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梯坎上面的重庆人

黄学章

重庆是我生活了三十多年的第二故乡。我最早是1968年夏末，乘坐《东方红4号》轮到的重庆。我记得，我刚到重庆“朝天门大梯坎”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

因为水浅，轮船只能靠在江中的囤船边。我只好扛着行李，随着人流走过浮桥，在满地鹅卵石的河床上，顶着重庆火炉的烈日，艰难拔行。这段路相当不短，到了岸边，我已汗透衬衫，精疲力竭，正在期盼出了码头就好了。不料猛抬头，一座高入云端的”朝天门”大梯坎，乘人之危般地挡在了我的面前。此时我已无招架之力，只好就地坐在行李上，用扇子勉强遮住烈日，稍事喘息。

两个重庆崽儿看到了我的状况，马上从梯坎上跑了下来，帮我扛起行李，爬上梯坎，又引我到一路电车站台。我连连感谢，他们却“没啥，没啥”地离开了。

后来我才知道，朝天门大梯坎不过是小菜一碟，较场口的“十八梯”、两路口的大梯道、小什字的“千厮门梯道”......才是令人生畏的大梯坎，还有什么“夺命天梯”、“绝望坡”、“夺命坡”等等，重庆人爱幽默，幽默得简直有点恐怖了。

重庆人热情，乐于助人，是世所公认的。显然，这与梯坎有关，因为梯坎上的生活要比平原上艰难许多，更需要互相帮衬和关心，而重庆人的哥们义气大概也就起源与此。

北方的梁山好汉，为了朋友可以“两肋插刀”，该出手时就出手。而重庆哥们为朋友“扎起”，哪怕“砍脑壳，敲沙罐“，也绝不“拉稀摆带”！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巴国”的巴蔓子将军，就在七星岗的梯坎上，一剑砍下自己的脑壳，以表示对自己的好朋友楚王食言的谢罪。现在，渝中区七星岗莲花池，渝海大厦下面还保存有“巴将军墓”。

可见，重庆人的耿直，守信，敢作敢为令人惊叹和敬佩，是有史为证的，但也有易冲动，偏激，和不善权变，而导致悲剧的另一面。

上世纪60年代遗留下来的沙坪坝“红卫兵墓园”，是文革武斗历史的实证。惨烈的往事，令人不堪回首，这固然是那个大时代的罪恶，但重庆为何能居全国武斗之冠？也与梯坎和大山造就了重庆人的袍哥义气，易于冲动的性格多少有些关系。

梯坎和大山还给予重庆人一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四面八方都不如我的感觉。所以，重庆人爱面子、争强好胜、自我感觉特好。

比如，对于窝在盆地底部的成都人，重庆人就一向看不起，认为成都人小气，”假打”，不耿直。可是讲究悠闲生活的成都人，也不是省油的灯，自诩为天府之国，文化底蕴丰厚，岂能服你穷山僻壤之地？于是，在重庆直辖之前，成渝对掐，就成了四川省的一道风景线。

记得在职之时，每当省协会通知到成都开会，就犹如赴鸿门宴一般。来到成都”物资宾馆”会议室，西边坐的是以成都为首的川西企业，东边坐的是以重庆为龙头的川东企业。双方唇枪舌战，互不相让，最后还是由坐在中间的省厅领导来拍板，说是一碗水端平，实质是偏向成都。梯坎上的重庆人也只好牢骚满腹而归了。

其实成渝两地的恩怨由来已久，早在三国蜀汉时期，诸葛亮和李严同为刘备临终的托孤大臣。诸葛亮坐镇成都独揽军政大权，李严却被排斥在重庆梯坎之上，被边缘化了好几年”。李严不服气，采取了一些争权行动 ，于是，成渝两地就对掐了起来。最后李严被诸葛亮撤了职，落得个郁郁而亡的下场。

可见，从那时起，梯坎上的重庆人，与盆底下的成都人较劲，重庆人常常是居于下风。

直到南宋时期，重庆人迎来了一次机遇。皇子赵惇先被封为恭王（当时重庆叫恭州），一个月不到，又即了帝位，史称宋光宗。宋光宗认为是“双重喜庆”，龙颜大悦，下旨将恭州晋升为“重庆府”，从此才有了”重庆”的名称。

可惜，赵惇运气太好了，当了重庆“直辖市长”（恭王爷），还没来得及上任，就连升n级，直接在杭州坐了龙庭，弄得梯坎上的重庆人空欢喜一场。我估计，“重庆府”充其量也就是个“计划单列市”而已，回来还得与成都人较劲。

重庆人真正扬眉吐气，应该是七百多年后的抗战陪都时期，从一个”二级乙等”的小市，一跃为大国首都，又是世界反法西斯的东方中心。当时全国政府、机关、学校、企业、工厂、各类人才，资源...，纷纷向重庆梯坎上集中。虽然发的是“国难财”，”隔江犹唱后庭花”，但也盛世辉煌了十多年。全国归心，举世瞩目，盆底下的成都人自然就不在话下了。

重庆人至今感念在心，对什么地方，广州也好，北京也罢都不服，就单单服上海。

其实，重庆的这一段辉煌盛世，也是仰仗的梯坎所赐，蒋介石就是看中了重庆的梯坎和大山易守难攻，固若金汤。否则，为什么不将陪都设在生活更为舒适的成都呢？

岁月悠悠，到了上世纪末的1997年，重庆直辖迎来了又一次机遇，这一次的特色是大开发，大建设，大上GDP。2015年全国经济已经结束了高速发展，进入”L型”下滑通道，但重庆的GDP增幅仍有11%，居全国首位。

虽然GDP跑在了前面，可是重庆人的工资、福利、退休金，无论是直辖前后，始终跑在全国的后面。这实在是一个无法用梯坎和大山解释的迷雾。与800年前宋光宗提升”重庆府”一样，重庆人没有得到实惠，感到了失望。

去年，我回了一趟重庆，城市变化的确令人惊叹，很多地方已经难以辨认。然而这快速增长的GDP中，多半是重庆人与梯坎大战的高消耗，甚至是负能量。大量的山头被铲平，沟壑被填平，梯坎变成了马路。

从照片上看，重庆高楼林立，小汽车川流不息，与北、上、广、深等一流大城市不相上下，但只要绕到大楼的背后，你还是会发现或低，或高的环境堪忧的梯坎。重庆人与梯坎的大战是无法取胜的。

四十年前，给了我一个”下马威”的朝天门大梯坎依然存在，但已岌岌可危，它已经被围在一个巨大的工地里，远远望去，车来人往，机声隆隆，禁止靠近。

重庆港多次撤了建，建了撤，重庆人与梯坎的大战仍在进行，耗费了多少民脂民膏？又创造了多少重复的GDP？这一次，大规模的重建，能解决客轮枯水季节停靠的技术问题吗？虽然所谓“量子卫星”都上了天，但我还是有点怀疑。

旅客下了船还得爬梯坎，固然令人沮丧，但更令人担心的是，在GDP的冲击之下，在金钱大潮的刺激之下，耿直，热心，诚信的重庆人还在吗？

我不禁再次向围在工地中央的朝天门梯坎眺望，当年在此梯坎上帮我提行李的耿直的重庆崽儿，哪去了？如今他们也应该是满头银发的老人了。

我祝愿，我祈祷，但愿他们永远健康快乐地行走在重庆梯坎之上。（2016年9月7日）