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不是州政府的事”，在直覺上可以理解，但在法律和現實層面並不準確。州政府並不是只能管修路和發執照，它本來就有以公共健康、財政損失和州民利益為由提起訴訟的權限（parens patriae）。疫情對各州造成的直接支出、稅收損失和公共衛生負擔，客觀存在，這並不是“蹭熱度”。

當然，這類訴訟是否可能在司法上產生實質性結果是另一回事。在舉證受阻、法制體系不可對接、判決難以執行的前提下，勝訴概率極低，這一點完全可以質疑。但把它簡單說成“瞎起鬨”，反而模糊了重點。問題不在於州政府有沒有資格起訴，而在於當通過司法程序解決問題幾乎不可能時，繼續假裝法律能解決一切，本身就是對風險的誤判。

我認為這更像是一場與政治相關的風險信號的釋放，而不是一場指望贏的官司。真正值得我們考慮的，應該不是“州政府該不該出面”，而是在司法無解的情況下，下一步該如何去風險化以避免悲劇version2.0，3.0，4.0等等再次降臨世界。

密蘇里州檢察長 瞎起鬨。

本來就不是州政府的事。

你說的完全符合現實。從世衛組織到澳大利亞的調查請求，中共國一直選擇拒絕配合或用貿易制裁反擊，導致外界無法獲取原始資料，也無法獨立核驗病毒來源。無論是自然動物傳染還是實驗室泄漏，這些問題在現有條件下都很難得到結論性的確認。

進入美國法院的訴訟程序，本質上也無法改變這個事實。舉證困難、跨法制體系不可互認、關鍵證據無法調取，這些都決定了訴訟不太可能產生實質性結果。各州不跟進提起類似訴訟，本身就是對這一現實的理性判斷。法律程序在面對系統性不透明和結構性阻斷時，作用非常有限。

所以問題的本質，不在於是否“應該起訴”，而在於如何管理結構性風險。病毒擴散已經造成損失，而對抗性、不透明的制度讓未來類似風險仍有可能發生。面對這種局面，單靠司法手段無法解決問題，唯有在技術、供應鏈和經貿關係上進行主動去風險化，才是理性的選擇。

以前世衛組織秘書長譚德賽要求中國提供進一步的原始資料。中國拒絕了。後來澳大利亞要求調查病毒的來源，中國對澳大利亞實施貿易制裁。好像現在無法確定是動物傳染還是實驗室病毒泄漏。如果進入訴訟程序，又會討論這個問題。估計問題還是無法解決。病毒擴散對美國各州而言都造成損失，但是，其他州沒有提起訴訟。估計也是考慮舉證困難。中國和西方國家的矛盾越來越多。中國政府不想解決這些矛盾，而是一味對抗。

即便相關當事人真的出逃海外、作為證人公開作證，問題也並不會因此得到解決。在一個拒絕承認外部司法權、拒絕第三方核驗、拒絕證據互認的體系下，證人本身並不構成“可被承認的證據”。無論是地方官員的去向，還是研究人員的爆料，只要不符合其內部敘事，就可以被一概否定。事實在這裡不是被反駁，而是被否認其成立資格。

當一個體系可以對公認的1+1=2直接宣稱等於3，指鹿為馬，而不承擔任何制度成本時，真假就不再是證據問題，而是權力問題。也正因如此，繼續寄希望於“更多爆料”“更關鍵證人”來完成舉證，本身就是誤判。在這種現實結構下，真相不是難以發現，而是不被允許成立。

你說的在程序層面是完全成立的。英美法系對舉證責任的要求極高，法院不會因為舉證困難而降低標準，這在加拿大、美國都是一樣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密蘇里州的訴訟確實幾乎不可能在傳統司法意義上取得“實質性勝訴”，而且風險不小。這恰恰說明一個更關鍵的問題：這類訴訟本來就不是為了在兩個完全不對稱、不可互認的法制體系之間，得到一個“終局裁判”。

在現實中，美中之間不存在可共同運作的事實調查機制、證據交換機制和判決執行基礎，指望司法層面達成一致，本身就不現實。所以這類訴訟的意義不在“贏”，而在於制度性定性與風險外顯。通過訴訟把“無法舉證”本身，轉化為一個公共、可記錄、可被政治和政策層面引用的事實。也就是說，關鍵證據之所以無法達到法庭標準，就是因為舉證條件被系統性阻斷。

從這個角度看，這類訴訟不是在浪費時間，而是在為後續的去風險化、制裁、資產限制，從而科技與經貿脫鈎提供制度與輿論基礎。法院可能駁回訴訟，但“駁回的理由”本身，就會成為政策判斷的一部分。換句話說，這不是一場指望靠司法解決的問題，而是一場利用司法程序揭示“司法不可行性”的行動。在兩個法制體系無法對接的前提下，真正不現實的，是繼續通過正常合作與互信來管理系統性風險。

您好！

我對美國法院要求舉證的程序不知道。但是，我經歷過加拿大的法院要求的舉證。法院不管你舉證多麼困難，仍然要求指控的一方舉證，否則，就駁回訴訟。在很多情況下，對提起訴訟的一方並不公平，但是，法院就是那樣要求的。所以，我覺得美國密蘇里州提起訴訟要冒很大風險。

俞先生好！你看是否應該這樣理解：
“病毒是否從武漢傳出”，本身不是態度問題，而是舉證結構的問題。關鍵不在於有沒有線索，而在於：在一個信息高度封閉、原始數據不可獨立核驗、關鍵樣本與記錄被長期控制的環境下，外部世界能達到什麼樣的證據標準。

在開放的自由民主法制社會，舉證可以依賴原始病例數據、完整實驗記錄、樣本溯源、獨立覆核；但當這些材料要麼被延遲披露、要麼選擇性公開、要麼根本無法第三方驗證時，討論就不可能停留在“法庭級別的鐵證”，而只能是基於間接證據、概率判斷與風險評估的結論。

換句話說，這不是“證據不存在”，而是舉證條件被系統性破壞。在這種情況下，國際社會只能根據已知事實作出理性判斷：最早已知聚集性病例、最早的病毒樣本、最早的傳播鏈條，都集中在武漢；而對這些關鍵節點的調查，始終缺乏可獨立核驗的透明度。

所以問題真正應該問的是：

如果結論是清白的，為什麼完整舉證始終無法被獨立完成？

如果真相經得起檢驗，為什麼舉證成本要被人為抬高到幾乎不可能？

在風險治理和公共安全領域，透明性缺失本身就是風險信號。這不是定罪，而是理性判斷的最低要求。當連這樣的最低要求都無法滿足時，從風險管理角度看，經貿與科技的徹底脫鈎就成為唯一可行選項。仍然拒絕承認這一點的政界與商界，不是誤判，而是貪婪與昏庸。

病毒是從武漢傳出來的。問題是怎樣舉證。

把意識形態抬到“解釋一切”的高度，當然是一種偷懶；對美國制度抱有道德幻想，認為100%完美無缺，也同樣不現實。國家行為的底層邏輯，從來是權力、利益與技術結構，而不是價值宣言。但正因為如此，美中科技經貿是否脫鈎，本質不是立場問題，而是風險暴露與制度相容性問題。當一個不可問責、不可校驗的高度集權專制獨裁體系，深度嵌入你的關鍵技術、供應鏈和數據結構時，風險是客觀且累積的，不因你拒絕“意識形態化”而消失。武漢病毒大流行，就充分暴露了這個關鍵點。所以，美國當前必須首要考慮的就是去風險化，而美中科技經貿徹底脫鈎就是首要。

AI也許會把人類推向“後歷史”（是不是類似於你黨的共產主義？），未來回看今天的美中博弈，可能像中世紀領主搶地。但通向那個階段的過程，本身並不後歷史，而是高度政治化、技術化、零和化的過渡期。算力、數據、模型控制權與制度信任，都會在此階段被激烈爭奪。所以問題不在於信不信意識形態，而在於是否看清階段。在歷史尚未結束之前，把關鍵技術與制度命運綁定在一個結構性高風險體繫上，不是理性合作，而是主動暴露弱點。“後歷史”可以期待，但前提是,你得先活着走到那裡。

老兄，不要把意識形態舉到至高無上的境地，也不要對美國存有不切實際的幻想。不過，如果對AI存有幻想倒是值得的，在未來的AI單極世界裡，人類會集體邁向“後歷史”的社會形態中。那時，看現在的世界和中美爭鬥，就像看中世紀的領主在搶田地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