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争竞世界，作完全国民——“弃秦政法”与“去中国化”之辩（三）

上接《处争竞世界，作完全国民——“弃秦政法”与“去中国化”之辩（二）》

·       台湾经验的意义最为直接

王鼎钧先生的《文学江湖》（其回忆录四部的最后一部）是血写文字，透见心曲骨韵。书中自言“我本是内战的残魂剩魄，来到国民党的残山剩水……”，在台近三十年（1949-1978）间，求生求学、苦思问道、辩议荩谋，孜孜矻矻，小心翼翼，既要保身，又欲有为……回忆录所述大约仅仅是其不凡经历的一部分，已经透射出整个年代社会人心的变迁，以及各方努力的动因和业果，真真值得执帙重读，反复设身体念。

且看鼎公这部回忆所包含的三十年间台湾成长建设中有心插花与无心插柳的面面观——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外省人”与“本省人”的砥砺与磨合、“反共文学”与自由主义、特务统治与现代文学和艺术、戮力造势与无声演变等等，难以简短概括。极简而又极简言之：一面，国民党把中国语文带回台湾，实现了文化“光复”；一面，老总统蒋公在惊魂不定中（包括蒋经国在接班准备期中）对一切持自由思想的逆我者——其中既有绝不认同中共的“外省人”，也有早已植根台湾而追求各异的新生代——一概欲以“匪谍”待之，无形中宛然落入与大陆的红色恐怖（“无产阶级专政” ）对拼的一场专制竞赛；又一面，段落结局，三民主义的现代趋势不泯，自由主义在经济建设加国语文和历史教育的基础上终于开花结果，导向宪政理想的实现。

从这里我们看到台湾岛上人们思想认识的转变。这种转变终于成为一种主流，最终引来绿岛一片现代思潮张扬发展的风景，与后来蒋经国建设台湾的经济成就相伴成功。但其过程并不是由占踞社会权势的一方来操纵操作的，它是由社会各方贡献的努力（包括有意的与无意的，有摩擦有合和）的后果。其中应当有若干里程碑或转折点，如（本文所举非宽，仅笔者一时想到）：

一、雷震主编的《自由中国》提出“除了自由主义，反共没有理论；除了纳粹，反共没有方法。”与其说这是自由主义者的哀叹，莫如说是他们对以专制为能的当权者的警告——反共建国，前者是眼前朝堂之务，后者是民族未来目的，若是只能心心念念盯住反共，令其压倒一切，竟至成为目的，那就可能在自己掌权的环境里陷入跟共产党拼手段（比如在“向敌人学习”的口号下严密特务组织、赋予清治单位特权，施行思想控制、建设“笔队伍”，等等），也就是拼专制效能，结果使自己变成至多与纳粹等量齐观的党。

二、1970年雷震出狱后刚看了几份报纸杂志即惊叹“我这十年牢白坐了！”鼎公评曰：“唉！……我总觉得雷先生的台词应该是‘我这十年牢没有白坐。’”

三、现代诗歌绘画、乡土文学、电视广播、风俗流变等等现像背后有名的和无名的思潮先后不期而至，冲刷激荡，淹没了当局倡导的“反共文学”和“反攻小说”。

四、文学教授赵友培在1950年代初由文化当局开办的“小说研究组”座谈会上早已预见：“我们‘现在’写反共小说写不好，‘将来’由大陆上的作家来写，他们才写得好。”

四、蒋经国晚年，一面意识明确地在台湾结束一党专权，一面对大陆问题指出“亡共在共”，而不再要“学习共产党以打败共产党”。

……

总而言之，社会人群的思想不是权力方面能够控制到底的，海峡两岸都不例外。领导者可以起好作用也可以起坏作用。如果掌权者的用心（把初心和认识的改变都计入）合乎社会发展进化的要求，所谓“历史三峡”（唐德刚语）的通过就会比较顺利，反之，则难矣哉，因峡中激撞而要付出的牺牲代价就会更多。这是凡当国者皆应具有的历史感，缺少了这一条，全靠专制带来的治国效率（这种“效率”的最高范例还不是今日之中俄而是当年的德国纳粹和日本帝国），则了不起只是朝着错误的方向两只脚都踏在油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