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浪微博爆料，3月5日，江西財大西門發生一起交通事故，事故造成三死兩傷，其中一名死者為財大研究生，而肇事者被曝出是江西農大副校長廖為明。據了解，事發當時，廖為明駕駛一輛車牌號為贛M23529的本田思威牌小型客車，沿廬山中大道由南往北行駛至江西財經大學西門口時，車輛左前角與前方一輛同向行駛正停車下客的公交大型客相撞。與由駕駛人熊某駕駛的牌號為贛A24713的公交大型客車右后角發生碰撞後，廖為明駕駛的小車沖入路邊人群。”

    在中國醉駕已不是一個陌生的詞彙，就像貪污也已經很平常一樣。作為一個個體現象，這次的事故好像對公眾並沒有直接的傷害。當然我們對逝去的生命很是惋惜，對這樣草菅人命的行為也很憤慨，但事件之所以引起了轟動，可能僅僅因為肇事者的身份，雖然我覺得這和這個事件基本上沒有太大的關係。事實上，作為一個冷漠的群體，我們可能對醉駕已經麻木，李剛的事件，我們生氣氣憤的可能也只是他事後的傲慢和他那無知的囂張氣焰而已。李剛雖然判決了，但後續的後續顯然沒有了下文，在我們這樣一個有兩千年集權思想的國家，犯罪並不一定坐牢，殺人並不一定伏法，但對我們這已並不重要，在我們所處的這個法制還不健全的國家，能有這樣表面的勝利已很慶幸，哪還敢奢求實質的正義？當然我並不是說法制健全就一定有實質的正義，因為可能形式的正確可能比實質的正義更有意義，從長遠來看。

    而這次的副校長醉駕的事故，大多數人過多的關注於肇事者的身份，這其實從側面表現出我國公民意識的普遍低下。天生為人，生而平等。肇事者醉駕致人死亡，不管他身份高低與否，本應與大眾輿論和最後判決毫無關係，當然要除卻一些心理學方面的因素。但我們大眾因為他是校長，便覺其便高我們一等，其情節也更惡劣，大有罪加一等的感覺，這不僅是公民意識淡薄的表現，更是法律常識缺失的反映。雖然我對肇事者有這幾大的憤恨，但這種情緒對其也是一種不公平。當然也許最後因為其手眼通天的本事，也只是公眾集體失聰，社會故意眼瞎，賠錢了事，又一次強姦我們這些看客的良心底線。但其實此次事件的重點並不是在這裡。

    最初看到這條消息是在QQ空間的今日熱點話題裡面，這對於我這個每天看百度新聞的無聊人士來說很是詫異，因為作為主流的門戶網站，竟然對這件事沒有報道，有意的淡化了這件事的影響。對於我這樣一個政治嗅覺極度遲鈍的人來說，實在看不出這件事為什麼會使多家主流媒體噤聲。當然，對於我這樣一個連茉莉花行動都覺得可以報道的人來說，讓我明白如此高深的政治問題實在有些困難。

    黨外有黨，黨內有派，既然黨各不同，派系林立，就總有不同的聲音，這本是正常的政治現象。我國其實也是這樣，黨外有黨，雖然所有黨的政治綱領都是維護共產黨的領導不動搖;黨內有派，雖然各派的青眼都是權力的最終歸屬。在我們這個和諧的社會中，每天總看到的是觀點相同的社論，各個媒體對某件事的看法總是和黨和國家高度的一致，連篇累牘的用暗示乃至催眠的方式愚弄大眾，在迷奸公眾聽力的時候進而長期霸占大眾的思想。當然這也不能怪媒體，報紙依附於官方，所以成了權力機關的喉舌；網絡受審於政府，所以被迫賣身投靠。

    人是需要一些骨氣的，媒體則更需要一些勇氣：

    史量才辦《申極》，為政府不喜。他曾延請黎烈文為副刊《自由談》的主編，黎邀進步作家為《自由談》執筆，魯迅、茅盾、巴金等都經常有作品發表，形成文化界一座新堡壘。國民黨在上海的頭目吳醒亞等曾聯名函史氏，要求撤換黎烈文，史置之不理。吳等人只得親自造訪，當面提出撤換要求。史直截了當答覆說，"感謝諸公為《自由談》惠臨賜教。我想諸公也未必願將自由談變作不自由談吧。"吳等聞之色變而去。據說蔣介石曾找史談話，蔣說："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萬兵！"史量才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萬讀者！"1934年11月13日下午，史量才遭國民黨軍統特務暗殺，終年五十四歲。

    1989年4月24日時任《世界經濟導報》總編的欽本立，因擬在《導報》刊載紀念胡耀邦的文章，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江澤民原本要求該報更換有關文章後出版，該報在原處留白抗議，引起海內外巨大回向，最後報社被查封，欽本人也因此而被撤職。

    在經濟改革已有顯著成效的今天，政治改革的呼聲日漸高漲，從何處入手着眼，發人深省。民主自由的潮流如何順應，引人深思。我們是否應該將媒體作為獨立的社會機構從政府政黨的附屬中解脫出來，發揮更好更多的社會作用？比如對政府行政的監督，更好的提高行政效率，徹底有效地杜絕貪腐等等。即使過去媒體從屬於國家是必要的，但它像是孕育於母體中的胚胎，現在也該一朝分娩了，雖然過程是痛苦的。做為言論自由的具體載體，媒體的意義不言而喻。

    1922年，蔡元培、李大釗、陶行知、胡適等16名學者，在5月14日的《努力周報》上刊發了《我們的政治主張》這篇名文，提出要建立"好政府"的政治改革目標。文章發表後，引發一場關於"漸進與革命"的論爭。

    劉曉波先生，長期以來以非暴力方式爭取中國的基本人權，多次被捕入獄。在2008年發起《零八憲章》，在2009年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11年，剝奪政治權利兩年，目前在遼寧錦州監獄服刑。

    中國的前途在哪裡？中國的媒體又該何去何從？每念及此，就不由得想起了王芸生先生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