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起來，我已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了，成為海一代，似乎是偶然，卻也順乎自然。

　　眷戀故土的人– 黃浦江畔夢碎

　　說成為海一代是偶然， 因為我家世代本屬於中國最不喜歡遷移，更不用說遠走異國他鄉的上海人。我這裡所說的上海人，和現今居於滬上自稱上海人的居民乃不同的地域群體。眼下上海兩千多萬人口中，實際上真正的上海本地人，也許碩果僅剩大約30幾萬人。這些才是上海的原住民，他們不自稱“我”，更不會把“我”字像現在的新上海人發成“哦”音，家祖父一向自稱 “伲”，伲字聽上去平實安詳，令人想起了泥土，“伲”字本就是人和泥的混然天成，況且，人不正是生於土，歸於土嗎？

　　上海本地人一向眷戀故土，有着向土裡去尋找生活的傳統，大多人家祖傳有三畝五畝或十畝八畝土地，宅基地上建有樸實無華的平房，多數安於本分，樂天知命，不羨皇帝不羨仙，關起門來過自家的日子。上海本地人也委實平庸無奇，絕不精明，加上普遍智商平平，能在商海官場或學術圈出人頭地的，絕對是鳳毛麟角；儘管如此，本地大老倌們卻有着海納百川的氣度，近世紀來，不管你是外來的白俄或猶太人，還是本國的寧波人，蘇北人，安徽人，廣東人，山東人或東北人……無論你是來避難，逃荒抑或是來尋夢，冒險或淘金，一概來者不拒；任由大家在伲厄(我們的)家門口疊床架屋，翻江倒海般地折騰，聽憑你搞得風生水起，發家致富，賺得盆滿缽滿，上海本地人始終不為所動，淡定安詳地延襲着祖宗幾百年傳承下來的生活方式不變。

　　家祖父本是花農出身，終其一生，栽花植草，經營着自家的花園苗圃。即便傳至家父一代，他讀了九年法文洋書，家居也搬遷到了舊上海的法租界上，那年頭每到周末，父母老是帶了我和姐弟往鄉郊的祖家老宅田園裡跑，在那裡消磨大半天時間，回來時，常常在三輪車上滿載了自家田裡出產的蔬果豆類鮮花等各種農產品，卸在弄堂過街樓的地面上，請鄰居們隨意取用，與大家共享農田帶來的新鮮收穫和樂趣。

　　隨着社會的變遷和城市的發展，祖家的故園苗圃先後被政府無償徵用。再到後來的文革時代，連自住的家居，也由革命委員會安排住進了四五戶人家，屋主變成了房客，還被勒令繳付房租和“補繳”欠租，匪夷所思。當然，一國蒙難，殃及萬戶，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然而，童年時田園生活的樂趣卻早已在我心中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話說回來，失去了土地和家園，還不足以叫人下決心遠走他鄉，最不堪的是對家國的未來失去了信心，才最終半是無奈，半亦自然地踏上了移民不歸路。

　　其實，在上世紀，眷戀故土的中國人豈止車載斗量？早年的移民即便已在異國落地生根，開枝散葉，卻總難割捨生於斯，長於斯的那片多災多難的國土，百年來，無數留洋的志士學人，稍有觸動，就像一群群固執的海龜，前赴後繼，躍入大海大洋，義無反顧地向着東方故鄉的海岸奮力回遊，共赴國難。然而這樣一種與生俱來的家國戀情，到頭來幾乎無一例外，都令那代老海歸們從希望到失望，再從失望到最後徹底絕望。1949年之後的歷次政治運動，寫下了舉不勝舉家破人亡的心酸故事，老海歸們的家國情結最終都被碾得粉碎。已故旅美歷史學家唐德剛教授一首小詩的上半闋，簡明地詮釋了這種現象，他寫道：“若是留在大陸，五關怎能飛渡？假如去了台灣，綠島必定常住。生個右派嘴巴，加上白專肚腸，黃巢殺人千萬，怎能不在其數？”

　　一位基督徒老海歸，隔壁鄰居兼我的英文啟蒙老師李好善教授的故事，常令我扼腕嘆息。李好善教授早年留美，學成後歸國，曾在上海滬江大學任文學院院長。文革後，他那也是留美的夫人畢鎬英女士曾私下對我這個小字輩說過：“我們這代人很不幸，一生在戰亂中度過，從民國以降，軍閥混戰，抗戰，內戰，好不容易盼到解放，期望回國效力，安享老年太平，沒料到是這樣的結局。”

　　原來，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歸國後的李好善教授突然被滬江大學逐出，罪名是 帝國主義走狗，從此他賦閒在家。文革前，還常能聽到隔牆的教授一家彈着鋼琴唱唱讚美詩，文革開始後，琴音歌聲消失了。偶爾見到鶴髮皓首的李好善教授拿了個小板凳，坐在一群里弄家庭婦女和老頭們中間，開小組會，學時事，讀毛選，不知當時教授心中作何感想。不過，若和他同時代的海歸知識份子們相比，李先生應當還屬大幸，因為他早早就被逐出了校門，由此也失去了所屬單位的監管，小隱隱於野，無意中竟逃過了文革一劫，倖免被殘酷批鬥的惡運，不然必定遭遇更不堪的結局。

　　文革結束後，李教授在美國的長子聯繫上了他，為他辦妥了赴美國的簽證，不料在1980年的一個夜晚，逾80 高齡，就在次日要登機赴美的教授，也許是過於激動，竟在當晚突發心臟病去世了，抱憾未能在闊別四十多年後去圓和子孫重聚的夢。

　　我參加了李好善教授的葬禮，靈堂裡迴盪着德沃夏克的樂曲“回家”。此後我常常會記得這一幕。除了心中思忖：“早知如此，何必當初。”另一個問題也常糾結在我的腦際：“回家回家，天涯海角究竟何處能覓一個家？”

　　五年之後的1985年，冥冥中的安排，也許正應了西諺“Life begins at forty”(人生從四十歲開始)之說，我四十歲那年，自己竟也踏上了赴澳洲之路，不期然地成了名副其實的海一代。

　　離鄉背井的人– 南天澳洲夢圓

　　澳洲人慣常說的“The Great Australian Dream”（澳洲夢），是指能擁有一幢自家的小屋，花草繁茂的前園有木籬（picket fence）圍繞，後院放置着燒烤爐（BBQ），有寵物和小孩在戲鬧。澳洲普羅民眾的心態，很像上海本地人，大多閒適和平，很實在，不攀比，不尚虛空；熱愛自己的家庭生活，業餘不可或缺的休閒活動少不了園藝，衝浪，游泳，澳式足球，扳球等，啤酒和戶外燒烤則是經常的周末餘興。

　　因此，初到濱臨太平洋的海港城市悉尼，除了覺得新鮮，我竟有了不少似曾相識的感覺。一些童年時的朦朧記憶，似乎被喚醒了。大多數澳洲人說的英文並非中國學子熟悉的英音（British accent）或美音（American accent），他們說着明顯帶澳洲腔的英文，澳洲人常常頗為自得自嘲地說：“We write English, but speak Australian.”（我們寫英文，但是說澳語）可不是，我的祖輩不也是寫着中文字，卻說着濃重口音的上海本地話嗎？

　　我的澳洲夢始於1988年，在澳洲的花草泥土中，我分明嗅到了上海祖家田園的芬芳，於是忽然萌生了想要在這兒安家落戶的衝動，就在那一年，我竟不假思索，向銀行辦妥了房貸，簽下了一個購屋合同。那房子原本是青年牧師柯林斯儉樸的小木屋，小屋室內約一百平方米，三室一廳，很乾淨整潔，坐落在大約六百平方米的前後園土地上。柯林斯牧師有三個小孩，那年他太太懷了第四胎，他們要換大些的家居，所以將此屋上市出售。也許因為孩子多，他們很忙，前後園除了修剪得頗為整齊的草坪外，鮮有栽種其他花木植物。這倒正合了我的心意。

　　遷入新居後，少不更事的兒子對我說：“阿爸，你怎麼買了這樣一幢破房子？”我說，“兒子，房子並不破，只是簡樸罷了，我買的是房子，目的只是安家。需知，房子（house）和家 (home) 並非兩個等同的概念，這些你以後慢慢會明白的。”當年，這間座落在悉尼外西區的板屋平房，是我花八萬八千澳元就連地帶屋買下的寒舍，在我家鄉上海徐匯區那些住在 “上只角”的 “老克勒”們的眼中，這只不過是窮人或工薪階層居住的“下只角”罷了。然則，上海本地人從來不與人家攀比，更何況我舉目無親，阮囊羞澀地來到一個新的國度，對此地毫無貢獻，又怎能有非分之想？我們失去了故園，能在異國他鄉覓得一方淨土，安下身來，於願已足，夫復何求？

　　接下來的日子，在工作學習之餘，我的時間精力幾乎都花在前後花園裡。也許血液中本就有着祖上花農的遺傳基因，蒔花弄草我早已無師自通，加上澳洲得天獨厚的園藝底蘊和周遭氛圍的潛移默化，我如魚得水，自此不分寒暑晴雨，不斷添磚加瓦，抬石壘土，栽花植樹，許多年下來，除加建了二樓，竟也打造出了花草繁茂的前後園。平心而論，我的澳洲鄰居大多是懂得美化家居環境的，他們的花園都爭妍鬥豔，有型有款，各具特色。不過漸漸地，我發現他們也開始在我的家居前駐足觀望，還常常發出一些真誠由衷的讚嘆，並主動和我交流園藝的心得體會。

　　記得幼時讀過豐子愷先生的“緣緣堂隨筆”，他老人家曾在書中聲稱，即使秦始皇拿阿房宮來換他的緣緣堂，他也不做這個交易。豐老先生的執拗和上海本地人與生俱來的“既狹隘亦寬廣”的本性很合拍，所以我能體會到他對自己家園的摯愛之心。同樣，我也格外珍惜自己能擁有一個素樸的家（a modest  home），且深感家居不受侵犯是何等難能可貴。值得欣慰的是，在民主國家，私家居所是得到法律制度保障的。英諺有雲: “An Englishman’s home is his castle.”  一如我們常說的，自己的家是“風能進，雨能進，皇帝不能進。” 西諺又云：“Home is where your heart is.” （心安之處即是家）。近30年來，我享受着澳洲生活的安寧閒適和內心的恬淡平靜，“夢裡不知身是客”，不知不覺竟常常將他鄉當作了故鄉。

　　生活中偶遇的一些小事，也常使我感慨不已。時光飛度，我中年時抵澳洲，如今不覺已年近古稀，雖尚未老態龍鍾，但心中已服老，每次駕車出行，車中必備手杖，留意步行安全。有次，我在油站給汽車加滿油後，步入室內付款，將手杖倚在櫃檯前，不小心手杖滑落在地，還沒等我意識到，離我身後兩米左右的一個二十來歲的澳洲青年，已急急先跨上一步，將手杖從地上替我檢起，交還予我。

　　我謝了他，他禮貌地微笑作答，年青人英俊灑脫，衣著典雅入時，卻低調不顯山露水。我啟動車子離開時，見他也回到了車上，座駕是一輛新款的Porsche （保時捷)）跑車，顯然是中產人家的子弟。出身殷實，卻教養良好，彬彬有禮。這樣一代陽光新人，在澳洲絕不鮮見。類似溫良恭儉讓的人和事例，我經常親歷目睹。數算下來，澳大利亞僅僅兩百餘年歷史，就業已從立國之初奉行野蠻殘暴的殖民制度和白澳政策，迅速蛻變發展成一個民主自由，高度文明與平等和諧的現代化國家，怎不令人感慨。

　　走筆至此，南半球的澳洲已進入冬令，即使白天陽光和熙溫暖，入夜後，悉尼的戶外也使人感到陣陣逼人的寒意。從2006年起，澳洲慈善機構新南威爾士洲的 St. Vincent de Paul Society組織發起的《總裁露宿街頭》活動，在今年已進入第八個年頭。過去七年來，每到6月21日，悉尼一年中最漫長的寒冬夜晚，許多大公司的總裁（CEO）， 呼朋引類，相約了在悉尼街頭露宿，通宵達旦，以這個活動來體驗無家可歸流浪街頭人士的困苦，喚起世人對弱勢群體的關注，並帶頭捐出善款，幫助露宿街頭的人們回家。截至去年，七年活動下來，總共已經收穫募捐款項一千三百萬澳元。而今年該活動的目標更預期吸引多達一千二百名公司高層主管參加，期籌七百萬澳元善款。如此充滿愛心的社會，真正體現了“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悲天憫人情懷。難怪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在2013年3月14日公布最新世界上一百八十七個國家和地區人類發展指數（HDI）的排名榜上，澳大利亞高倨全球第二 位（挪威第一）。

　　環顧變幻無常的世界，作為海一代老人，身處澳洲福地，除了感恩，更時時祝願澳洲“天常藍，地常綠，國常泰，民常安”，也常翹首北望故國，祈天佑中華，世界大同，早日建成民主憲政的社會。在當今世風日下，人心浮躁的環境中，世人熙熙攘攘，皆為利來利往，老朽人微言輕，也許不合時宜，但孜孜不倦常用上海本地人的祖訓，對自己的小輩發聲：“布衣暖，菜根香”，“寧可正而不足，不可邪而有餘”…

　　依然記得，1994年我入了澳籍，入籍儀式結束後，我獨自在悉尼海德公園內靜坐良久，回顧移民歷程，內心五味雜陳，百感交集，身處彼時情景，禁不住默誦起上文提及的唐德剛教授小詩的下半闋：“歷史原有偶然，命運實難自算，作了天朝棄民，竟能苟延殘喘，豈是歪打正着，或乃蒼天垂憐？所幸夕陽還在，慢慢寫他則個。”

　　有感於此，在南半球冬令夕陽斜照下，我這垂垂老去的海一代，藉此萬維15周年慶典，來貴網湊湊熱鬧，款款寫下如許瑣碎心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