件讓他們有“本錢”高調地“鄙視金錢與物質主義”；而對戰爭的極度恐慌，則直接導致了他們通過濫用毒品來逃避現實的消極人生觀。

這種對戰爭的逃避態度，最初或許只是求生的本能，但隨着時間的推移卻演變成了一種極端的反戰立場，乃至發展為對邪惡存在的徹底否定。這本質上是一種深層的怯懦與自欺：因為如果承認邪惡存在卻不敢挺身反抗，就會遭受良知的譴責並暴露自身的懦弱；而一旦直接否認邪惡的存在，自己的怯懦與不作為便瞬間被包裝成了“和平”與“高尚”。這正是極左最為標誌性的行為模式： 從最初的逃避現實，發展到否認現實，最終走向扭曲現實。

必須指出的是，嬉皮士運動並非發生在所有的嬰兒潮一代身上。當時許多來自底層平民家庭的美國人，完全沒有機會去享受那份放任的自由與高尚的藝術。嬉皮士運動主要集中在相對富裕的中產階級家庭子弟中。這部分年輕人接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帶着天然的優越感，衣食無憂，因而有資本去揮霍青春、批判社會。

如前所述，“愛的夏天”雖然以混亂的悲劇收場，但這一批帶着反叛基因的中產年輕精英，卻在隨後的歲月里逐步演化成了美國的文化精英。

2. 體制內的“長征”

20世紀的60年代時嬉皮士運動的高潮。到了 70 年代，反戰與民權運動的高潮漸漸褪去，一部分激進的青年選擇進入研究生院，將戰場從“街頭”轉向了“講台”。

由於嬰兒潮一代的人口基數極其龐大，即使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也足以迅速填補高校的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掌管美國文化意識形態的方向盤。

他們將當年的街頭抗爭轉化為學術理論，在高校內開創了一系列全新的交叉學科（如性別研究、批判種族理論、文化研究等），徹底改變了傳統人文科學的研究範式。

到了 20 世紀 90 年代，隨着上一代——“二戰一代”老教授們集中退休，嬉皮士出身的嬰兒潮一代順理成章地升任為系主任、終身教授和招聘委員會主席。在學術招聘中，這種同質化的篩選機制確保了保守派與中間派被邊緣化，左翼思想逐步壟斷了高校學術界。

雖然我們無法統計當年究竟有多少純粹的“公社流浪型嬉皮士”進入了體制，但 2000 年代的數據顯示（這正是 60 年代大學生步入 50-60 歲、成為終身教授的黃金期），受嬉皮士運動與反戰學潮洗禮的自由派（Liberal）和極左翼（Left）教授，已經在人文社科領域占據了絕對的統治地位。

自 2000 年以後，當年反文化運動所提倡的平權、多元與解構，不僅成為了高校行政體系（如 DEI 機制）的指導方針，更通過數十年來源源不斷培養的媒體人、政客與企業高管，擴散並固化為整個美國主流精英階層的標準意識形態。

二、 為什麼極左思潮絕不能成為主流意識形態？

在十五年前寫《愛在夏天的舊金山》一文結尾時，我還曾這樣寫道：

“嬉皮文化所提倡的神秘主義與烏托邦理想，只可能在少數人中實現，永遠不可能成為成千上萬大眾的大眾生活方式。也許，人的任何一種理想主義，都不可能在大多數人中全面實現。”

我們今天看到的社會撕裂、主流媒體的狂熱以及對傳統秩序的全面敵視，本質上都是這場極左思潮走到極端後的必然產物。從極左文化的本質與社會秩序的重要性這兩個維度來剖析，我們便能清楚地看到為何亞文化絕不能成為主流文化。

1. “破壞”與“建設”的根本悖論：極左意識缺乏建設能力

首先，人類社會的任何精神與文化創造活動，都必須建立在物質生產與社會繁榮的基礎之上，二者絕不能顛倒。如果一個社會裡人人都不事生產、只搞藝術，社會必然面臨崩潰。因此，嬉皮士文化只能被限制在亞文化的範疇之內。

其次，嬉皮士運動大大超越了一般文學藝術活動的界限。它是以藝術及藝術家的生活方式為武器，對整個社會結構發起的反叛，本質上是一種“解構”的力量。反戰尚有爭議空間，但吸毒、逃避現實、拒絕工作、性放縱等等，則遠遠超出了精神創造的領域。從嬉皮士延伸出來的極左意識形態，本質上是一種寄生於社會繁榮與秩序之上，卻又對這一繁榮與秩序宣戰的破壞力量，對美國社會的根基有百害而無一益。

最後，即使現有體制存在缺陷，反體制的意識形態也不能當飯吃，它只能是一種暫時的、過渡性的思潮。當體制的問題得到改善，這些思潮就應該消退，或者回歸為少數亞文化形態存在。然而，當這些持有反叛意識的人從“邊緣批判者”搖身一變成為“主流掌權者”時，他們不僅失去了批判的對象，更暴露出了自身無法提供物質生產、無法維持社會治安、無法保障就業與建設基礎設施的致命短板。他們若繼續與體制強行戰鬥，終究不過是“堂吉訶德式的對着風車發飆”。

簡言之，任何反叛意識形態所擅長的，僅僅是把現成的東西“拆掉”（Defund、Deconstruct），卻完全沒有能力“建立”任何可持續的新秩序。而社會的長久延續，依賴的恰恰是秩序。

2. 社會秩序的重要性

人類脫離動物界成為地球的主人，原因固然很多，但沒有人能夠否認“合作”在其中的核心作用。在許多歷史學家看來，這種大規模的社會合作正是人類與動物最根本的區別，也是文明社會發展的基石。而合作，恰恰是建立在秩序之上的——沒有秩序的社會根本無法存在。

這一點，人類歷史上的智者們早有洞察。著名歷史學家威爾·杜蘭特（Will Durant）雖然在其鴻篇巨著《文明的故事》中完全不避諱宗教在歷史上的殘酷（如異端審判、宗教戰爭、阻礙科學進步等），但他隨後做出了極其深刻的辯證評估：

“……比起宗教在維持秩序、賦予希望以及保障和平方面所做出的貢獻，宗教所犯下的錯誤、迷信與殘酷是微不足道的。”（For the historian knows that the mistakes, superstitions, and cruelties of religion are small compared with the services it rendered to order, hope, and peace.）

即使是政治立場偏向自由派的當代歷史學家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也在他的《人類簡史》中明確強調了秩序的不可或缺。他打破了自由派將帝國全面道德污名化的傾向，指出了帝國在歷史上的客觀積極作用：

“事實是，在過去 2500 年裡，帝國一直是世界上最常見的政治組織形式。在這兩千年半的時間裡，大多數人類都生活在帝國之中。”（The truth is that empire has been the world's most common form of political organisation for the last 2,500 years. Most humans during these two and a half millennia have lived in empires.）

“把歷史簡單地劃分為壞人和好人，並將所有帝國歸為壞人，這是非常誘人的事。因為絕大多數帝國確實建立在鮮血之上，並通過壓迫和戰爭維持權力……然而，今天的大多數文化都是建立在帝國遺產之上的。如果按定義帝國就是壞的，那這對於我們自己又意味着什麼呢？”（It is tempting to divide history neatly into good guys and bad guys, with all empires among the bad guys. For the vast majority of empires were founded on blood, and maintained their power through oppression and war... Yet most of today's cultures are based on imperial legacies. If empires are by definition bad, what does that say about us?）

作為一個曾從極端專制社會中走出來的人，我曾無比崇尚左派所宣揚的絕對自由，甚至一度藐視“秩序”。但幾十年的現實體驗與歷史沉澱讓我深刻明白：完全沒有秩序的絕對自由，不僅不是天堂，反而是一切文明走向崩潰的起點。

結語

“愛的夏天”過去了半個世紀，但它的“後遺症”卻依然如此強大。從當年的“免費之愛”演變為今天的“零元購”，歷史正在以更大的規模重演。“浪漫烏托邦”墮落為“病態流浪漢貧民窟”，這齣大戲不僅在今天的舊金山變成了殘酷的現實，還在全美無數個深藍城市裡以瘋狂蔓延。這難道不正是極左意識形態泛濫必然導致社會癱瘓與崩潰的鐵證嗎？

2024 年川普的再度勝選以及全美廣大選民的覺醒，絕非某種政治偏激，而是人類文明自衛本能（常識與秩序）對極端意識形態的一次全面反擊，更是美國乃至整個西方文明重回正軌最後的希望。

只有讓常識回歸、讓社會重塑對秩序與法律的敬畏，美國才可能真正懸崖勒馬，重獲真正的自由與繁榮。

（全文完）

從主媒的集體反川看美國的極左思潮及其成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