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我是客家人，有風霜飄泊的傳統。小時聽村里老人說：男兒志在四方！長大後讀《詩經.公劉》，為公劉率祖先干戈戚揚大遷徙感動；讀歷史，又為周文王周武王挺進中原，建立青銅時代偉大的中華文明所吸引。那時高音喇叭天天“青山處處埋忠骨”，“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讓我骨子裡生成一種感覺：不管走到哪裡，我就是我，不在意國不國籍問題，直到兩年前一個夾塞不成跟我鬧翻臉的伊朗人逼我思考這個問題。

　　一個廣交會的早晨，我在大堂換匯。一位想夾塞被我阻止的伊朗人惱羞成怒把我的美國護照當靶子，當眾嚷嚷說我明明是中國人，怎麼會是美國人，這豈不背叛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國家，恬不知恥云云；直到我換完匯往外走仍喋喋不休。我停下來問他，“如果我不是美國人，誰是美國人？”朋友大衛也援引美國經典插一句，“任何人都可以是美國人。”可他除了像吞了精神勝利丸似地亢奮重複“你是中國人，不是美國人！”終不可理喻。

　　人生難免遇到小人。像他這樣為掩飾小不德就要祭出民族國家大旗遮羞的人我從小到大祖國上下常見，本不稀罕。只是他提的問題橫豎不去，逼我想：我為什麼是一個美國人？應該不應該做一個美國人？敢不敢做一個真正的美國人？如何做華裔美國人？

　　一. 我為什麼是美國人？

　　我能成為美國人首先要感激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而我從中國籍變成美國籍則是一個臣民到公民的歷程。

　　18歲時曾聽一個故事，說一個歸國華僑受迫害不得不再度離開中國，過羅湖橋回望五星紅旗熱淚滾滾，心裡喊：“親愛的祖國我不得不再次離開您！”那時我已輟學務農四年，一天掙不到8分錢，有一回還餓得胃痛在田埂上打滾。聽說外面的世界能吃飽，就不明白那華僑想矯什麼情，想當怎樣一個愛國的叛國者？高音喇叭天天教誨國外的花花世界很險惡，可我想，如果能讓我這個“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出去走一遭，我就是上當受騙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如果我那時出國成為美國人，如今還想貼個“愛國”標籤，我可以說句場面響亮的話：“那是叫四人幫逼的！”信不信由你！

　　但我不是那時出的國。我是中國已經撥亂反正，已經改革開放，已經有人當萬元戶，自己也蒙改革之惠上了大學，讀了研究生，當了大學老師之後才出的國。初衷跟很多人一樣：學成是要海歸的。

　　可我終究沒有回去並成為美國公民，除了自己笨，學業未了和隨大流的世俗原因，還有以下幾個原因：

　　（1）自我放逐

　　我78年上大學時跟同時代人一樣仍受文革影響，熱衷政治，以為政治是改造中國的根本，直到讀研究生應該從此只做學問了仍思路不改。

　　一天在宿舍里跟幾個研究生同學熱談社改，讀現代文學的王小姐在一旁聽了很久，然後說，“中國百年中政權換了一個又一個，統治方式，特別是思想統治方式根本沒有變化。你們一談社改就談政治運動，政權更替有什麼意義？”這話印在我的腦子裡，成為幾年後我在南加大禮堂對南加州中港台大專院校聯合大會演講思路的出發點。在演講里，我強調百年中國革命急功近利，揠苗助長，每一場政治革命的結果都換湯不換藥，反而把社會中積蓄起來的人民力量催毀乾淨。

　　在接下來的另一場演講里，我分析世界歷史中民主社會的形成和商業社會發展的關係，意識到任何沒有自身利益的代表，不管其本意如何真善美，要實際代表全民利益不可能。替天行道不可能讓人民獲得權力。民主是利益互相妥協的產物，唯有商業社會的立約，履約和護約成為社會日常生活的基本部分時，一個社會才能在普遍的不同利益集團的衝突與妥協中形成民主和法制的基礎。推翻專制政權容易，沒有基礎想建立民主社會萬難。從此從心底里認同中共1981年《關於建國以來黨的歷史若干問題的決議》，擱置意識形態爭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策略。以自己的才疏學淺，蔫憤寡謀，回國只會添亂，所以我決定不回中國，放棄進一步的學業，到一家玩具進出口公司當經理，每年從中國進口大批玩具，在那裡辦了綠卡。後來自己成立公司，從中國進口紡織器材，帶技術員回中國幫工廠改造技術，並在爾後十幾年為眾多前進中國的公司翻譯了很多文件。在謀生的同時把它們當做參與中國商業社會建設的勞動。想法是很阿Q的臣民思想。

　　（2）兩個孩子

　　我的兩個孩子在90年代中後期出生。他們還很小我就常一人帶他們“回”中國。對孩子來說，他們是去中國，回美國，一頭是家；對我則是回中國和回美國，兩頭不是客。出門一本中國護照兩本美國護照，對孩子是美國公民這件事沒特別的感覺，直到有一天，我帶老大去看一個叫羅夫的客戶並一起吃午飯。

　　羅夫曾在美軍服役，冷戰年代常隨機運輸導彈到歐洲部署。一次飛機失事，後背受傷，退役後到他現在的公司當總經理，幹了幾十年，本周退休，所以今天見他感覺他比平常激動。我們吃完飯出來，餐館門前掛着一面美國國旗，剛好颳風，星條旗獵獵作響。羅夫跟我的兒子說，“來，對國旗宣個誓。”六歲的兒子利索地宣起誓來。完了羅夫問他，“你明白你剛才說的話嗎？”兒子點點頭。羅夫接着問，“那這面旗子代表什麼？”兒子說，“它代表我們的國家。”羅夫一把把兒子抱了起來，說，“你明白讓我很為你驕傲。”兒子的一句“our country”突然讓我意識到一個自己一直沒在意的事實：不管我以什麼理由以什麼方式來到美國並在美國如何思想和生活，我們的孩子在這裡出生，我們的家在這裡扎了根，無論我們怎麼要求孩子保留和繼承中國的語言文化，他們將在這個國家成長，生活；他們和他們的後代將世代與這個國家榮辱與共。

　　（3）為出入自由

　　接下來，我的業務可能需要我常去墨西哥和歐洲，為避免簽證，進出自由，我便申請加入美國籍。借公民考試，我認真補起美國歷史課來。在眾多精彩的美國歷史開拓故事中，有一件早期發生的事讓我吃驚。

　　1682年4月9日，在經歷了兩個月的沿河探險之後，法國探險家雷乃.羅伯特和他的隨員來到密西西比河與墨西哥灣的交匯處。在那裡，他往地上插了一個十字架，並給十字架披上外衣，然後以上帝和法國國王的名義宣布所有與密西西比河流有關的山川湖泊支流海域港口乃至居民統統歸法國所有，憑他這個簡單荒唐的舉動，法國獲得了北美大陸的一半土地，並得到當時擴張中的所有西方國家的承認。由此讓我聯想到同期在中國發生的有關出國移民的事。

　　在同時期的明清兩朝，皇帝和官員禁止中國人到海外經商和定居。1603年馬尼拉的中國人遭大屠殺，明朝官員卻譴責所有到海外定居的華僑是愧對祖墳的逆子，不值得陛下關心。1712年清朝皇帝下令禁止中國人外遷；1717年敕令准許已出國的中國人返國定居而不予懲處；1729更敕令規定中國人返回日期，逾期不得返回。

　　兩相比較讓我惶恐灘頭說惶恐。我加快了申請步伐，讓自己成為美國公民。

　　二. 應該不應該做一個美國人？

　　我已經是美國公民，再談應該不應該似乎很荒唐。其實不然。波士頓馬拉松賽跑爆炸案嫌犯焦哈爾是剛入籍不久的美國公民，不少恐怖分子嫌犯也是歸化的美國公民。華爾街日報曾追問過這些人，說他們既然宣誓對美國效忠然後成為美國公民，為什麼卻仇視美國並犯下攻擊美國的罪行。他們的回答是，他們宣了誓，但不等於就要效忠美國，心裡覺得其實不應該成為美國人。在我認識的華人同胞中，有些人在美國罵美國，在中國罵中國，走哪兒罵哪兒，好像是做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的人都是不應該的。我還發現有不少從大陸出來歸化成美國公民的人在祖國日益強大面前生出某種後悔或內疚感來，所以我覺得這時談談應該不應該其實是很應該的。

　　我小兒子高中9年級時14歲，上演講課選了外交政策答辯項目，經常研究各國政策。一天，他回家跟我談到中國的一胎化政策，繼而談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談着談着，他突然對我說，“鄧小平，他給了我生命！”一向倔強的他眼裡竟然含着淚水。他顯然是一方面感激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一方面在申訴他的生命權力。我曾撰文提到過中國政府的計劃生育是中國在人類控制人口方面作出的巨大犧牲。可犧牲畢竟是犧牲，而且是政府替天行道，百姓買單。我跟兒子坦承自己對這件事很矛盾。他拿出一本書，書名是 Policy Paradox《政策的矛盾》，說，“你也別糾結，這世界本來充滿矛盾。”那天兒子申訴他的生命權力為我的“應該”做了一個解釋。

　　常人說“應該”通常有兩種含義：第一是合道義，第二是合算。

　　就道義而言，作為炎黃子孫應該不應該成為美國人？如果站在臣民的立場，你就萬不應該，就像明朝官員說的，到海外定居放棄祖國國籍而加入外國籍是愧對祖墳，數典忘祖的事；但如果站在公民的立場，應該不應該取決於你，做什麼選擇是你的權利，因為任何人都有與生俱來不可剝奪的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如果論合算，單純講物質利益、享受自然和社會的人文環境，保持中國公民持綠卡跟美國公民沒有差別，但如果你不是寄居，而是想成為社會的一員，擁有權利爭取自身或自身族裔或集團的政治權益，在美國社會有自己的聲音，盡一個社會成員應盡的責任，你就應該成為美國人。只有成為美國人，你才能投票，才能任公職，才有資格當陪審員為美國社會的公正和公平盡一份力量。

　　長住美國卻保持中國護照持綠卡就如處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林波狀態，猶如二等公民，即使你心懷祖國，或想關心華人自身族裔的權益，你不是公民就沒有政治權利可以讓你在這方面有所作為。我的小兒子今年16歲。他今年暑期開始做一項研究，調查華人第一代移民的身份認同（到底認同自己是中國人還是美國人）。為此他在 UCLA 請教一位教授。教授跟他說，如果你想做移民研究並想把報告發表，你最好做更吸引人的題目。於是他從國際關係的角度想當然地想調查華裔美國人在美國的遊說團體及該團體的未來發展，以為華人跟以色列人一樣可以影響美國對中國的政策，因為他覺得中國經濟的發展被外界誇大，造成美國人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誤解，同時還覺得美國在中國周邊國家部署了很多導彈，華人應該有遊說團體影響國會加深對中國的了解，避免兩國關繫緊張，擦槍走火，但初步調查結果讓他大失所望，只好放棄。他得出結論：不僅第一代華裔美國人不可能有，就是第二代第三代都不可能有影響國會的遊說團體，因為大多數第一代華裔美國人只關心自己的孩子，只希望孩子當醫生，工程師，離政治越遠越好。不管他的說法是否幼稚或是否正確，有一點不難論證：你想在美國發揮自己的政治影響爭取自己以及自己族裔的權益，你首先應該成為一個美國人。

　　三. 敢不敢做一個真正的美國人？

　　入美國籍做一個美國人不存在敢不敢的問題。你可以做積極的美國人，也可以做消極的美國人；你可以做一個一邊吃政府救濟一邊罵政府的美國人，甚至做一個吃裡扒外身在曹營心在漢的美國人；但如果你想做一個真正的美國人，在美國當家做主，你必須有理想，有勇氣，有責任心，敢於自主。

　　什麼叫真正的美國人我們無法在意識形態找到統一答案。美國作家亨利.詹姆斯說，“做一個美國人是一個複雜的宿命。”美國是實用主義國家，可富蘭克林.羅斯福說，“因為我是個理想主義者，所以我知道我是美國人。”杜魯門說，“作為美國人你從哪裡來不重要，重要的你有一個信念，即人人生來自由、平等，並有權得到平等的機會。”

　　Scholastic 網站有一欄專門刊登“做美國人意味着什麼？”有一組是10歲到12歲兒童的答案。在他們的答案里，最普遍的字眼就是“自由。”其中我最喜歡的是威州10歲小孩尼爾的答案，他說“做美國人對我來說意味着自由和公平，同時我還覺得是一個很大的責任。”（ To be an American for me means freedom and justice. I also think being an American is a big responsibility.）

　　我問我家老大，什麼是美國人？他說，“做一個美國人意味着你可以在法律的保護下，在沒有壓迫、沒有歧視的情況下做一個真實的自己。”

　　我覺得做一個真正的美國人，首先要敢於承擔最基本的公民義務：納稅、投票和當陪審員。在這三項基本義務中，我跟大多數華裔美國人一樣，在納稅方面表現較好，在投票和當陪審員，特別是當陪審員方面表現較差。說輕一點兒，這就等於在社會中白出錢，沒聲音；說重一點兒就是自己作為大陸來的移民，習慣於沒有權利，當這些用生命換來的權利送到跟前時，卻覺得是個負擔。我成為公民之後的第一次大選沒參加投票。我的大兒子問我為什麼沒去，我說裡邊沒有我喜歡的候選人，而且對地方候選人和各項提案都不了解。第二次投票我參加了，因為我的老大跟我說，你以前沒去投票的理由都不是理由，如果你不投票，你就沒有權利批評政府。如果你不了解候選人，不了解提案，你就應該提前去了解。他鄭重地說，“這是你的權利也是你的義務啊，爸爸！”在陪審員方面，我頭幾年也是能推就推，後來還是接受了小兒子的批評才開始積極參加。他也跟他哥哥一樣，批評我說，“如果你不參加陪審團，你就不要抱怨社會不公平。”

　　其次，要敢於改變在精神上依賴祖國的習慣，培養自我做主的精神。第一代移民保持祖國傳統和關心祖國文化是自然的，但如果我們想做真正的美國人，把美國當家，我們就應該減少精神上對祖國的依賴。早期的華人在美國勢單力薄，當年的社會比現在要殘酷和不公平得多，而且他們文化不高，語言不通，社會地位普遍低下，所有一直有一種矛盾的生活觀念。他們一方面因祖國落後來到美國謀生，另一方面卻在精神上十分依賴家鄉和祖國。從早期的移民故事到我日常聽新老華僑談話，經常有“祖國強大國外華人才有地位”這句話。作為新一代的華裔美國人，我們必須有勇氣放棄“祖國強大海外華人才有地位”的子民思想，而應該在自己的思想上找到跟自己實際生活中獨立打拼行為相符的自主觀念。美國黑人並沒有黑人的祖國幫助他們提高地位，是他們自己不懈的鬥爭和奉獻，他們的甘願坐牢，和平行軍和集會為他們從最低的奴隸階層開始直到贏得平等和當家做主的權利。他們在美國人口比例中僅占13％，但他們已經實現黑人孩子當總統的夢想。美國黑人在政界、文藝和體育界舉足輕重，碩果纍纍。他們的成就影響和改變了世界對黑人的認識和態度，是他們為他們的祖國而不是他們的祖國為他們提高了黑人在全世界的地位。

　　第三，敢於承認自己不完美，寬容不同的觀念和事物。中國的傳統為人如孔子說的，要日三省其身；後來打倒孔子不興了，又有諸如嚴格要求自己等等的教條，要求高到是凡人都做不到，最後只好上上下下說一套做一套，糧食產量最高的縣餓死的人最多這樣的怪事常見。在美國，你可以從烏托邦的嚴格要求中解放出來，因為美國上上下下都強調是人都會犯錯。人人都會犯錯，人無完人的觀念是美國多民族能融合相處，作為國家能夠原諒歷史宿敵，化敵為友向前看，能在整個二十世紀領導和維護世界和平的基礎。中國作為文明古國，好的教條很多，但常常是好得出奇卻惡到極致，其中之一就是對待曾經當過俘虜的自己人極端殘忍的蔑視態度和非人性的道德處置，罔顧他們作出的重大犧牲和屈辱，把他們視為有礙自己完美臉面的奇恥大辱。而在美國，俘虜是英雄，是受人尊敬的鬥士。林肯在美國南北戰爭結束時對南方投降官兵作為父母兄弟的尊敬，1973年尼克松把越南釋放的美軍俘虜請到白宮敬頌英雄，都是人類文明史上處理人際關係的偉大範例。我們只有承認自己不完美，原諒自己的弱點，才能懂得真正尊重別人，才能寬容地讓所有的人做真實的自己。

　　第四， 敢於證明自己，創造美國華人自己的文化。

　　中國兩千年中央集權的歷史有摧毀和壓制文化的傳統，從秦始皇焚書坑儒到明清文字獄再到文化大革命，一脈相承。中國的哲學在戰國之後兩千年幾乎流派一片空白。中國文學千年來總是在躲躲閃閃中喘息生存。

　　拜改革開放之賜，我們來到美國。如今美國的華人數量越來越多，整個亞裔已占美國人口5%強。歷史給我們一個證明自己的機會，看我們敢不敢超越祖先的民族觀念，少隔洋顧盼，多關注自身？敢不敢檢驗我們在失去“陛下的關心”，“墮落於西方資產階級腐朽沒落的社會”之後是什麼德行？是否能不髒不亂不差？是否不再是一盤散沙？是否真喜歡民主，有民主的意識並在生活中履行公民責任做國家主人，還是只不過是杯弓蛇影葉公好龍？我們應該在性格上敢於跟中國20世紀前後的改革黨人和革命黨人那樣，以頑強的意志追求自己的理想，在思想上則要敢於跟美國制度奠基人一樣始終站在自己和人民的利益一邊。我們將以自己就是真正的美國人的態度與任何其它族裔美國人平等相處，同時學會以民主的方式團結和組織自己的族裔同胞，在我們美國的土地上創造出不同於大陸、台灣和香港的美國華人社會和文化，為我們美國的繁榮，為美國華人及其子孫的福祉，為打造新型的華人文化努力勞作。

　　四. 如何做一個華裔美國人？

　　我因階級成份的關係，初中畢業後輟學務農，從14歲到22歲，把最青春的年華留給了家鄉的土地。因為年輕，我的雙手一年四季長泡，長了破，破了長，勤奮勞作，忙得手上的老繭都長不起來。我們生產隊有64畝水田，二十多畝旱地，每個角落都有我的汗水，所以對家鄉和祖國的感情可以說是非一般人可比，但我很慶幸自己來到美國並成為美國公民，因為對我來說，只有來到美國才真正有機會了解中國，了解世界。

　　撒切爾夫人有句名言，“歐洲是歷史的產物，美國是理想的產物。”如果把世界跟美國比較，我們可以說世界上除了美國都是歷史的產物。歷史的慣性是驚人的，這就是為什麼百日維新時皇帝發了2百多個改革詔書卻一事無成。今天的中國已經改革開放，歷史已經前進，但傳統的力量強大，進程一定曲折。我們應該有充分的耐心，不再揠苗助長。我們在美國的華人如果真關心祖國就需要先建設好我們自己，打造美國華人社區內的民主，民主精神和民主妥協形式以及民主的組織與管理形式，有智慧有耐心地幫助和影響中國社會的發展。只以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叫喚，詛咒，放狠話或鼓動國民、民族和國家之間的矛盾和衝突都是在開倒車，幫倒忙。

　　現代民族國家是近一兩百年從西方開始流行的概念，它是歷史的產物。如同歷史上的所有產物一樣，它有發生就會有消亡。客家人、中國人、美國人首先是人。作為人，我希望民族國家作為歷史現象儘早消亡，而美國在民族相融方面的偉大成就讓我們看到了實現這種夢想的希望。民族國家產生和實踐的初衷是為了對民族國家的人民提供保護和給予尊重，但民族國家不應該是堡壘和領地，更不應該是監獄。我們反對一切以民族國家的名義加深民族之間的隔閡，反對以人民的名義壓迫人民。民族國家應該是人民勞作的田地，人民休養生息的花園，不同族裔和文化的迎客村。我們最應該記住的首先是人，而不是X國人。

　　作為華裔，我們有物盡其用，量入為出的優良傳統。目前以美國領先的世界經濟是以消費刺激生產的模式。這種模式在全球化過程中變得越來越艱難。其最大的弊端就是浪費資源，過渡消費和破壞環境。這種模式在歐美都有人反對。蘋果公司的創始人喬布斯當初就曾親身嘗試原始共產主義的生活。只是目前無論是社會主義，極權主義還是其他主義都未能找到一種既有生產效率，又有消費效力的經濟模式，只好讓位於這種可怕的消費刺激生產模式。這也許正是我們華裔美國人可以利用自己的傳統在這塊自由的土地上創造新模式作出貢獻的領域。

　　我的小兒子暑期在 UCLA 上一門《世界政治》課。他告訴我，世界政治跟國際政治的不同是世界政治包括了許多非政府的國際組織，如紅十字會和國際和平組織，他們在做許多政府做不了的事。因為這門課，他決定了他日後的目標，要研究國際關係和世界政治。他和我有一個共同的夢想，就是利用現代通信在西方政治的三權分立結構中增加一個虛擬分權機構，人民直接監督權利的機構。這個機構將動員民眾的力量，時刻關注和監督政府的決策和落實，時刻關注揭露財團投機操縱行為。在這個堆滿大規模殺傷武器的世界裡，我們不能把命運交給少數按着核武器按鈕的人的手上，人民必須成為拆除引信的主要力量；在這個貧富容易越來越懸殊的社會裡，我們不能單純依賴政府跟在惡性事件後面拙劣地修補條款，人民必須自己平衡財富。為此，他為這個機構起了個名字，叫做“民府，”並註冊了網站。我期待兩年後他上大學時我們一起開始實踐這個夢想。

　　《侏羅紀公園》的作者邁可.克萊頓說，人類的習慣是等到事情無可挽回時才着急。他希望將來人類的墓志銘不會是“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

　　我們作為人其實知道自己想幹什麼：我們想和平地活到天荒地老。只是我們說得太多，做得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