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不仅给父亲，也曾给我们哥几个带来很多快乐时光。其一是从那里听到许多相声。七十年代后相声陆续解禁播放，最初听到的是马季唐杰忠的《友谊颂》，讲中国支援非洲建设铁路什么的。那相声若现在听未必觉得多么有趣，笑点似乎不是那么多，但对于从未听过相声的我们，当时觉得十分新鲜好玩，那相声每播必听，里面的词儿都记熟了依然听得津津有味不觉厌烦。觉得最逗的是马季说非洲离中国老远，有二十多公里；唐杰忠装傻充愣说才二十多公里还远啊，马季说多一万多公里呐。《友谊颂》之后播放的相声增多，从前侯宝林郭启儒的《关公战秦琼》，“四人帮”粉碎后讽刺江青的《帽子工厂》，都风靡一时。到八十年代初又有杨振华的《下棋》风行全国，那相声用日本电影《追捕》里的台词插科打诨，笑果十足让人忍俊不禁印象深刻。然而尽管后来有趣的相声不少，有名的相声演员也有一堆，本人心目中最好的相声演员一直是马季唐杰忠。

另一项有趣的内容是听播讲长篇小说。当初上海广播电台有个播音员叫陈淳，音色淳厚如其名，播讲长篇小说十分引人入胜。他曾播讲过《沸腾的群山》《难忘的战斗》《征途》等小说。每次播讲30分钟，听了欲罢不能，生怕漏听一回。播讲通常在下午三点，晚上八点重播一次。下午我们大多在学校上课赶不及听，晚上重播则绝不错过。一边赶紧洗完脚钻进被窝，一边听陈淳说书，记得播讲《征途》时陈淳绘声绘色说到知青如何在东北的冰天雪地里冻坏了脚，伴随着说书仿佛听到窗外寒风呼啸，那时脚踩“汤婆子”窝在被子里益发感觉温暖和惬意，幸福生活似乎不过如此。每次听陈淳说书总觉时间飞快，三十分钟瞬间即过，听完总是意犹未尽，一时悻悻有点怅然若失。陈淳后来不知何故不再播讲小说，改由其他年轻播音员顶替，效果相去甚远不再听了。又转而听过中央台还是北京台的曹灿说《艳阳天》，觉得也比不上陈淳，后来就不再听说书了。

从收音机里还听过一些歌舞团演出，舞是看不到的，自然不留什么印象，歌却唱的好听。记得当初南京军区司令员传奇人物许世友曾经带了一个红小兵歌舞团到上海交流演出，轰动一时。电台里不止一次播放那些演出，一个小女孩独唱音色甜如杨钰莹，让人入迷；还有一个小男孩唱《智取威虎山》里的“溯风吹”，虽然尚未脱去童音，其老练娴熟的唱腔拿捏却大有沈金波（《智取威虎山》里的203首长）风采。那些演出想必给许司令脸上增添了不少光彩的。另一个印象深刻的是上海的一个什么歌舞团的汇报演出，那里面有朱逢博，总是先唱一曲《北风吹》，然后来一段《红头绳》“人家的闺女有花戴，我爹钱少不能买，扯上二尺红头绳，给我扎起来唉唉”，继之再唱一个采茶歌，“同志哥，请喝一杯茶呀请喝一杯茶”什么的。朱逢博的嗓音十分好听，很温柔江南女子的印象。后来她与李谷一成为一时中国最具人气和代表性的歌唱家，我个人更喜欢朱逢博一些。

我们家的那只收音机短波能收到港台节目，也许是有电波干扰，声音忽高忽低不时并伴有“刺啦刺啦”的噪声，好像《永不消逝的电波》里孙道临联络延安，呼叫“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是黄河”时，发报机里发出的扭曲而稀奇古怪的电波声。但如果有耐心，还是能够听到港台歌手的唱歌。二弟读中学时，一度常常喜欢收听那里的节目。我有时也跟着听听。从那里听到了很多台湾歌手唱歌。邓丽君凤飞飞高凌风刘文正还有一个张帝等等最初都是从那里听到的。文革时所谓收听敌台广播曾经是一项可以判刑的罪状，到二弟听那些港台歌曲时，尽管时过境迁社会上的政治氛围已经大为缓解，但经历过文革的母亲依然觉得十分紧张，总是在边上叮嘱：轻一点轻一点，社会很复杂，让别有用心的人听到了去告密不得了的呀。但其实，那之后没过几年，邓丽君就小邓不输老邓风行中国大陆了。

关于家里的那只收音机还有一事可以一提。那只收音机曾经坏过几次，是我们一个邻居帮助修好的。那个邻居很有意思，他是中文系老师，古典文学专家，九十年代后是著名教授还是某民主党派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但在文革时期，他只埋头于捣鼓半导体收音机，自学成才成了半个专家，邻居们家里的收音机出了故障都找他，他免费给大家修理。文革之后，他重操旧业回归古典文学，半导体大概不再捣鼓了。

那只收音机陪伴着我们读过了少年时光，七十年代末开始有了电视机，收音机地位退居其次。八十年代后期我去日本，由日本回国探亲时家里已不见那只收音机，询问母亲之下，知道母亲搬家时处理了一些旧家具，那只收音机也在其中。那只收音机曾经带给我们的快乐时光时或还会想起，而想起那些时光，那只收音机也会一并在眼前浮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