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抗戰的話題，年年重複，伏而又起。近來因張靈甫將軍遺骨歸葬遇阻而引起公憤，老話題遂又熱一輪。就事論事，VＯA在發動討論時以“抗戰英雄”還是“（共軍）手下敗將”對舉，頗不中肯。依區區筆者看來，張將軍兩者都是，抗戰英雄死於內戰，是國家民族的不幸（有的史料說當時華東野戰軍司令部命令為張找好棺木厚斂，與雙方眾多戰死者的斂葬有殊，如果屬實，所傳遞的當是此一信息）。應當看清的是，對這個議題的討論分在兩域，一是兩黨之爭論，二是史家的分析。

已故歷史學者黃仁宇先生本人曾是抗日軍人（國軍）。據他回憶，二十歲時逢抗戰初起，欲投筆從戎，曾考慮過是加入國軍還是投共。他能有此選擇，條件頗為優越，除了因為與當時號召抗戰的兩黨人士都有來往，也因為他身在南方。先父年弱於黃先生八歲多，抗戰中期在冀東參軍打日本，因身處淪陷區（依國民黨）或敵後（依共產黨）山村，不用考慮，只能加入八路軍冀東十三團。先岳父以投軍文化人的身份隨國民政府河北省主席從武漢到冀南抗戰，後因國民政府和軍隊撤出河北省，才轉而在當地參加八路軍。文學家王鼎鈞先生當時是中學生，為追隨國民政府，從淪陷區逃出，七、八年間關山跋涉，也是為了抗戰。這四個人的不同經歷，或可被黨爭者分頭引用反唇相譏；這四個人之間，他年相逢，卻何嘗不該握手言歡回首長嘆?

從史家的分析看，八年抗戰是中國人的苦難，可以說有甚於是中國的光榮。緊接着十年內戰而起，這場禦侮的苦戰苦勝不是任何一套形容詞可以全面概括的。反觀兩黨的高論，那倒簡單得緊，針鋒相對，如出一轍，無非是說我抗了你沒抗，我奮鬥到底你混到勝利。照兩黨爭論說抗戰歷史，不但足以令後世糊塗，就連參加過抗戰的一輩和他們的兒女怕也難畫清一幅全面的圖景。

筆者敢以鄙誠提出的一個視角是這樣的：無論當時領導抗戰的蔣委員長和接受蔣委員長領導的毛主席有什麼樣的城府，做過何種算計，他們的心機並不是浴血奮戰在正面戰場和敵後的國共雙方將士所能了解所應負責的。舉單方面的例子，就連第十八集團軍副總司令彭德懷將軍尚且不能預知毛的心思，從而指揮發動了“百團大戰”，獲得蔣委員長表彰，其他八路軍將士還用問嗎? 所以，爭表抗戰之功可以，但誰也無權論至唯我，否則將何顏面對千千萬萬友黨友軍戰死者的英靈。

以下再說抗戰之後以至於今的國共兩黨。

八九年六四事件發生後，在美華界人士對鄧小平和共產黨發表嚴厲批評。當時有年輕的華裔左翼人士罵那些老華人反共，罵得很不堪。其實批評鄧的人士中有些來自台灣，原本是不能忍受國民黨在台的酷烈統治才輾轉移民，故而到美後多年間都是批評國民黨的。記得在中文報紙上見過報導，那些歷經世事的老者感到不平的是：我們批評國民黨時，被說成“共諜”；而今一批評共產黨，又被罵成“國特”! 筆者對此印象深刻，因當時就聯想到到文革時“最高”的囈語，什麼這次文化大革命是國共兩黨長期鬥爭的繼續；沒想到北美華界也有人秉承這套不講道理的“道理”。按照那些永遠正確的激進者的邏輯，現代中國人只能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選擇一個；在兩黨同樣堅持由“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的一黨制度時，中國人就只能選擇專制制度啦。

然而，此後不數年間，隨着台灣的社會發展，特別是政治的演變，這套東西很快就過時了，再也說不通了。繼已故蔣經國先生強力主持開放黨禁之後，國民黨終止了“戡亂法”，落實憲政，還政於民，還軍隊於國家。在台灣大選中，國民黨落選，國軍處之泰然，絕不干預；國民黨再當選，浴火重生，真正成為憲政制度中的政黨。如今的共產黨領導人再也沒嘴說兩黨還有什麼“繼續”。天日昭昭，今天的國民黨已經不是昨天的國民黨。共產黨已經明確地、截然地落伍，完全不配與國民黨同日而語。

不需要在原來的國、共之間兩邊倒，必須擇一殉葬，這是今日中國人的幸事。如果還要劃線站隊的話，新的界線，要劃在憲政和專政之間，在現代化制度和古代化制度之間。這種選擇很可能是中華文明存亡絕續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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