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科技大學創辦至今已經三年多了，從教育理念的推出到如今自主招生的實踐，莫不受着人們的關注，每每看着他的發展與突破，總是不能不能人感動。其實作為我們冷眼旁觀的人來說，其間的艱辛與艱難實非我等所能體會，他們所面對的困難與掣肘更是遠非我們所能想象，但從一些媒體的報道管窺，這些教育界的改革者不能不讓人高山仰止。               

從報道上看到朱清時校長第一個電話是打給物理學家、劍橋大學終身榮譽教授陳應天先生。陳是朱的同門師兄。朱在電話里對陳說：“嚴濟慈老先生60多歲的時候還在教我們，現在我們60多歲了，也該為下一代做一些什麼了！”陳應天無法推辭，慷慨地接受了南科大的召喚。當時看到朱校長的話眼淚就不爭氣的流了下來，感動了好久好久。這句話對心靈的震撼至今想來依舊顫抖不已。朱校長在科技大學的時候就頗有蔡孑民等先生的骨氣與卓識，對教育部的高校調查團等閒視之，在各個高校對這個團體奉若上賓、敬似祖宗的過去、現在以及可見未來的年代，在其他校長看來是不可想象的。不禁使人想起民國的劉文典先生，先生為了保護學生與貫徹校長治校、教授治校的理念和蔣介石犯顏動手，震動一時。

據悉朱清時和南科大還感染了許多學界大家。以製造機器人聞名世界的科學家、香港科技大學自動化技術中心主任、教授李澤湘主動給朱清時打電話說，為了一代人的高教改革夢，他願意回內地到南科大做義工。

截至今年2月，已決定加盟南科大的名師還包括原香港科技大學化學系主任李曉原、香港科技大學數學系主任勵建書、中國科學院院士張景中等。除此以外，南方科技大學還將在5年內面向全球招聘30位特聘教授及其團隊。

在這裡向朱清時校長以及所有立志改革教育而在南科大奮鬥的先行者表示敬佩與衷心的祝願並希望更多的有社會責任感的教授學者積極投身其間，為了中國的南科大，為了中國的青年，為了中國的教育事業，更為了中國的未來！

南科大之後還會有幾個南科大？中國的教育會走向何處？我深深的擔憂着。因為我對南科大的前途與發展有一種無法抑制的悲劇感官，它雖地處深圳，但他承載了太多國人對教育的夢想，無奈花落去，總是夢碎時。它的前途揪着太多人的心，掌握着中國的前途，雖然有些誇張，或許根本沒有誇張。

首先它的招生辦法不合時宜。第一，眾所周知我們現行的招生制度造成了大量的教育不公平現象。如果說大學教育因為高等知識的接受程度等原因的話應以分數論的話，姑且不說這樣做有沒有道理，那中學的這種招生方法起碼是非常錯誤的。中國的中小學教育本身就不公平，教育資源的分配就嚴重失衡，而中學的中考，使成績好的學生分到了教育資源有優勢的學校，因為學生優秀所以學校更好，吸引來了更多的好老師，從而學校更好，好學生更來，使學校教育完全失衡，沒有公平可言。最可怕的是人人都認為這是很正常的現象。第二，這種招生制度用於大學，造成了學校的沒有了性格，千篇一律，當然大學的行政化也是造成這樣的現象的主要原因。其實完美的教育體系因該是學校質量沒有不同只有理念信仰的差異，雖然西方也沒有達到這樣的完美。所以朱校長的招生辦法很正確，但不適合中國的泥土，起碼現在不適合。因為如果採用推薦或者自主招生的話，會使教育工作的腐敗現象加重，使教育不公平的現象更加嚴重。中國的文化太強大，總是同化別人，很難被人同化。火藥在西方用來做大炮，在中國卻用來煉丹；民主在西方用來權力制衡，傳到中國弄出個皇族內閣、欽定憲法大綱使專職合理化。試想令子女的考試名額落於中學的手中，中國的父母豈不散盡家財與人？

其次它的文憑效用。在中國文憑還是很重要的，對於找工作、養家、生活面對實實在在生存問題的學生而言，如果大學的文憑國家不承認還會有多少吸引力？雖然大學其實並不是一個讓人解決吃飯問題、教你掙錢的地方，現在大家都這樣認為，只是因為大學這個舶來品也像民主般變了味了。有時候這也並不是認知水平或者是知識的問題，其實很簡單，可能僅僅是生存的問題。早在華羅庚的時代，他去美國學習，學到了無數的知識，最後卻只有一張中學文憑。他說：“我是去學知識的，不是去拿文憑的。”我們其實早就知道文憑沒用，如果你學到了真本事的話。但華羅庚可以說的如此瀟灑，你為什麼不可以？社會逼的，你有這張文憑就可以生存，沒有就會淘汰。所以人們現在本末倒置，只是學到了沒有不重要，但是得有張文憑。有點像傳銷，有沒有實物已經不重要了，傳的過程才是最重要的。南科大在賭，朱清時在博弈，而籌碼是這些學生的未來。我其實很羨慕這些學生，來到了南科大。但這裡可能是天堂也可能是地獄，要拿未來為自己的選擇買單，也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再次是學校的管理，主要是去行政化的問題，也是最重要的問題。這個問題搞得通，一通百通；這個問題搞不通，一切有形無實，也就全面失敗了。中國大學的僵化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行政化的管理，大學搞得像政府，學術做的像文件，校長是官僚，教授是科員，學生成了產品，唯一的作用就是考試。但又不僅僅是行政化的問題，主要是大學是誰的大學？應從屬於誰？從屬於政府必然為政府服務，從屬於社會必然滿足於大眾的需求。其實這個問題很簡單，但在中國這個問題卻解決不了。簡單是因為理論，無法解決是因為國情。政府的合理性來自公民，所以公民的國家的主人，政府只是被人民授權代理，所以理應為人民服務。具體就是為全體公民行使各種社會職責。這時候大學再看大學是從屬於誰這個問題就簡單了，政府都是從屬於公民的，大學理應為公民服務，而大學的管理費用自然由公民出，而公民的錢在政府這個管家手裡，所以看起來好像是政府養活這大學，其實支持大學運作的永遠是社會。但中國的具體國情是政府在公民面前缺少必要的法律依據和合理性，高層總說建立服務性社會，這很好理解，因為不是服務性社會才總在說、宣傳，這就造成政府不是公民的，而大學是政府養活的，所以大學應該為政府服務，雖然政府向公民徵稅。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言論自由問題。大學本應是思想自由交流的場所，但因為自由，所以就被看做是危險的，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而大學就成了洪水的源頭。從六四後，大學逐漸畸形，可以說中共要負上很大的責任，甚至是有意為之。使中國學術上乏善可陳，或者也只能陳陳，沒有實際用處；中國學生素質降低、思想匱乏，不務學業而東顧其他。看茫茫中國竟無自由之地，覽堂堂華夏卻少博大之學堂，莘莘學子卻是迷茫之色，袞袞諸公竟顯犬儒之態。痛哉！惜哉！

今日之中國政治改革將與經濟改革同步，南科大的教育試驗會不會成為政治改革的契機，我們拭目以待。只是我們這個時代所所悲哀的，不是中國缺少南科大，而是南科大之後再無南科大！

最後再次祝福南科大越辦越好，感謝南科大的教職員工們為教育的改革事業所作出的努力，懇請朱清時校長為中國的教育找到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