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是州政府的事”，在直觉上可以理解，但在法律和现实层面并不准确。州政府并不是只能管修路和发执照，它本来就有以公共健康、财政损失和州民利益为由提起诉讼的权限（parens patriae）。疫情对各州造成的直接支出、税收损失和公共卫生负担，客观存在，这并不是“蹭热度”。

当然，这类诉讼是否可能在司法上产生实质性结果是另一回事。在举证受阻、法制体系不可对接、判决难以执行的前提下，胜诉概率极低，这一点完全可以质疑。但把它简单说成“瞎起哄”，反而模糊了重点。问题不在于州政府有没有资格起诉，而在于当通过司法程序解决问题几乎不可能时，继续假装法律能解决一切，本身就是对风险的误判。

我认为这更像是一场与政治相关的风险信号的释放，而不是一场指望赢的官司。真正值得我们考虑的，应该不是“州政府该不该出面”，而是在司法无解的情况下，下一步该如何去风险化以避免悲剧version2.0，3.0，4.0等等再次降临世界。

密苏里州检察长 瞎起哄。

本来就不是州政府的事。

你说的完全符合现实。从世卫组织到澳大利亚的调查请求，中共国一直选择拒绝配合或用贸易制裁反击，导致外界无法获取原始资料，也无法独立核验病毒来源。无论是自然动物传染还是实验室泄漏，这些问题在现有条件下都很难得到结论性的确认。

进入美国法院的诉讼程序，本质上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举证困难、跨法制体系不可互认、关键证据无法调取，这些都决定了诉讼不太可能产生实质性结果。各州不跟进提起类似诉讼，本身就是对这一现实的理性判断。法律程序在面对系统性不透明和结构性阻断时，作用非常有限。

所以问题的本质，不在于是否“应该起诉”，而在于如何管理结构性风险。病毒扩散已经造成损失，而对抗性、不透明的制度让未来类似风险仍有可能发生。面对这种局面，单靠司法手段无法解决问题，唯有在技术、供应链和经贸关系上进行主动去风险化，才是理性的选择。

以前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赛要求中国提供进一步的原始资料。中国拒绝了。后来澳大利亚要求调查病毒的来源，中国对澳大利亚实施贸易制裁。好像现在无法确定是动物传染还是实验室病毒泄漏。如果进入诉讼程序，又会讨论这个问题。估计问题还是无法解决。病毒扩散对美国各州而言都造成损失，但是，其他州没有提起诉讼。估计也是考虑举证困难。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矛盾越来越多。中国政府不想解决这些矛盾，而是一味对抗。

即便相关当事人真的出逃海外、作为证人公开作证，问题也并不会因此得到解决。在一个拒绝承认外部司法权、拒绝第三方核验、拒绝证据互认的体系下，证人本身并不构成“可被承认的证据”。无论是地方官员的去向，还是研究人员的爆料，只要不符合其内部叙事，就可以被一概否定。事实在这里不是被反驳，而是被否认其成立资格。

当一个体系可以对公认的1+1=2直接宣称等于3，指鹿为马，而不承担任何制度成本时，真假就不再是证据问题，而是权力问题。也正因如此，继续寄希望于“更多爆料”“更关键证人”来完成举证，本身就是误判。在这种现实结构下，真相不是难以发现，而是不被允许成立。

你说的在程序层面是完全成立的。英美法系对举证责任的要求极高，法院不会因为举证困难而降低标准，这在加拿大、美国都是一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密苏里州的诉讼确实几乎不可能在传统司法意义上取得“实质性胜诉”，而且风险不小。这恰恰说明一个更关键的问题：这类诉讼本来就不是为了在两个完全不对称、不可互认的法制体系之间，得到一个“终局裁判”。

在现实中，美中之间不存在可共同运作的事实调查机制、证据交换机制和判决执行基础，指望司法层面达成一致，本身就不现实。所以这类诉讼的意义不在“赢”，而在于制度性定性与风险外显。通过诉讼把“无法举证”本身，转化为一个公共、可记录、可被政治和政策层面引用的事实。也就是说，关键证据之所以无法达到法庭标准，就是因为举证条件被系统性阻断。

从这个角度看，这类诉讼不是在浪费时间，而是在为后续的去风险化、制裁、资产限制，从而科技与经贸脱钩提供制度与舆论基础。法院可能驳回诉讼，但“驳回的理由”本身，就会成为政策判断的一部分。换句话说，这不是一场指望靠司法解决的问题，而是一场利用司法程序揭示“司法不可行性”的行动。在两个法制体系无法对接的前提下，真正不现实的，是继续通过正常合作与互信来管理系统性风险。

您好！

我对美国法院要求举证的程序不知道。但是，我经历过加拿大的法院要求的举证。法院不管你举证多么困难，仍然要求指控的一方举证，否则，就驳回诉讼。在很多情况下，对提起诉讼的一方并不公平，但是，法院就是那样要求的。所以，我觉得美国密苏里州提起诉讼要冒很大风险。

俞先生好！你看是否应该这样理解：
“病毒是否从武汉传出”，本身不是态度问题，而是举证结构的问题。关键不在于有没有线索，而在于：在一个信息高度封闭、原始数据不可独立核验、关键样本与记录被长期控制的环境下，外部世界能达到什么样的证据标准。

在开放的自由民主法制社会，举证可以依赖原始病例数据、完整实验记录、样本溯源、独立复核；但当这些材料要么被延迟披露、要么选择性公开、要么根本无法第三方验证时，讨论就不可能停留在“法庭级别的铁证”，而只能是基于间接证据、概率判断与风险评估的结论。

换句话说，这不是“证据不存在”，而是举证条件被系统性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只能根据已知事实作出理性判断：最早已知聚集性病例、最早的病毒样本、最早的传播链条，都集中在武汉；而对这些关键节点的调查，始终缺乏可独立核验的透明度。

所以问题真正应该问的是：

如果结论是清白的，为什么完整举证始终无法被独立完成？

如果真相经得起检验，为什么举证成本要被人为抬高到几乎不可能？

在风险治理和公共安全领域，透明性缺失本身就是风险信号。这不是定罪，而是理性判断的最低要求。当连这样的最低要求都无法满足时，从风险管理角度看，经贸与科技的彻底脱钩就成为唯一可行选项。仍然拒绝承认这一点的政界与商界，不是误判，而是贪婪与昏庸。

病毒是从武汉传出来的。问题是怎样举证。

把意识形态抬到“解释一切”的高度，当然是一种偷懒；对美国制度抱有道德幻想，认为100%完美无缺，也同样不现实。国家行为的底层逻辑，从来是权力、利益与技术结构，而不是价值宣言。但正因为如此，美中科技经贸是否脱钩，本质不是立场问题，而是风险暴露与制度相容性问题。当一个不可问责、不可校验的高度集权专制独裁体系，深度嵌入你的关键技术、供应链和数据结构时，风险是客观且累积的，不因你拒绝“意识形态化”而消失。武汉病毒大流行，就充分暴露了这个关键点。所以，美国当前必须首要考虑的就是去风险化，而美中科技经贸彻底脱钩就是首要。

AI也许会把人类推向“后历史”（是不是类似于你党的共产主义？），未来回看今天的美中博弈，可能像中世纪领主抢地。但通向那个阶段的过程，本身并不后历史，而是高度政治化、技术化、零和化的过渡期。算力、数据、模型控制权与制度信任，都会在此阶段被激烈争夺。所以问题不在于信不信意识形态，而在于是否看清阶段。在历史尚未结束之前，把关键技术与制度命运绑定在一个结构性高风险体系上，不是理性合作，而是主动暴露弱点。“后历史”可以期待，但前提是,你得先活着走到那里。

老兄，不要把意识形态举到至高无上的境地，也不要对美国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不过，如果对AI存有幻想倒是值得的，在未来的AI单极世界里，人类会集体迈向“后历史”的社会形态中。那时，看现在的世界和中美争斗，就像看中世纪的领主在抢田地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