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抗战的话题，年年重复，伏而又起。近来因张灵甫将军遗骨归葬遇阻而引起公愤，老话题遂又热一轮。就事论事，VＯA在发动讨论时以“抗战英雄”还是“（共军）手下败将”对举，颇不中肯。依区区笔者看来，张将军两者都是，抗战英雄死于内战，是国家民族的不幸（有的史料说当时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命令为张找好棺木厚敛，与双方众多战死者的敛葬有殊，如果属实，所传递的当是此一信息）。应当看清的是，对这个议题的讨论分在两域，一是两党之争论，二是史家的分析。

已故历史学者黄仁宇先生本人曾是抗日军人（国军）。据他回忆，二十岁时逢抗战初起，欲投笔从戎，曾考虑过是加入国军还是投共。他能有此选择，条件颇为优越，除了因为与当时号召抗战的两党人士都有来往，也因为他身在南方。先父年弱于黄先生八岁多，抗战中期在冀东参军打日本，因身处沦陷区（依国民党）或敌后（依共产党）山村，不用考虑，只能加入八路军冀东十三团。先岳父以投军文化人的身份随国民政府河北省主席从武汉到冀南抗战，后因国民政府和军队撤出河北省，才转而在当地参加八路军。文学家王鼎钧先生当时是中学生，为追随国民政府，从沦陷区逃出，七、八年间关山跋涉，也是为了抗战。这四个人的不同经历，或可被党争者分头引用反唇相讥；这四个人之间，他年相逢，却何尝不该握手言欢回首长叹?

从史家的分析看，八年抗战是中国人的苦难，可以说有甚于是中国的光荣。紧接着十年内战而起，这场御侮的苦战苦胜不是任何一套形容词可以全面概括的。反观两党的高论，那倒简单得紧，针锋相对，如出一辙，无非是说我抗了你没抗，我奋斗到底你混到胜利。照两党争论说抗战历史，不但足以令后世糊涂，就连参加过抗战的一辈和他们的儿女怕也难画清一幅全面的图景。

笔者敢以鄙诚提出的一个视角是这样的：无论当时领导抗战的蒋委员长和接受蒋委员长领导的毛主席有什么样的城府，做过何种算计，他们的心机并不是浴血奋战在正面战场和敌后的国共双方将士所能了解所应负责的。举单方面的例子，就连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将军尚且不能预知毛的心思，从而指挥发动了“百团大战”，获得蒋委员长表彰，其他八路军将士还用问吗? 所以，争表抗战之功可以，但谁也无权论至唯我，否则将何颜面对千千万万友党友军战死者的英灵。

以下再说抗战之后以至于今的国共两党。

八九年六四事件发生后，在美华界人士对邓小平和共产党发表严厉批评。当时有年轻的华裔左翼人士骂那些老华人反共，骂得很不堪。其实批评邓的人士中有些来自台湾，原本是不能忍受国民党在台的酷烈统治才辗转移民，故而到美后多年间都是批评国民党的。记得在中文报纸上见过报导，那些历经世事的老者感到不平的是：我们批评国民党时，被说成“共谍”；而今一批评共产党，又被骂成“国特”! 笔者对此印象深刻，因当时就联想到到文革时“最高”的呓语，什么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长期斗争的继续；没想到北美华界也有人秉承这套不讲道理的“道理”。按照那些永远正确的激进者的逻辑，现代中国人只能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选择一个；在两党同样坚持由“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一党制度时，中国人就只能选择专制制度啦。

然而，此后不数年间，随着台湾的社会发展，特别是政治的演变，这套东西很快就过时了，再也说不通了。继已故蒋经国先生强力主持开放党禁之后，国民党终止了“戡乱法”，落实宪政，还政于民，还军队于国家。在台湾大选中，国民党落选，国军处之泰然，绝不干预；国民党再当选，浴火重生，真正成为宪政制度中的政党。如今的共产党领导人再也没嘴说两党还有什么“继续”。天日昭昭，今天的国民党已经不是昨天的国民党。共产党已经明确地、截然地落伍，完全不配与国民党同日而语。

不需要在原来的国、共之间两边倒，必须择一殉葬，这是今日中国人的幸事。如果还要划线站队的话，新的界线，要划在宪政和专政之间，在现代化制度和古代化制度之间。这种选择很可能是中华文明存亡绝续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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