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催努力倡实践，必行的是——存异求同

“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中国人究竟能否采纳实行——重要的是操作或运作——现代政治制度，要谈现在时，即不把问题推到遥遥无期的将来，只能先由身处自由社会的海外华人来实验和说法。

民主制度本身常常是奋斗争取（或坚守保护）的目标，但说到底，它是手段，是保障全体噍类的自由幸福和社会持续发展所必需的手段。依照更深一步的思考和说法，民主是人类发现智慧从而实现全人类与地球共存的最有可能的途径（见陈焜先生《民主与智慧》）。

苦于长期的专制灾难，国人或许揣想自由和民主从来是用暴力争取得来。以理想设论，打得自由以后，我们再建立民主来保障一切社会成员包括昔日敌人的生命、言论、乃至政治自由。寡陋如笔者却对民主的萌芽另有揣想，那就是，民主的想法所以能产生，民主的做法所以能开始，总须世上什么地方先有了一些自由人。这不是指原始人的自由，而是指在社会有了组织以后，在社会组织之内或各社会组织的间隙因这样那样缘故演成而存在的自由。

且允许我们把揣想的争论放在一边，先面对实际存在的情形，提说生活在欧美国家的中国民主运动。无法否认，民运目前仍停留于“运动”，远未在各种海外华人组织（以某种组织甚至非赢利组织为名而实属私人生意或微信群联谊者理应不算）中立足，远未成为中国可以效法或倾心的成功民主范例，以至于“海外民运”的重音越来越只在“海外”二字。毫无不敬地说，海外华人因缘和合（对多数人来说是“碰巧”）得有基本的和切实的生命、言论和政治自由，但至今不能在较大范围的华人活动里树立民主的制度或蔚成民主的风气，这是全世界中国人的共同失败。此中原因之一：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对华人思想的影响无处不在。（还有一个原因，是有了公共组织以后太不善于守则守约布公致公，宜以另文讨论。）

例如，在人微言轻的笔者眼中，海外民运最令人泄气的表现无过于其头面旗帜人物对已故刘晓波博士《零八宪章》和《我没有敌人》两言论的侮蔑和排斥。笔者出国前即闻知刘晓波（当时还在黄药眠先生门下读研究生）“中国文学必打倒屈原杜甫才有出路”的言论，六四后又看到过那个“真觉得是人种问题，解决办法也许是三百年殖民地”（大意）的视频。前者是故作惊人之语，后一个更像是出于一时愤激，两皆不足为训。但刘晓波的政治行动可圈可点，先是六三之夜在纪念碑下表示“如果用‘学管’代替了军管，那正是这次运动的失败”，坚定地制止暴力对抗的冲动；十九年后，又发起《宪章》签名并终以身殉。在笔者看来，凡真正认同民主宗旨并要为中国争取民主制度的人都不可能反对《零八宪章》和《我没有敌人》中陈述的道理。

民主是现代民族国家能有应有的制度。什么是现代民族国家? 卑之无甚高论，就是本群本国一切成员同舟共济的利益合体。她不以不同利益、不同信仰、不同思想的理由消灭压迫驱逐任何成员。这也就是胡耀邦赵紫阳那样的当国者心目中或明确致力或朦胧向往的国家。胡耀邦对他儿子说“我们这个国家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指的就是现代民族国家。

同样卑之无甚高论，在现代民族国家里作主导的政治文化，其起点就是政教分离，即不以宗教或意识形态的理由剥夺社会成员的生命、言论和政治权利。用这条标准一衡量，立刻可以识别《新民主主义论》在“国体问题”上的错误（注），那就是从根本上背离现代民族国家的方向，以“人民”的种种为理由，将国内的“敌人”说成是极少数、但永远在不断产生，以证明专政的必要。其后活生生的历史，就是不断地在挖找敌人和敌对思想的口号下使人民惶恐惊惧，仿佛落入天地一统的思想言论文字的看守所和监狱，使全民族上上下下精神错乱。这就如同在车子上插满现代词语的旗帜标记，却驶在朝向政治古代化和王朝国家的倒行路上，并且“我两只脚都是油门!”（郭德纲台词）毛泽东所标榜鼓兴的“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切努力，最终不免南其辕而北其辙，因为一个独尊独霸的朝廷——它不是像某些国家留存在宪政内的皇室家族，而是自利自专，逆我者诛——不可能领导一个全民同舟共济的现代民族国家。

以争取建立民主制度为奋斗目标的人们，如果你们（我们）丢失了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和新型政治文化的目标，争的只是把与自己政见不同的人打翻落水，那就充其量只能促成建立如演员孙海英建议过的“文革省”的反面即“民运省”，充其量只能争取中国分而治之，永远休言中国民主。曾经生活在中国大陆的要民主要现代化的人们，上个世纪打倒否定蒋介石，这个世纪否定打倒毛泽东，奔奔磕磕跨越千禧，而今能否有个共识，即蒋和毛力行的都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在思想上属同根同源，都是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起腻打转儿? （蒋经国在中国一隅实践宪政，转入民主，是超离了他老子浸润于斯的政治文化；毛的继承人在中国中央至今有待自拔。）倘无此共识，那就只能跟在蒋毛后面继续走下去（虽必在二者之间择一而从，但同归于倒行逆施），无论这听起来如何令人泄气。

中国古语“和而不同”，或被人讥为曲高难弹，无法实行。可是西方民主国家里的 AGREE TO DISAGREE 难道不是确然现实吗? 难，那是一定的。最难的，还是所谓“破心中贼”，就是解剖发现自己身上和自己所在族群、组织、运动中的旧政治文化的影响。笔者敢于这样老实不客气地为言，因为这对像中包括有我。

以上言而不尽，说不清道不明——如果不能认同一个方向，自然不会形成共同努力；吊诡的是，在“一个方向”似乎没有疑问时，却仍然不能有为有守趋向共和。常听说海外民运中有隐藏中共的说法，但不知海外民运何以不能有点 AGREE TO DISAGREE 的器量，让中共的代言人公开加入，无须乎隐藏，毕竟各位身在同样的政治自由之境。就笔者而言，我能理解并赞同习近平王歧山反腐，但极其不理解不赞同他们以更狠的力量打压社会，放纵迫害弱势异见人士，故我无法原谅中共目前的做法并为其路线开脱解释乃至代言。但是，自六四以来，我也自知深心常对任何当国人士抱有一点“同情之理解”（钱穆先生主张的对古人的态度），因为他们在那个位置上到底得为国家负一些责任，做一些事情。最后这点“窃以为”是否会使笔者成为天然正义并恃“正”而骄的民运人士的敌人呢?

多余的话：义正辞严可以充满人的内心，使人感觉良好，但不可让它充满大脑。一身高处总要有些可问可商的余地，才有可能反复思考打量身边世上尔来今朝各种事情，从中请益获益，否则就会像罗稷南先生临终前不久对他侄儿说的，（国人）经过的事情就真是白经过了。

注：《新民主主义论》摘录：『这里所谈的是“国体”问题。这个国体问题，从前清末年起，闹了几十年还没有闹清楚。其实，它只是指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资产阶级总是隐瞒这种阶级地位，而用“国民”的名词达到其一阶级专政的实际。这种隐瞒，对于革命的人民，毫无利益，应该为之清楚地指明。“国民”这个名词是可用的，但是国民不包括反革命分子，不包括汉奸。一切革命的阶级对于反革命汉奸们的专政，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要的国家。』

今世何世——好东西如何求得?（之一）
（一）谈改革论改造，要改的是——政治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