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李大興《多少風雲逝忘川》
觀世閱人兩入情 滄桑殽亂盡收聽 半生魂夢知誰曉 非典少年李大興
附轉貼 李大興: 多少風雲逝忘川 作者：李大興 發布時間：2016-03-10 信息來源：社會學視野網 原文載於：《讀書》2016年3期 一 二〇一五年春天，我去北京東方新天地拜訪一位海歸的朋友，他在那裡的高層寫字樓上開一家投資公司。走在這個寸土寸金的地段，和走在芝加哥或者紐約市中心感覺差不多，倒有些讓人想不起北京。會完朋友出來，想確定一下方位，左右看看，不知身在何處，便去看電子地圖，忽然明白原來這裡差不多就是當年東單菜市場的位置。 那是我少年時隔三岔五就要來買菜的地方，那一天我就在這裡，如果我記得不錯，應該是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一日，周恩來靈車從北京醫院出來，緩緩駛過長安街，從東單往西至少到公主墳吧，不計其數的人為他送行。我本來是衣袋裡裝着網兜來買菜的，卻在馬路牙子上人堆里不知站了多久，肅穆又激動地見證了後來上歷史紀錄片的一幕。靈車隊伍走得很慢，長安街的兩邊，里三層外三層的人，有許多啜泣的聲音，更多人忍住淚水，目光發直，沉默地注視着。沉重的瞬間給人一種時間停止了的感覺，實際上不過幾分鐘，卻又仿佛是一次洗禮。 如今我們知道一九七六年是當代史上十分重要的拐點，從一月八日周恩來逝世，就開始得驚心動魄。整整一個星期，長安街上經常擠滿人，哀樂飄浮在空氣里。這是一代人里的第一次：人們不是響應號召，而是自發走上街頭；這也是第一次：一個人的死亡能夠引發這麼巨大的集體悲傷，其中蘊含着巨大的張力。生來淚點很高的我，越是覺得該哭就越沒有眼淚，但正在起鬨架秧子的年齡，而且那天也確實深受人群的感染。巨大的悲傷漫天倒海壓下的感覺是難忘的，雖然長大以後，我認識到悲情往往反映出深深的失望，不過集體無意識或者說民心的力量，真的是經歷過才會懂得。 隨着清明節的臨近，北京市民再次向廣場聚去，此時憤怒蓋過了悲傷，於是有了那首著名的詩： 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 最後一句“揚眉劍出鞘”膾炙人口，後來成為描寫著名女子擊劍運動員欒菊傑的一篇報告文學的題目，據說還進了中學課本，再後來很多人就不知道這句詩的出處了。 從三月二十八日起，我幾乎每天都在廣場上，抄寫詩與文章，聽那些慷慨激昂的演說，和人群一起激動。高度亢奮的狀態一直持續到四月五日，在這一段時間裡，空氣越來越緊張。好幾位在工廠當工人的朋友，因為是工人民兵，就忽然被集中到不知什麼地方去待命。後來有一位告訴我，她在勞動人民文化宮裡憋了好幾天，裡面的廁所不夠用，滿公園都是尿溺的味道。四月五日下午，我照例搭乘大1路去廣場，可是車到中山公園沒有停，直接把我拉到西單；我往回乘車，還是沒有停，一下就開到了王府井。我莫名其妙，感覺有點喪氣，就乾脆回家了。後來才明白，沒有停車是有原因的。當天晚上，在廣場上悼念周恩來、抗議“四人幫”的民眾遭到鎮壓，部分人被逮捕，他們中間不少人後來被釋放就成了（也確實是）反“四人幫”的英雄。不過，也有些另外的故事，比如說有一個十五歲的中學生跟着人群衝進了據說是工人民兵指揮部的那棟小樓，看見辦公桌上有一個小鬧鐘，就順手牽羊了一回。結果自然是被抓進去關了小半年。粉碎“四人幫”以後，他也去申請平反，被告知小偷什麼時候都是小偷，不過這次就不追究了。 一時間人心惶惶，各單位都在追查，學部（後來的社科院）是高級知識分子和老幹部聚集的地方，被重點盯着。四月的第二個星期里，時不時有陌生人在樓前樓後晃悠。樓里的青年大多數都是廣場常客，一個小伙子本來就有點結巴，這一下更結巴了；另外一個在外省農村插隊的，據說嚇得三天三夜沒睡着覺也沒敢出門，緩過一點勁以後，立馬逃回插隊所在地，積極勞動表現去也。生活往往高潮之後是低谷，那年春天這種感覺特別明顯。日子一天一天緩緩過去，報紙上反擊“右傾翻案風 ”如火如荼，生活中大人們都有些蔫與漠然，不知道是因為政治運動太多，導致人們再而衰、三而竭，還是雖然嘴上不敢說，心裡已經意識到自然規律誰都無可抗拒。天氣早早就炎熱起來，那年夏天悶熱反常，讓人煩躁不安，遠處的天邊顏色發紅，水裡的蛤蟆紛紛爬上了岸。後來不止一個人告訴過我，有一種要發生什麼事情的感覺，於是我知道自己的感覺並非荒唐無稽。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點四十二分，地動天搖。我醒來聽見母親在喊“快下樓！”我好像問了一句：“要穿褲子嗎？”回答只有一個字：“穿 !”人的潛能在災難來臨時會忽然發揮得淋漓盡致，我幾乎無意識地完成穿上褲子、從三樓衝到樓下的過程，等我恢復意識時已經到院子裡了。 天亮時人們聽說，唐山發生大地震。 二 幾天前，朋友轉給我一部據說是王小波生前唯一接受採訪的短紀錄片，在手機上看，聲音難免有些失真：在我的記憶里，他實際上說話的聲音更加沙啞低沉一些。但是他的神態真是一點都沒變：看上去有點疲懶，貌似心不在焉，時不時目光閃閃透出狡黠。採訪時他就這樣不緊不慢講着故事：“文革”中有個人被狠狠踢了一腳，受傷了，還傷得不輕。這個人想不通為什麼踢他，就不停地寫大字報，不停地問為什麼。那麼他傷着哪兒了呢？“龜頭紅腫。”王小波反覆認真地說了三遍，然後咧嘴一臉壞笑，黝黑的臉上露出一嘴白牙。然後他對採訪他的意大利記者說，他不知道這是不是黑色幽默，但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這個紀錄片據說是整二十年前拍的，我記得最清楚的，卻是他一九七六年的樣子。大地震後，北京幾百萬人大多數住進了防震棚。我家所在的學部宿舍，由於兩棟樓之間距離不夠，搭不了防震棚，於是居民作鳥獸散，各自投親靠友，我們就住進了大木倉胡同 35號教育部大院的防震棚。所謂防震棚，其實就是用鋼筋搭起一個巨大的棚架，頂部蓋上氈子。教育部大院前身是清朝的鄭王府，傳說是北京著名的四大凶宅之一，改成教育部後，西邊蓋起了辦公樓和宿舍樓，東邊幾進院子還都是平房。地震發生不久，在平房大院裡搭起了統一的大防震棚，每個棚里幾十家人打大通鋪。大院裡的居民自然不用說，外面的人好像也住進來一些，我們家在胡沙先生和王方名先生的夫人宋華女士幫助下順利入住。王方名是王小波的父親，邏輯學家。 大地震帶來的恐慌與悲傷漸漸過去，但日常生活還是半停擺的狀態。那年夏天是我第一次露宿，每天晚上大通鋪里此起彼伏的歡聲笑語或者吵喊叫罵，帶給人一種熱鬧嘉年華的感覺。那段時間回想起來還記得住的，不是在胡沙家打撲克，就是去王小波的屋裡下象棋。他那間獨處拐角的小屋又暗又亂，卻是院裡小伙子們的據點之一，飄浮着北京捲菸廠特有的帶點巧克力香的煙草味。王小波雖然把《綠毛水怪》給大家傳閱過，可是誰也沒想到他會成為一個著名小說家。當時他倒是以邋遢著名：瘦高的身材，空空蕩蕩不怎麼白的背心，嘴裡叼着半截煙，腳下趿拉着一雙拖鞋。在我看來，這副德行其實更加本真，祛魅的原意之一就是打破那些高大上的幻覺。地震剛發生時，學部宿舍流傳過的段子之一是：某單位道貌岸然的頭頭兒地震時穿着一條花內褲就跑了出來。那天早晨確實有不少人穿戴不齊就跑出來的，不過我印象里永安南里七號樓、八號樓的老知識分子都不曾失態。好像是馮至先生吧，天亮後，我看見他照例穿着府綢短袖襯衫，胖碩的身子坐在一個馬紮上，厚厚的眼鏡後面，目光有一點疲倦發呆。 雖然消息被嚴密封鎖，其實我們當時就知道，唐山這個城市整個被毀滅。不過生活讓人來不及去悲傷、去尋找真相。一夜之間，北京從政治中心變成一個求生、求安全的城市，人們更關心的是不要被倒塌的房屋砸死，搶購儲備足夠的水和食物。當生存變得更為緊要時，其他的一切風雲就忽然隱去痕跡。大人們忙着柴米油鹽，我卻興奮不已，每天晚上都溜出去玩到半夜才躡手躡腳地回到防震棚。 三 我在一九七五年曾經寫過一本詳細的日記，一九七七年的前兩個月也有日記，可是現在卻找不到任何關於一九七六年的記錄。我不知道是遺失了，還是當時根本沒敢寫日記，我比較傾向於後者。讀一九七五年的日記，我就看到自己當時已經時不時寫得語焉不詳。一半來自大人的教誨，一半出於本能，自我保護與自我審查意識不知不覺就浸透在文字裡。當然從中還是能夠得到一些信息：比如說我在重讀《約翰·克利斯朵夫》，也在讀《罪與罰》；在十五歲上，我自以為很成熟，也確實讀過大多數同齡人沒有接觸到的《赫魯曉夫回憶錄》、德熱拉斯，然而重讀一九七五年的日記，我當時頂多是有點約翰·克利斯朵夫式誇大的浪漫激情，背後無非就是少年荷爾蒙高漲而已。假如早十年荷爾蒙被激發利用，就催生成紅衛兵，抄家、大串連、打群架、拍婆子等；可是我生也晚，成長環境與經歷又有些不一般，於是走向了另一個方向。事實上，在那個政治無處不在的年代，在北京這個老百姓大都關心政治的城市，從老人到少年，傾向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區別只是說或者不說罷了。父母和他們的相當一部分朋友，自從批林批孔開始，私下裡幾乎不再掩飾對“文革 ”和“四人幫 ”的反感，只是大多數時候說得比較隱晦，不敢指名道姓。黎澍先生這樣生性耿直的黨內知識分子，會說得比較大聲露骨，張遵騮先生這樣從民國時過來的知識分子，會說得很謹慎而且引用馬列經典。 父親在主編《中華民國史》，但也非常關心時事，不少時候會在晚上帶着我去紅霞公寓串門。那是位於北京飯店後面、南河沿東的一個小區，在六七十年代的北京非常有名，住着一大批在職或賦閒的黨內外高級幹部和聞人。在那裡可以聽到各種小道消息，我想父親在相當程度上是衝着這個去的。我去過那裡的不少人家，印象比較深的是宋一平，他是父親四十年代在中共北方局青委時的同事，七十年代中期任學部負責人，後任國務院副秘書長。宋一平注重儀表，風度翩翩，說話謹慎，但是對父親似乎十分信任。他曾經問父親，有些話當着我面說合適嗎？父親告訴他：老四雖然年紀小，但是懂事，嘴也很嚴。大多數時候，他們聊天我在旁邊聽着，有時看本書，吃點零食。這樣的言傳身教是不可能沒有影響的，而且我在“文革”中從小學一年級起就一直輟學在家，沒有接受那個時代的革命教育，反而是讀着當時被禁的書成長。別的孩子天天背誦最高指示或語錄、寫大批判稿時，我卻在家裡拿個筆記本抄寫唐詩，自己編選唐代七律和七絕的選輯。學校里教的、報紙上寫的語言都沒有能在不知不覺中浸透，我很早就敏感於人們在家說的話和官樣文章的巨大差異，到了一九七六年，幾乎是背道而馳。夏天住防震棚的時候，小伙子們還在談春天的事件，那些被抓的人讓他們同情，甚至有點崇拜。我自己其實也有點遺憾：如果我不是因為不會騎自行車，就不會乘大1路，也就不會因為公共汽車不停就回了家，很可能我會在廣場親身經歷。我甚至想象自己被抓了會怎樣，想到這裡有一點點興奮，也有一些悲壯的感覺。我其實還在似懂非懂的年齡，不過男孩子的英雄主義，對外部世界的懷疑都是在那時萌芽的吧。當時並沒有意識到這二者對我的人生會有重要的影響，我一直覺得自己是很膽小的，少年時對喻培倫、陳天華的敬意也就是缺什麼想什麼而已。許多年後，發現自己有不靠譜的一面和不相信的習慣，雖然也容易造成困擾，不過生活得不那麼現實，對主流價值不那麼追從，有時還是很必要的。 防震棚的夏夜，躺在操場上數星星，在開闊自由的感覺中，越來越有末日狂歡的氣氛。大人們無論革命積極與否，在骨子裡其實都有迷信的一面。大地震本身是大災難，卻又隱隱預兆着更大的事情也許會發生。所以，九月九日中午，當收音機突然預報即將播出重大新聞時，很多人馬上就明白了。下午三點，哀樂響起，播音員的聲音無比沉痛…… 從九月九日到九月十八日毛主席追悼會結束，全國下半旗，所有人都戴着黑箍。生活照常進行，只是所有娛樂活動都停止了。我家沒有電視，有時去鄰居家看九寸黑白電視上的新聞聯播，見許多人在鏡頭前哭得死去活來。也許是因為學部宿舍里所謂“牛鬼蛇神 ”比較多吧，人們表情嚴肅，沉默寡言。那幾天很多家都是窗簾緊閉，朋友來家裡也是天黑以後躡手躡腳地到來，感覺仿佛又回到了“文革”初期那兩年。我在九月初剛剛從防震棚搬回家裡住，夏天玩得太多，心收不回來。一個多月天天打撲克，忽然不能打，讓我無法忍受。在一個月黑的秋夜，我纏着來家裡串門的朋友，打了一次撲克。 四 二〇〇四年的新年之夜，一位年輕朋友約我去酒吧，我到了之後才發現那裡就是長椿街，我在師大附中上學時曾經相當熟悉的地方，已經變得完全認不出了。酒吧位於地下，也許以前是防空洞吧？在暗褐色的燈光中喝酒，談詩與文學。年輕朋友的專業是鋼琴，詩卻寫得非常有才華。我們在一個夢幻般的夜晚迎來了猴年，如今又是一個猴年，朋友已是中年，相當著名的鋼琴家，好像不大寫詩了。長椿街也又換了一番模樣。我們是兩代世交，我依然清楚地記得，是在毛主席追悼會過後沒幾天，聽說了他的出生。不知是誰冒出一句：“希望他活在一個更好的時代。” 大人們關注的是之後會發生什麼，二〇〇七年，曾任《歷史研究》主編的李學昆來芝加哥探親，他告訴我黎澍在一九七六年九月中旬就說過“四人幫 ”最多一兩年後就會垮台。以黎澍和家父的交情，他們也想必有過類似的談話，不過他們說這些的時候應該不會讓孩子在場。黎澍家並不住在永安南里學部宿舍，而是在相鄰的靈通觀。那裡有三幢當時非常罕見的九層樓，黎澍住在最西邊一幢的八層，葉選平當時住在九層，他的夫人吳小蘭是吳玉章的外孫女。我的父親是吳玉章任人民大學校長時的校黨委成員且幫助他撰寫回憶錄，可以說是忘年交，因此和吳小蘭女士有些交往，偶爾帶我去她家串門。 我的家人從“文革”開始，作息時間經常晝夜顛倒，起床很晚。一九七六十月八日早上九點半，忽然聽到有人用力砸門。母親趕快起來開門，但見黎澍衣冠不整，揮舞着雙手衝進來大叫：“抓起來了，都抓起來了！”我們全家人都不禁跟着他歡呼起來，這是一個難忘的時刻，閉上眼睛，那個晴朗的秋日依然如昨。我們就這樣知道了“四人幫”被捕的消息，這個小道消息從那一天起像風一樣在北京流傳。 二〇〇六年秋，我讀到一篇《“四人幫”倒台的消息是怎樣傳播到民間的？》，文中提及黎澍和父親等人：“六日，首先是‘近水樓台’的中央廣播事業局內的人員，在晚十時電台被接管以後，一傳十，十傳百，迅速知道了。……當晚，從唐山返京的于光遠，從妻子孟蘇處聽到消息，不敢隨便相信。他約了黎澍，黎澍又約了李新，共同在大街上散步。四人分析了一番，確認消息是可靠的。于光遠回到家已是午夜十二時，他打電話給國務院政研室的同事李昌、馮蘭瑞夫婦，要他們馬上到他那裡去。于光遠見到他倆就說：‘五個人都抓起來了。’接着，他講了一些他聽到的事情經過。李昌夫婦回到家後，興奮得許久沒睡。”作者應該是採訪過當時健在的當事人如于光遠先生，可惜與我親歷的情景全然不符。半夜散步一事顯然不曾發生過，消息傳來的時間也是八日，而非六日當夜。事實上，六日當夜就“一傳十，十傳百，迅速知道了”的可能性很低，因為整個過程從當天晚上八點才開始，到第二天凌晨才告一段落。從常理推斷，這個過程是要嚴格保密的。父親的大多數朋友聽說這個消息都是在八日或之後，李昌、馮蘭瑞伉儷亦是他密友，如果知道得更早會電話通知的。我問過黎澍的女公子，她也記不得是否從葉選平那裡得到的消息。四十年過去，部分細節散失難以復原也是在所難免，後人所能做的，只是盡力又謹慎地描述歷史場景。 我就這樣經歷了一個時代的結束與另一個時代的開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