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維讀者網（Creadres.Net）20周年有獎徵文稿件

電視劇《上海灘》的主題曲這樣唱道：浪奔 浪流，萬里滔滔江水永不休。淘盡了世間事，混作滔滔一片潮流......

萬里江河終入海，於是有了潮起潮落。過去的六十多年，我親眼目睹，親身經歷了幾個大潮，耳聞了我所存活的這個世界其它地方的無數潮湧潮退。借着這次“萬維二十周年徵文”的機會，講一講自己的故事和見聞，分享這一段超過半個世紀的經歷。

一、回國潮

一九四九年之後，神州大地改弦易幟，舊貌換新顏，身處海外的華人懷着各種心情關注着這片熱土上所發生的一切。我的父親與幾位同仁，奔走於僑居地的華人商賈之間，籌集了一筆資金，辦起了一張華文報紙，向僑居地的同胞廣泛宣傳新中國的新風貌。父親是國際工運的積極參與者，曾在鄰國被軍政府逮捕，關押了一段時間之後被驅逐出境，移居到了這個國家。看到“英特納雄耐爾”在一片廣袤的土地上結出碩果，心情自然是高興的，想要把自己的喜悅與同胞們分享的願望也毫無疑問。報紙辦起來了，父親卻沒有參與日常運作，只是把自己收發電報的技術傳授給了我的母親，讓她在報社裡當了一個報務員，然後又是常年不見他的身影。於是，我小時候有時會在電碼滴滴答答有節奏的韻律中睡着，那是因為母親太忙，顧不上把我送回我的小床。報社過一段時間就會有一些哥哥姐姐“回祖國”工作或學習（我在這裡使用了雙引號並沒有別的意思，是因為在那個時期，“回祖國”在我們的圈子裡是一個令人艷羨的潮流）。只要有人回國，報社總要開聯歡會送行。聯歡會上少不了吹拉彈唱，《大刀曲》、《咱們工人有力量》自然是有的，蘇聯歌曲也必不可少，尤其那首《青年團員之歌》更是保留曲目。

說實在的，我的童年生活中，與父親相處的時間少之又少。他總是來去匆匆，在家裡呆不了幾天又不見了人。然後就聽說他病了，而且病得很重，在當地治不了，於是送回廣州醫治。過了一段時日，廣州傳來消息，說是父親由於當年被前一個僑居地軍政府拘捕之後，遭受嚴刑逼供，落下了病根，過後又沒有好好治療，這次病發不治，已經去世了。又過了一段時間，我遵照父親的遺願，回到祖國這個革命的大熔爐。據說，當年關於我的落腳處在北京還是廣州，還有過一番討論。最早的方案是把我送到北京，交由相關部門照顧。早先與父親在海外一起工作，後來回到廣州當了某單位領導人的布伯伯極力反對，他主動要承擔起把我撫養成人的責任，一方面減輕國家的負擔，另一方面希望我仍然能有一種“家”的感覺，於是我就留在了廣州。當時的我對這些事一點都不知道，都是我長大之後，從其他長輩口中聽來。儘管布伯伯的理想很豐滿，落實到我的身上，卻是一種骨感的現實，因為我在廣州，一直都是住在學校宿舍里。為什麼會那樣呢？原因是布伯伯本身沒有兒女，作為單位領導人，又精通業務，黨政一把抓，忙得不得了，乾脆就住在單位里。布伯母則住在單位租用的一幢宿舍樓，只占一個小單間，連廚房都要與其他住戶共用，不具備讓我入住的條件。雖然如此，布伯伯的恩義我一直深深的銘記於心。

由於上述原因，我就讀廣州“華僑小學”的時候，和其他家人在國外的學生一樣，全年都住在學校里。“華僑小學”除了招收國外回來的華僑學生，還有一些在國內出生的“僑眷”。記得學校進門的大廳有一個展示牌，上面是一幅世界地圖，地圖上插滿各種顏色的小三角旗。插了旗子的地方就表示有學生來自那裡，在我們學校就讀。那些“僑眷”同學，大多是走讀生，少數家住得稍遠的也住校，只在周末和假期才回家。有些同學，父親仍然在海外，卻由母親在廣州“陪讀”，母子或母女倆就住在華僑新村自家的住宅里，生活狀況各有不同，有的住在帶花園的宅子，有的住在專門興建的公寓樓，和我們學校一樣，同處廣州“華僑新村”。由於華僑學生的特殊性，入學的年齡有一些彈性，因此同學間的年齡差距比較大。我的中文基礎比較好，所以在班上年齡最小，在全年住校的同學中也屬於年齡小的那一撥。由於來自不同的生活圈，加上年齡的差距，我逐漸接觸到與我原先所處生活環境很不一樣的事物，也鍛煉出一種透過表像看本質的能力。這種能力對我的人生有很大的幫助，卻也由於自己的幼稚帶來了不少挫折。

剛回國的時候，雖然還不是少先隊員，我卻時時、事事以少先隊員為榜樣。在課堂上，我仿效蘇聯畫報上的少先隊員那樣，雙手交叉在後腰上，挺直了身子坐着，雙眼正視老師，專心聽課。發問的時候，把右手從身後抽出來，手肘支在書桌上，小臂呈九十度角，手掌筆直向上。同學們對我的這些舉動紛紛報以竊笑，我不為所動，認為他們覺悟不高。最令我氣餒的是，老師對我的行為不僅沒有絲毫鼓勵，我甚至還從他們欲笑又止的表情上看出些不以為然。由於“小資產階級的不堅定性”，我堅持了不長的時間就放棄了。這是我最早體會到現實生活與書報上所展現的生活的不一致，而且促使我在往後的生活中時時注意這種差異。 

在廣州過了兩年，布伯伯覺得應該給我提供一個更好一些的環境，於是為我轉學到廣東省南端的一個地級市，託付給一位我從未謀面的“大姨”。這位大姨一家原先也在海外，大姨父是當地著名社會活動家，也是國際共運的一個領導人。大姨父被當地軍政府逮捕殺害之後，大姨和她的三個孩子被接回了國內。大姨是一個機關的領導人，大女兒也在機關里工作，二女兒還在念中學。小兒子與我同年出生，比我小几個月，因此我有了兩個姐姐和一個弟弟，我們一家就住在機關大院裡。我和弟弟在同一家小學裡上學，但不同班。那時正好是“三年自然災害”的惡果蔓延全國的年份，我們在機關飯堂里吃的飯一樣要“以粗代細”，也就是說三兩或四兩米飯裡頭要有一兩是粗糧 - 番薯或芋頭。按現代人的生活方式，番薯或芋頭算是好東西，但當時大家肚裡油水有限，吃粗糧畢竟不及米飯扛餓。大姨的級別可以享用“小灶”，於是經常把她的主食和菜餚分給我與弟弟。在那裡又過了兩年，我的母親回國看望我，認為在小城市裡發展空間有限，又把我弄回了廣州。事後我才知道，為了把我的戶口從地級市遷回廣州，長輩們很費了一番力氣。戶口問題解決了，又面臨入學的難題。我當時念初中一年級，較為有名氣的學校都不收插班生，又是動用了不少關係才把我塞進了一所很不錯的中學。由於布伯伯和布伯姆的生活條件和兩年前一樣，我還是長住在學校里。我們那所中學有一個特點，有相當大比例的幹部子弟、軍乾子弟和華僑子弟。據說當時廣州有些學校還在用廣州話授課，我們學校已經是所有科目都使用普通話（只有一位年紀特別大，教高中年級的語文老師，實在不會普通話，可以豁免），甚至課餘活動同學們也大都用普通話交流。我們學校的硬件也很好，有一個四百米跑道的足球場和多個籃球場；有一個大禮堂、還有化學實驗室和物理實驗室。在那個年代，即使是省會城市，能有這樣設備的中學畢竟不多。雖然具備了這樣的條件，由於“三年自然災害”，我們的學校食堂還是供應了一段時間的“雙蒸飯”。說到“雙蒸飯”，年輕朋友們可能一點概念都沒有。所謂的“雙蒸飯”，就是當飯蒸熟了，揭開蓋子灑上水再蒸一次。第二次蒸飯，蓋子必須蓋得緊緊，不得漏氣，讓蒸汽把飯粒泡脹。經過第二次蒸煮，米粒加倍膨脹，看起來飯盅滿滿，感覺上能使肚子更充實。“雙蒸飯”是中央級學府“清華大學”的專利研究成果。

在這所學校里，我遇到了人生中一位重要的反面教員，我的班主任。班主任當時三十來歲，教我們班政治課，又身兼學校團委副書記和少先隊大隊總輔導員。班主任的丈夫是海軍的一個連職幹部，駐紮在青島，因此班主任長年住在學校宿舍。

我剛轉到她的班上時，她對我還是比較重視，要我與其他兩位同學負責編輯製作每周一次的“短命黑板報”。“短命黑板報”當然不是正式的叫法，只因為那種黑板報的存活時間特別短，只是供同學們在“早讀”期間看上兩眼，早上的課程開始之前就要擦掉。剛開始的時候我們有充分的編輯自主權，主題一般圍繞“擊落U2飛機”，“乒乓球隊大獲全勝”之類的時聞，而且有小文章，有打油詩還有畫，因此老師相當滿意， 直到某一天的主題“一棵小樹的控訴”才捅了馬蜂窩。事緣上一周的周末勞動，班幹部小林一時來了興致，跳起來抓住一棵樹的橫枝晃蕩起來，沒想到樹枝支撐不住他的體重，斷了。我們在“黑板報”上再現了這個事件，並作了嚴肅的批評。結果班主任認為我們的主題起了“打擊班幹部威信”的不良效果，在全班同學面前指出我們三個人行為不當。我們三個人於是消極抵抗，不再給她賣力，班主任借坡下驢，把那“短命黑板報”給停了。

第二個學期的班幹部“選舉”上，我與班主任再次起了衝突。所謂“選舉”是等額選舉，由班主任框出“候選人”，同學們只不過是給他們分“官帽”。那次選舉，上一個學期的班長孟同學被選為“學習委員”，另一位黃同學被選上“班長”。上一任班長孟同學學習成績很好，為人也正派，只是太嚴肅，不太愛與同學們互動。新被選上的那位黃同學，父母早年間前往美國定居，由於某種原因把她留在了廣州，託付給親戚。初中一年級的時候，父母在美國辦妥各項手續，準備接她前往美國。在班主任的悉心開導下，黃同學主動放棄了前往美國的機會，甚至不肯到香港去見在那裡等她的父母（當時中美還沒建交，她的父母不敢回大陸）。黃同學因此被作為“抗腐蝕”的標兵人物。按道理說，兩個女生都是班主任的愛將，本來不應該有太大的差別，但是班主任愣是說同學們對“選舉”不嚴肅，不認真，於是宣布選舉結果無效。然後，班主任召集班上的積極分子開小會，做思想工作，要求在新一輪的“選舉”中確保孟同學能連任班長。當時我並不明白為什麼班主任會厚此薄彼，隨着時間的推移以及我對班主任的觀察，我才感覺到，黃同學是當了一把秋天的扇子。因為，黃同學頭上的光環已經漸漸褪色，而孟同學是幹部子弟，在班主任心中仍然有發展潛力。雖然當時我不明白引發“重選”的真正原因，但我是真心厭惡班主任那種做法，於是公開反對，因此與班主任之間的嫌隙又加深了。

班主任喜歡在晚飯後，晚自習開始前帶着幾個“追求進步”的小女生在校園裡散步。她們談些什麼，外人自然不能得知。但是有一個現象從一開始就引起我的注意。班主任身體不好，天氣稍涼她就要穿外套。印象中，她穿得最多的是那件暗紅底子帶細黑格子的外套。那件外套的右前臂靠近手肘的部分有一處破損，估計是被勾破的，呈一個小三角形，像一面小旗子在晚風中輕輕地晃動。我一直留意着，班主任什麼時候會把那個豁口補上，結果四個學期過去了，那面小三角旗依然在風中搖曳。在畢業前，我終於忍不住，把我的“研究結果”對同學們講了。我認為，即使班主任忙得顧不上，她身邊那些追隨者也應該主動幫老師把那個破處補上，之所以那麼長時間保留原狀，只有一個可能性，那就是為了顯示她“艱苦樸素”。我自以為很聰明，其實恰恰是把自己往槍口上撞，因為我的推論很快就傳到班主任的耳中。過不久，就有傳言說班主任對班上的積極分子講，像我這樣思想落後的學生，絕對不能升上高中，應該到農村去改造思想。我對到農村去並沒有絲毫抗拒情緒，天真地以為不過像是“農忙”時節學校里組織的“體驗生活”那樣的活動。在“大沙頭”乘船離開廣州的時候，看到本校或外校一些同學與家長抱頭痛哭，我還覺得莫名其妙。這種幼稚病在農村里很快就被徹底治好了，這是後話。

這一章收尾前，應該提一提我重回廣州那些年，通過與同學，親友的交談得知，在1965年印尼排華導致大量海外華人被動回國之前，除了我這類從海外回國就學的華僑學生之外，各行各業也有不少海外華人回國參加工作。這些人中的一部分，在文革之後又成了回流海外的主要成分。至於那位在“選班長”事件中的那位黃同學，八十年代終於出了國，定居在哥斯達黎加。

二、去國潮

古今中外，但凡引起人口大規模遷徙的，不外乎政治和經濟這兩個大因素。國外的不說，看看中國歷史上的永嘉之亂，晉室南遷以及走西口、闖關東，還有粵、閩沿海居民下南洋等等，都是很明確的證據。這一章主要講述我比較熟悉的上個世紀六十至八十年代廣東地區的“去國潮”。

根據現有資料披露，1962年曾經有一次較大規模的逃港潮，以致周恩來要為此發出重要指示。廣東省委的對應行動是“為了迅速制止群眾大批外流，廣東省委負責同志親自來到寶安現場指揮，組織遣送逃港群眾返鄉。”而“ 1962年5月22日，廣東省的一萬餘官兵開始集中清理逃亡者，51395人被送返家中”（鳳凰網 “揭秘上世紀深圳不為人知的逃港風波”2008.12.24）那時我還小，聽過這類傳聞但對個中詳情並不清楚。直到我下鄉之後並親身參與了某些逃港行動，才算是對去國者的心路歷程和具體措施有些較為深入的了解。

與我一起下鄉的一位朋友，是一個意志堅定的逃港者。我把他的原型寫到“烤蔥歲月”里，用的是這樣的句子：黃德懋在農場裡呆的時間最短，如果要總結他上山下鄉這段經歷，可以概括地歸納為“準備和實施偷渡計劃直至成功”這樣一句話。

這位朋友真姓黃，他的祖父是廣州的一個企業家，有工廠留給後人，然後經過“公私合營”，工廠歸了公家。他的父親開始的時候還是在廠里工作，參與經營，後來漸漸淡出，並在1962年逃到了香港，一直再也沒有回過廣州。黃同學與母親和妹妹一家三口在廣州生活，由於房子是自家的，還有父親每月的匯款，加上憑着僑匯券可以購得一些市面上買不到的稀缺物資，日子可以說是過得比很多家庭優裕。但是黃同學一門心思要到香港去，和父親一起打拚，對於“紮根農村一輩子”的豪言壯語他是說也不屑於說。我們到農場落戶一個多月之後，黃同學就不辭而別，過了幾個月後才被押送回農場，他的第一次偷渡行動以失敗告終。接下來的兩年多，他相對老實，在農場裡呆的時間比較長，卻仍然是忽然間不見了人，過一段時間又回來。在他偷渡成功之前，還有一次失敗的嘗試，由於那時正是文革時期，造反派和保皇黨們都有很多大事要辦，顧不上對付他這種小魚小蝦，他得以輕鬆地過了關。又到了一年春耕時節，在春播的前一天晚上，各隊職工集中在分場開“動員大會”。散會之前，黃同學把我拉到一邊，對我說散會之後他就會去與在另一個農場當知青的女朋友會合，一起偷渡香港。他說來開會之前已經把蚊帳放了下來，如果有人發覺他不在宿舍的話，請我幫我打掩護。前一年的冬天特別乾旱，開春之後卻是陰雨連綿而且氣溫很低，我表達了自己的擔憂，他信心滿滿地說不怕，他們帶得有花旗參。那次他成功了，與女朋友一起游到了香港。黃同學到了香港，白天在父親的建築基礎公司里打工，晚上到夜校學英文。英文程度達標之後，再修讀理工大學的專業課程，終於在九十年代接下老父的班子，讓老父安然退休。又把母親接到香港，一家團聚。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部分廣州知青間的熱門話題是“起錨”。“起錨”是偷渡的隱語，說是隱語也不準確，畢竟連街道大媽們都懂，不過這樣說似乎更為時髦。廣州有幾處“冰室”是偷渡客的熱點，譬如“順記”、“的彩”、“美利權”等等常常晃動着一些不安分的知青和社會青年的身影。

我在農場總共呆了差不多八年，由於喜歡交朋結友，休息日除了與本隊農友結伴同遊之外，還經常到其它分場串門。當時農場的十一個分場裡，幾乎都有我認識的人，因此對於知青朋友的動態比較了解。剛下鄉的時候，部分高中生知青還帶着“復考”的幻想，隨身帶了全套的教科書，農作之餘拼命複習。文革中，由於有“造反派”衝擊“農墾廳”，搶得部分知青檔案，使得他們知道考不上大學並不是自己的成績不好，而是另有其它政治原因，他們的幻夢徹底破滅。六十年代末，農場的部分知青認為自己的前途不是留在農場裡，卻沒有走後門參軍或獲得招工名額的機會，加上同場知青偷渡成功的案例鼓舞，偷渡漸漸成為改變命運的選項。早期偷渡成功的知青，有些人會把自己所走的路線和沿途民兵布防概況記下來，寫信寄給自己的朋友供他參考。有一次，我到其它分場找朋友玩的時候，見到他手上有一份很細緻的路線圖，把一路上所經過的村莊都標註了出來，還註明狗凶不凶，是否遇到民兵巡邏等等。我立刻找了幾本書，把一塊玻璃板架在書上，玻璃板下面放一隻手電筒，將那張圖仔細地描了一份，回到隊裡再複製了幾份，送給那些有需要的朋友。我們那裡的知青循水路偷渡是一件相當耗費體力的事。在抵達水邊之前，先要經過一些村莊。下水的時間還要拿捏好，必須在退潮的時候下水，順流游向大海中的一個島，在天亮之前在島上躲起來。第二天的晚上趁着漲潮，反方嚮往回遊，運氣好的話，沒碰到邊防巡邏艇，基本上就能游到目的地。由於自己的泳術不好，身體素質也不強，我當時並沒有偷渡的膽量，路線圖只為那些有能力的朋友準備。我不知道那份路線圖是否對他們有幫助，但是與我一起分配到同一個生產隊的那一批人中，偷渡成功的比率是百分之九十以上。

不過，無論是從寶安縣循山路逃港或是經由水路偷渡，除了被抓的風險，還要面對墜崖、颱風、鯊魚等等不可預知的危險。前面說過，我的泳術不佳，身體素質也有不夠好，一直沒有偷渡的念頭，直到宿舍里的雙層木架床一張接一張地空下來，我才開始對逃港的可行方案動起了腦筋。有一次回城過“探親假”的時候，與同隊一位學長的弟弟說起這個話題，他說認識一個番禺知青也有這樣的意向。我們三人找了一個中間人，合資請他幫忙買一條小木船。計劃是用番禺知青作掩護，在番禺錯綜複雜的河道上練習，然後挑個日子，帶備乾糧和水再出發。過了不長時間，那個中間人說小木船買好了，暫時停在番禺某處，過幾天就帶我們去取。我們等了一天又一天，那個中間人再也不見蹤影，我們才知道受騙了。接下來我要回農場銷假，只好把這件事放下。過了幾個月，我在農閒時份偷跑回廣州，沒想到在一家冰室看到那個中間人正在與人談事。我趁他發現我之前，趕緊找到住在冰室附近，一直賴在廣州的那位番禺知青，兩人返回那家冰室把那個騙子抓住。那個中間人一再解釋，說他不是要騙我們，實情是小艇被當地民兵發現，沒收了。我們不信他的鬼話，只要他退錢，面對他的新客戶狐疑的眼光，他只好乖乖地把應該退給我們的錢拿了出來，從此我打消了偷渡的念頭。又過了幾年，國家政策有變，於是我走上了“申請出國”的征途。雖然申請出國的過程也不是一帆風順，經過大約兩年的多方努力，我終於在下鄉的第八個年頭登上了開往深圳的火車。比起那些冒風險、拼體能逃港的朋友們，我是一個幸運兒。比起那些逃亡過程中喪失了生命的人，我更要感謝上天的眷顧。

曾經和我合夥買小木船的那個學長的弟弟，就是葬身大海的一縷亡魂。我的那位學長與我同校，比我高三個年級。他的父親曾留學美國，學的是農業化學，49年以後回國效力，在廣州某大學當系主任。他的叔叔是國際知名的農業化學專家，主要從事植物病毒研究及防治。學長當年學習成績優異，但是由於“思想反動”，所以被人為地摒除於大學校門之外（“農墾廳”被搶的知青檔案中有他的高考成績和老師的評語）。剛下鄉的時候，學長很認真地參加勞動，各樣農活都很快就上手，不像有什麼思想牴觸。直到他的父親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又得知自己在考大學的時候遭遇的不公平對待，他才下決心要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命運。他與同隊的兩位知青一起偷渡，一次就成功了。按當時的不成文規定，他下了鄉，弟弟就可以留城。可是不知道為什麼他的弟弟後來卻去了海南建設兵團。我們那次追回了被騙的錢之後，我把他的那一份退給他，他就回海南了，以後再也沒見到他。我到了香港之後，聯繫上那位學長才知道，他的弟弟有一次想要回廣州，但是兵團不批假，他嘗試游過雷州海峽，結果一去不回。

還有一段故事發生在另一位知青朋友的哥哥身上。他的哥哥沒有下鄉，在街道工廠里當小工，七十年代中的時候與女友一起偷渡香港，他們選擇從大鵬灣下水，直接游往香港的西貢，沒想到在相當接近陸地的時候，他的哥哥被鯊魚咬斷了一截小腿，血流不住。哥哥的女友拖着他哥哥奮力向前游，終於擺脫了鯊魚，游到了陸地。當地居民發現他們，趕緊報警，可惜的是當救護人員和警察到達現場，朋友的哥哥已經由於失血過多而死了。警察為那個女孩子錄口供，問她登陸的時候，男友是否還有生命跡象？她說：“我不知道。即便他在海中已經死去，我也要把他的屍體拖到香港，了他的心願。”

據《偷渡香港》的作者，原先也是一位偷渡客的陳通教授在他書中的調查統計數據顯示，有大約 70% 的逃亡這是失敗的，20%的逃亡者死在路途上，大約只有10%的人會成功。這樣說來，我們隊的逃港者成功的比例絕對是特例。我們一起被分到一個生產隊的時候共有四十一人，28 個 男生，13 個女生。我所知有偷渡行動的共有十二人，全是男生，成功的有十一個，第十二個被抓了回去之後就放棄了，後來也回了城。當時，因為偷渡香港被抓的人，一般先要關到就近的“收容所”，落實了身份之後再通知相關單位來領人並押送回原單位。偷渡行為可以被定性為“投敵叛國”，也可以從“嚮往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角度來進行批判。最近聽說有跡象把那些逃港行為改稱作“赴港就業”，是耶非耶？且看是否有進一步明確的證據。

個人認為，七十年代國門重開之後，把通過正常手續申請出國的人稱為“赴港就業”大概是可以接受的。文革之前，因私出國一直都有，廣州居民到香港探親也不是太難的事。記得我們學校有些同學的父母住在香港，假期他們都會被批准赴港探親。記得有一位男同學初三上學期終了之後，到香港探親就再也沒有回來。七十年代申請出國到了香港的人，有相當數量是早些年回國求學或就業的印尼華僑。由於印尼政府對於從中國出來的華人心存疑慮，對這批想要回到印尼與家人團聚的前“歸國華僑”設置了很高的門檻，因此他們中的絕大部分最後就都滯留在香港。

不管是“投敵叛國”或是“赴港就業”，不少人通過他們的努力，為香港那個年代的經濟發展多多少少做出了自己的貢獻。譬如“牛仔褲大王”楊釗，著名作家倪匡，著名影藝人夏雨，先偷渡到香港，現居美國的慈善家關惠群等等。至於前面提到那些滯留香港的印尼華僑，由於有不少原先在國內從事文藝工作，到了香港之後，為香港的文藝界注入了一股新生力量。譬如“文革”前就到了香港的林祥園先生，多次主辦由他的學生為主體的“民歌聚唱”音樂會，又和香港本土音樂家合作演出了中國歌劇《甜姑》、《易水送別》、《第一百個新娘》等等。同時期來自中國的麥青、丁倩以及七十年代從國內來到香港的張汝鈞、周允禎、顏添英等等，在香港掀起了一股學唱中國民歌的潮流。為當時以歐西流行曲、台灣“時代曲”、日本改編歌曲為主流的香港樂壇注入了新的元素。

根據現有資料顯示，撇開發生在1962年新疆伊犁和塔城兩地超過六萬人逃往前蘇聯的“伊塔事件”不算，廣東發生過幾次大規模的逃港事件。計有1957年6月底至9月底持續了三個月的經由寶安縣逃港的行動。1962年4月26日開始，牽涉到全國12 個省、 62 個縣（市）超過五萬人從寶安縣湧向香港，港英政府對於來勢洶洶的人流感到驚恐，極力堵截，把抓捕到的逃港者一一遣返。在這一波逃港潮中，寶安縣公安局還派了14個人假扮外流群眾，進行研究和考察。除了成功抵港的人士之外，這一波被抓捕遣返的人數就有 51,395人。這一波外流的人群還包括了一些公職人員。以致1962年6月19日，東莞縣委發出過這樣的指示：“對參與外流的國家機關幹部、教師一律開除公職，是黨員的一律開除黨籍；對參與外流的農村基層幹部，視情節輕重，給予批評教育或停止職務的處分。”

邁進七十年代，雖然國門漸開，仍然有規模不小的外逃行動，譬如在1979 年，深圳剛剛建“市”，又發生了一次大規模越境逃亡香港的事件，人數共計十萬餘人，逃亡成功人數4萬餘人 。（以上關於逃港人數數據來自 鳳凰網 2008 年12 月 24 日“揭秘上世紀深圳不為人知的逃港風波”）

三、回國掘金潮

到了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改革開放”的新風帶來另一個潮流。由於優越的地理條件，香港部分人首先感覺到了春江的水暖了，他們開始小心翼翼地回流神州大陸尋找機會。在那個年代，國內的資訊渠道還是比較單調，對於來自外界的“商人”還不具備足夠的認識。因此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內，那些花一點小錢在香港註冊一家貿易公司，手拎一個“占士邦箱”的“外商”絡繹於途。他們起先是在各沿海城市活動，以後又逐步深入內陸。這些後來被稱為“皮包公司”的先行者各有不同動機，有些限於商業知識的匱乏以及資金不足，雷聲大雨點小，很快就被淘汰出局，有些還真成就了一番事業。至於那些一心行騙的個案也並不少見。僅就我所知道的這類有喜有憂的故事寫上幾個，為那段歷史留點印記。

話說有一位早年間偷渡到香港的廣州居民，一直在酒樓里工作，由“企堂”（服務員）逐步升級當了“部長”（服務員領班）。在工作中認識了一位生產“卡式錄音帶”的商人，通過交談得知商人對原先一個配件供應商不滿，他就毛遂自薦為那位商人到國內找供應商。他先花了點錢註冊了一家貿易公司，然後帶着那個商人提供給他的那個小配件到廣州。那個小配件不是什麼需要精密加工的東西，只不過是卡式錄音帶兩個轉盤之間，帶有一小塊海綿的那條小金屬片。他在廣州找了一家街道工廠，請他們仿製並報價。香港商人接受了這家街道工廠的產品及價格，這個中間人就成了街道工廠與香港廠商之間的紐帶，建立起穩定的供銷合作關係。這家“皮包公司”從這一樁業務起步，逐漸擴大業務範圍，經過幾年的時間，終於“鳥槍換炮”，從最初的 one man band 發展成為一家有幾個雇員的貿易公司。這樣的例子在八十年代並不是個別事件。

這類利用香港“窗口”地位給國內單位牽線搭橋的業務到了九十年代有了質的變化，有的所謂“港商”利用國內的關係搞“中外合資”，把生意越做越大。國內單位招商引資業績輝煌，港商自然也水漲船高，盤滿缽滿。不可否認的是，也有一些外商利用國內單位對海外市場的了解不足，給合作單位設套的事例。話說日本曾經是中國農林產品的一個大買家，國內某些商品的價格往往由於日本買家的需求增減而起伏，譬如鰻魚苗、蕨菜、松茸、魔芋等等產品都發生過暴漲和急跌的市況。這裡講一個利用魔芋加工設備挖坑設局的故事。魔芋古稱蒟篛，在日本的需求量很大。這種植物日本也有，但是產量不足以滿足市場的需求，長期從中國進口。早先日本主要從中國購進魔芋干，運回日本之後再進行深加工。後來發現在中國做深加工成本更低，於是也從中國採購經過加工的魔芋粉。有一位台商向中原某省的生產單位介紹日本這個採購新動向，並表示自己手頭有日本商家的長期訂單，建議那個單位與他合作經營這個項目。那個生產單位認為計劃可行，同意了。這時，那位台商表示國內現有加工設備所生產的魔芋粉不能達到日本客戶的要求，建議他們採用進口設備，並請了相關決策人員到國外對設備作考察。國內生產單位算了一下投入與產出的經濟帳，認為有利可圖，於是一路綠燈，很快就申請到外匯額度，把設備買了回來。經過調試試產，把第一批樣品生產出來運到日本，據台商反映，客戶非常滿意。國內生產單位信心滿滿，在國內到處收購魔芋干，準備大量生產以滿足日方的巨額訂單。沒想到，台商原先答應的購貨合同遲遲沒有落實，由於國內生產單位並沒有與日商直接簽訂購銷協議，生產單位沒法直接與日商交涉。與台商接洽商討，台商先是歸咎於種種客觀原因，後來直接就邈如黃鶴，再也聯繫不上。出了這樣的紕漏，上級自然是要調查，調查結果就是進口的設備價格嚴重虛高，估計作為中間人的台商從中揩了很大一塊油。還好魔芋粉在國內有一定的銷場，不至於血本無歸，這個單位只是交了高昂的“學費”。

不過，“交學費”的不全是國內單位，對國內政經關係不熟悉，誤踩地雷的外商也時有所聞，有人甚至丟了性命。我七十年代初就到了香港，在親戚的悉心安排下，到了一家貿易公司“學生意”，第二年就回廣州參加“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我曾經涉足的行業包括糧油食品、土特產、棕櫚油、鋼材、鐵礦石。有一個時期，一些“商業掮客”熱衷於為港商介紹高乾子弟合作經營，不止一次有人要為我介紹某總理、某部長的兒子，我自知小買賣供不起那些大神，一一婉言推拒。還有一次更為搞笑，一個朋友的哥哥找我談話，說要給我介紹一樁穩妥的買賣。這位朋友的兄長曾經是廣州“主義兵”的一員猛將，在廣州“紅旗派”占上風的時期，與幾位“戰友”為了避風頭，自費跑到越南“打美國鬼子”。說自費也不準確，因為據他們被勸說回國之後向有關部門交代的資料顯示，他們是從紅衛兵抄家過程中收繳的財物里拿了一些盤纏才上路的。這位老兄對我說，他為某部門工作，工作重點是為爭取獨立的非洲兄弟提供必需的物資，他說經過周密調查，認為我值得信任，於是打算利用我的公司負責收取應收帳款。我首先感謝他對我的信任，然後直言我膽子小，擔不起這樣大的責任，讓他另請高明。這位老哥一付恨鐵不成鋼的表情離開了，從此再也不與我聯繫。

下面這個故事說的是一位利用國內“有關人士”的關係，短時間發了大財的香港人和他最後的遭遇。這個香港居民七十年代末從國內一個地級市循正常審批途徑到了香港，是香港一個普通的工薪階層。他到香港之前和那個地級市市委書記的兒子是同學，關係還不錯。九十年代，國內對進口鋼材的需求量很大，於是這個香港居民和那位市委書記的兒子合作做進口鋼材的生意。香港居民負責尋找貨源，市委書記的兒子負責批文及通關。他們進口了不少烏克蘭的螺紋鋼、盤元，幾年間積攢了過千萬的財富。後來被海關查出來，他們進口的鋼材用的是假批文或者直接通過走私的方式，違反了國家的法律，於是兩人同時被捕。經過一段時間的審訊，市委書記的兒子由於積極配合調查，主動退賠了一百多萬人民幣，獲得寬大處理，那個香港居民則由於“情節嚴重”被判處了死刑。

這樣的故事，同樣不是絕無僅有的單一事件。在那個年代，“外商”作為對外貿易的橋梁發揮過作用，但是一味低頭“掘金”不看路，甚至不惜違法違規帶來的後果會很嚴重。

四、出國避險潮

國門重開以後，由於政策的轉換，除了把外商請進來，國內單位也開始“走出去”。最早的嘗試是由廣東的縣市級外貿單位派出三五個在職幹部持“來往港澳通行證”到香港設點。辦公地點或租或買，人員編制開始的時候一般是輪換制。這樣設點的好處是直接面對市場，能夠把商品市場的需求和變化及時反饋給上級單位，以便隨時作出有效的反應。經過一段時間的經驗積累，這種做法逐漸被廣泛採納，許多內地外貿公司乃至省市級政府部門紛紛把可以調動的人員和資金調到香港，以“辦事處”的形式進行商貿以及招商引資的平台。由於這類公司的資金比前期到港澳的那些縣級單位豐沛，他們甚至可以購入整棟大廈，並取得命名權，既有了自己的據點，也從港澳的房地產市場分得一些份額。開始的時候，這些人員外派及境外投資的活動所呈現的是“單兵作戰”的狀況，因此並沒有相關的法規和限制使其規範操作。記得當時國內某個行業的“總公司”在香港有一個窗口公司，公司的決策人眼光獨到，積極參與香港地產投資而聲名鵲起，沒想到被某駐外機構向上級機關舉報，罪名是“跨行業經營，不務正業，造成市場混亂”。據說曾受到部里的“通報批評”，幸好沒有實質性的處分 ，這家窗口公司後來還發展成一個上市公司集團。隨着更多公司、機構參與到各式各樣投資項目之中的現實，也許是基於“法不責眾”的習慣，再也沒有人把這些與本行業無關的投資行動看成違規操作了。不過，這種無序的投資熱潮事實上也產生了不少弊病，以下一個發生在九十年代中的例子只不過是豹子身上的一個小斑點。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香港駱克道有一幢約二十層的商業樓宇求售，西北某省級買家與經紀人洽談多時，終於達成交易意向，只待簽約作實。沒想到橫刺里殺出一個中原省級買家，主動加價搶購。經過一輪的爭奪，那幢商業樓終於被中原省級單位買走，價格比先前的銷售意向高出百分之五。表面上看，賣家在那樁買賣上多賺了不少錢，但根據熟知內情的人士透露，刨去給中原買家經辦人員支付的“好處費”以及政府稅負，實際收入與先前所議定的價格差不了多少。至於這筆“好處費”最後被划進相關單位的“小金庫”還是經辦者的個人帳戶，外人卻無從知曉了。

按道理說，走出去的目的就是為了貼近市場，為國家，為單位爭取最大的利益，然而關於那些“窗口公司”被當作冤大頭的故事卻時有所聞。也許是因為企業界那一句流行語“做大做強”，不少人把這句話當作金科玉律，用作行動的準則。然而凡是越大的項目，所牽涉的各方面因素必然也大。有些單位處於不甘人後，想要儘快出成績的主觀意願，對於一些投資項目的前期調查工作做得不夠細，只着眼於項目的預期回報率，沒有對項目運作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有足夠的考慮，當市場發生變化的時候往往不能及時拿出應對方案，於是一次又一次地交付巨額“學費”。譬如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國際船運的運費持續走低，當時流行的說法是“買船不如租船”，但是某個國內機構的窗口公司卻大舉洽購大型運輸船。理論上說來，在市況低迷的時期，買家有充分的議價優勢，買船也無可厚非。問題是航運市場萎縮的時期，沒有足夠的運貨量，還要支付船隊的應付利息和日常費用，那也不是一個小數目。對於這樁買賣，業界流傳着一個未經證實的信息是，該公司的負責人已屆退休年齡，於是作出這一個稍稍有違常規的決定，通過買船這一事件，為個人謀取了實質性的利益。至於日後船隊所要面對的種種問題，自有接任的人負責解決。我並不知道這個傳聞有沒有被反映到上級部門，也不知道傳聞是否屬實。我所知道的是那家窗口公司為了這支船隊擔負了沉重的債務。

當國內的資本市場日漸成熟，過往的一買一賣經營方式就顯得落後了，於是“上市”、“併購”的行動成為了潮流。在國內上市圈錢還不夠高端，到國外排隊上市一時間成了“實力”和“進取”的象徵。可以理解的是，大型企業在海外上市或收購的行動，一方面能夠達到“做大做強”的目標，另一方面還可以通過境外公司獲得外匯收益。理論上這類境外收益無需融匯到國內銀行系統，企業對外匯的使用就可以避開了外管局的監管。因此無論是國企或者是大型的私人企業都熱衷於進行這類境外上市和併購的行動。要在海外收購，首先就要有外匯“籌碼”，由於國內銀行系統對國企放貸一向有傾斜度，他們的融資阻力相對要少。至於私人企業的融資，自然也是大企業較小企業有優勢。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內保外貸”之類方案可以為企業提供一定程度的後援，至於有能力與銀行簽訂“無跨境擔保、無跨境支付，內存外貸”方案的企業，因為那种放貸模式由始至終沒有發生資金跨境轉移，自然游離於外觀監控之外，在外匯的使用方面有更進一步的彈性。只因有了這種種“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的戲劇性情節，中央對於資金外流的種種限制性政策才顯得事倍功半。

上一段說的是企業的資金出國避險，最後這一段簡略講一講非組織性的出國避險情意結。改革開放三十年來，鄧小平先生“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的目標已經收到明顯效果，除了一些暴發的土豪之外，通過新科技、創新的營商模式也造就了不少生活水平遠遠高於普通工薪階層的富有人群。由於種種原因，這個群體中的部分人對於未來有一種不確定的擔憂，想要為自己和家人尋找一道避險的安全閥門。最普遍的做法是把子女送出國外求學，寄望孩子將來能在國外立足，進而協助全家移民外國。這是一條相對踏實但相當漫長的路，中間也還會面臨各種變數。也有人直接在國外購置物業，先讓部分家庭成員移居國外，自己留在國內繼續“掘金”。這樣的人為數不少，甚至包括了一定數量的國家公務員和官員，也由此產生了“裸官”這一個特定名詞。至於那些實在“不差錢”的小部分人，他們會選擇按照接納移民的國家所開出的條件，把巨額資金存放在該國，不用通過語言考試，不必在當地住上一段長時間就能獲取當地居民的身份，然後瀟灑地回到自己的主場繼續該幹嘛幹嘛。這樣的故事仍然每天都在發生，報刊、網絡上也常有相關的報道，這裡就不必細說了。

這正是：六十年潮來潮去其來有自

     剎那間雲捲雲舒播散無端

（Creaders.net專稿，未經書面授權請勿轉載）

更多精彩有獎徵文請點擊：http://www.creaders.net/events/zhengwen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