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性腼腆，不习惯和生人打交道，每到一个新的环境里总是很拘束，特别不适合一些场合，比如鸡尾酒会，端着杯酒走来走去跟生人聊天，做了这么多年外交工作还是挺别扭。虽然我人很聪明，擅长逢场做戏，即便是不喜欢的事情也可以表现得很完美，但是骨子里还是不太舒服。

       像我这样的人，最适合在大学里面做个安静美男，教中国文学，或者历史，或者中国文学史，不应当会有什么大出息。可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外交部的林总长，从此我的命运发生了改变。

       那时候我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管理员，主要的工作是新书登记编目。我很喜欢这个工作，每天和书打交道，闻着纸张和油墨的味道，没事儿的时候就看看书，偶尔过来说话的也都是熟人。我的办公室在北大红楼四十九号二楼，打开窗就看到波光潋滟的未名湖水面。窗前有一颗老桃树，初春的时候开满粉红色的桃花，暗香涌动，微风送暖，阳光透过密密麻麻的枝叶照到窗台上。我一般早晨6点到，先去锅炉房给自己打一壶开水，泡上一壶茉莉花茶。再去给李馆长打一壶水。我打水回来，一般采购部的毛先生就来了。毛先生湖南人，高高的个子，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他给我推来一车昨天进的新书，这也就是我一天的工作，我把书归类编号，按类别书名作者登记，快下班的时候，再把已经编目好的书，推到展览部上架。

       那天早晨我打好了自己的水，泡了茶，再来到了李馆长的办公室，看到李馆长已经来了，正在打电话，见我进来就放下电话，跟我说，你先别打水了，让你办件事。

       原来馆长安排了一个讲演，请外交部林总长给图书馆系的新生讲读书救国的道理，下个礼拜一的活动，馆长写了个日程安排，需要跟外交部办公厅的人商量一下，正在给我们行政处的人打电话，可是太早了，没人接电话，正好这时候，我进来了。

       我接过信，有点担心，我跟外交部的人不熟，我去了都要说什么啊？李馆长说，不用你说什么。你就把信交给办公厅的人就行了，其他事情不用你管。

       我下了楼到了大街上，叫了辆黄包车就往东交民巷跑。巧了拉车的车夫是个小伙子，身强力壮，二十里地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

        到了大门口，门卫把我拦住了，不让我进去，管我要北大图书馆的介绍信。我说馆长派我来的时候也没说还要介绍信啊。

       门卫说那不行，没有介绍信不能进。我说要不你打个电话让办公厅的人下来取。

       门卫打了，办公厅没人。我说要不你打电话让林总长下来取一趟。

       门卫瞪了我一眼，拨通了电话，马上满脸堆笑。

       门卫放下电话，说你上去吧，林总长的办公室在三楼，上楼往右，301。

       我上了三楼，往右拐，第一间办公室就是301，我敲敲门，门开了，却是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

       我挺奇怪，说我找林部长。姑娘说你进来吧，我叔叔去开水房打水了。

       小姑娘一身学生装，短裙，头发乌黑，大眼睛，长得好漂亮。转身回到桌前，在一张大纸上画什么，也不理我。

       我站在那儿有点尴尬，也不好坐下。偷偷看着姑娘的画，画得好像是房子、院墙、树，铅笔画，歪歪扭扭的，不怎么好看。

       这时候后面有人进来了，拎着一壶水。我一想这一定是林总长啊，赶紧上去接过水壶。林总长指了指桌子上的那个托盘，说谢谢谢谢，放到那就行了。

       我把水壶放好，双手递上李馆长的信，林总长看信的功夫，我顺手给他倒了一杯热水。

       林总看完了信，放到桌子上摆好，抬头看了看我，问我，小伙子，你叫什么？

       我说我叫什么，林总又问，你在李馆长那里是做什么的？

       我说我是图书管理员，主要的工作是编目。然后提纲挈领地把我的工作内容介绍了一下。

       林总客气地说，那你字一定写得很好了，我说不敢不敢，家父管得很严，字一直练。

       这时候姑娘一定是听到了，抬起头来，说先生，那你帮我在这写几个字好不好？说着，把她的画举了起来。

       我一看，姑娘画的是一个北京的四合院，白描，画好了就好看了，现在看上去干干净净，线条清楚，细节丰富，只不过看上去不像是画，倒像一幅我们图书馆里那些西方建筑书籍中的建筑设计草图。

       我转脸看林总，林总说：写吧写吧，正好我给你们馆长回封信，你带给他。

       姑娘吭哧吭哧开始给我研磨，又从笔筒里挑了一管小楷圆毫，递过来，指着画右上方的空白处，说，就写这儿。

       我接过笔，左手拉着右手的袖口，想了想，工工整整地写下五个字：人间四月天。

       姑娘吹干了墨迹，拿起字画，对着窗户看着，这时候林总过来，看了看转过来跟我说，你别说，你的字还真是不错。

       姑娘也说好，放下画儿，拉着林总长的胳膊，晃啊晃啊，说：你不是说你们办公厅缺人吗，你看车先生又会写字，还给你倒水，你就让他到你这做事儿呗？

       我吓了一跳，心里打起鼓来。我在想如果林总长问我我应当怎么说。我挺喜欢我现在的工作，又安静，也不累，还可以看好多新书，不用和生人打交道，采购部的毛先生都混熟了，李馆长对我也很好。可是外交部赚钱一定比我们多，听起来体面，父亲知道了一定高兴。

       我还没想好，林总开口说话了。我这还真需要个人，你看，我早晨上班还得自己打水，怎么样，车先生要不就到外交部来，我跟李馆长说？

       我的品性就这样，反应不过来的时候，从来不会说我需要时间考虑，喜欢假装决断。所以我毅然决然地回答到：好，只要李馆长同意，我愿意为先生效劳。

       林总长笑了，说：我就喜欢你们年轻人做事果断。那好，我们说好了，你回去把信送给你们馆长，其他的不用你说，我马上给李馆长打电话。

       我回去的时候，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了。李馆长接过信，跟我说林总已经跟他说了，他也同意了。他表示虽然他很喜欢我这个人，不愿意让我走，但我还年轻，外交部工作还是要比图书馆有前途。让我明天就去报到。又嘱咐我，现在中国正在发生大变化，要好好学习，为民族、为国家多做事情。

       我连连答应，给李馆长鞠了个躬，感谢他多年对我的照料。馆长说不要客气了，其实你一直以来对我也很照顾。你下午就不要做别的事情了，把手上的工作都交给毛先生吧。

       我回到办公室，毛先生已经在等我，一看我进来就过来用力握住我的手，摇了又摇，表示祝贺。他的手又大又温暖，一双眼睛炯炯有神。

       我问他工作交接的事儿怎么办，只有一个下午了。要不要我拿一本书，从头到尾做一遍，你看着，然后有什么问题我在给你讲？

       他说不用，他看过我做这些事儿，早就熟了。每天毛先生放下书，我开始编目的时候，他总要在我这坐一会儿，跟我聊天，讲一些湖南乡下农民生活的事儿。我以为只是我跟他学到了湖南农民的现状，没想到他也学到了我图书编目的事情。

       而且，他接着说，我从你去外交部这个事儿，受到些启发。我觉得我也不能在这里再干下去了。图书馆不适合我们年轻人。我们湖南老家，农村的问题很严重，农民生活很困难。我们几个朋友，在长沙有一个农民问题研究协会，我在这再工作一段时间，攒点儿钱就回湖南，我准备把这些人好好组织起来，看能不能做些事情。

       毛先生慷慨激昂，眼睛看着远方，志向高远的样子，深深地感染了我。我握握他的手跟他说再见。两个人说好不管今后怎么样，一定要保持联系。

我跟毛先生以后再也没见过面。我讲起这段往事，无非是想说一个道理，男人的一生，最重要的是要有机会站到一个属于你的舞台上。男人的舞台，比男人的能力要重要。有多大的舞台，就会做多大的事。就像我，一个害羞腼腆的人，本来应当一直在北大图书馆默默无闻地过一辈子。如果那天不是因为上班早，碰上了馆长找人给外交部送信，我们行政处的人没上班，怎么会让我去外交部；如果那天不是外交部办公厅的人上班晚，没接门卫的电话，我怎么会碰上林总长本人？如果不碰上林总长，我就不会去外交部工作，也就不会后来派到驻美公使馆做行政助理，直到十年以后，在驻英国大使馆做到三等秘书的职位啊。

       毛先生也一样，听说他回到湖南，如龙入海，很快就组织起了一个湖南农民生产合作社，把湖南的土特产卖到湘江两岸大小城市。生意一直做到长沙，再由铁路发展到上海、北京，一下子解决了农产品销售问题，提高了当地农民的收入，这个合作社后来也成为三湘地区最大的农副产品经销商，在长沙武汉还有多家食品加工厂。毛先生生意做大了，有专业的团队管理产业，自己超脱出来，在北京上海常住，读书写字。最好做诗，一连出了几本诗集，1949年还专门派人到伦敦送了几本给我。我读了他的诗，大多气势雄伟，意境优美，有时也有些淡淡的忧桑，有一首诗我记的半句，我以为是写我：“未名湖畔，桃花又开，你却不在”。

       女人就不一样，女人的舞台就是男人，嫁一个好男人，一辈子就有了靠山。林总长的侄女就是个例子，后来到美国留学，本来想学建筑，但那时候女人不可以学入建筑系，于是学习美术，旁听建筑课程。后来嫁给浙江来的老乡校友，却是真正学建筑的，很有才华。旅行结婚的时候周游世界，路过伦敦来看我，我请他们在唐宁街十八号喝的下午茶。小伙子彬彬有礼，神形俊雅；姑娘长高了，不再淘气，端庄文静。两年以后学成毕业，双双搬到芝加哥，后来先生成为美国东部很有名的建筑设计师，林姑娘帮她画画图，偶尔写写诗歌，在美国一辈子白头到老。当然后来的事情，我都是听外交部在美国的同仁们说的，我跟他们再没有什么联系。不过在伦敦的时候，有时候海风吹来浓雾，几天不见太阳，我就会想起那年春天，林姑娘让我给她写字，穿着学生装，在外交部三楼总长办公室的大桌子前，给我研磨时候的俏皮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