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总理卡尼最近访华，在舆论场中被一些人热烈欢迎，甚至被描绘为“修复与中共关系”“加拿大优先”的象征性一步。支持者普遍认为，世界已经改变，加拿大也必须调整外交策略，与中共恢复正常关系，并不等于与美国撕破脸，只要保持分寸、尊重礼仪，就可以在大国之间左右逢源。然而，这种说法在逻辑上看似务实，在现实中却极其危险，因为它系统性地忽视了中共政权的制度特性及其对外行为的一贯模式。 首先，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中共并不是一个可以用“善意-回报”逻辑来理解的普通国家行为体。中共政权内部缺乏透明、缺乏独立监督，也缺乏对错误的公开纠正机制。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外交承诺并不是一种稳定的契约，而更像是阶段性工具。武汉病毒爆发并非偶发悲剧，而是信息封锁、压制预警和责任豁免叠加后的制度性结果。将这种政权视为“可以正常修复关系的对象”，等同于假设其已经具备现代国家所必需的自我纠错能力，而事实恰恰相反。 其次，把“加拿大优先”简单等同于“与中共修复关系”，是一种极其浅层的国家利益理解。国家利益不仅包括短期贸易收益或外交场面上的缓和，更包括长期的公共安全、制度信誉和国际责任。支持者常说，加拿大已经“吃过川普的亏”，那点损失与中共相比不算什么，这种说法本身就暴露了问题所在：它把外交决策简化成情绪对冲，而不是基于结构性风险评估。加拿大在任何一段外交关系中真正需要警惕的，从来不是对方是否“态度强硬”，而是对方是否受规则约束。 第三，一些为卡尼辩护的比喻，例如把国家关系类比为私人情感选择，强调“泛泛之交、做点生意就好”，这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国家不是个人，外交决策的后果也不会只由决策者本人承担。公共卫生风险、供应链依赖、技术外流、对海外公民的胁迫，这些都是可以跨越国界、长期累积的系统性后果。一旦判断失误，真正付出代价的从来不是那些高喊“务实”的人，而是普通公民与下一代社会成本。 更关键的是，这类“示好论”往往刻意回避一个核心问题：责任由谁承担。如果与中共修复关系真的只是“正常外交”，那么当风险兑现、承诺破产或危机重演时，谁来负责？历史经验已经给出答案：在没有问责机制的情况下，责任往往被稀释、被遗忘，最终消失在集体失忆之中。正是在这种环境下，风险才会不断被放大，并转嫁给无辜者。 此外，将卡尼访华解读为“破冰第一步”，本身也值得警惕。破冰意味着过去的冲突可以被暂时放下，但并不意味着结构性问题已经解决。如果破冰的前提不是规则、透明和对等，而只是姿态与礼仪，那么这一步并非通往稳定关系的开始，而更可能是对方巩固国际合法性的工具。中共最擅长的，正是利用他国的“善意尝试”，来延缓外部压力、减轻国际问责。 最后，加拿大社会必须正视一个不舒服但真实的判断：继续纵容一个拒绝问责、压制真相的政权，并不会带来长期安全，反而会增加全球系统性风险。武汉病毒大爆发已经清楚地展示了这种风险如何跨越国界、殃及无辜。任何为了短期利益或政治姿态而为这种体制提供国际缓冲的人，客观上都在延缓必要的纠错，把未来更大的风险留给世界。 因此，卡尼的访华可以被视为一次外交尝试，但绝不能被神话为“理性回归”或“国家成熟”的象征。真正成熟的外交，不是对风险视而不见，而是在历史经验基础上建立清晰边界。加拿大真正的“优先”，不应是短期交易或表面和解，而应是确保制度性风险不被转嫁、公共安全不被牺牲、历史教训不被遗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